1949年4月，人在溪口的蔣接到宋美齡從美國打回來的電報，告知蔣要立即處置中華民國政府在海外的外匯。可見，在上海戰役前夕，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即已經開始布署中國銀行海內外銀行的去處。上海解放後，當時已經奪取大半江山的中國共產黨向美國方面主張先凍結中華民國的外匯，而此刻人在美國的宋美齡則發揮了關鍵作用。

1949年6月，國共之間的「搶匯大戰」逐漸進入巔峰，由於中華民國政府擁有著領取外匯的密碼，故而中華民國政府方面在這波搶匯大戰中逐漸占有優勢。根據中央銀行的檔案顯示，中共最後只拿到了其中的5%，而其他95%仍由中華民國政府掌控。

根據1949年6月中央銀行總裁劉功芸在辭職前夕所留下的外匯紀錄以及俞鴻鈞整理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民銀行等銀行的統計顯示，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的外匯總共有3.84億美元，換算成黃金共640萬兩，遠遠超過從中國大陸遷至台灣的黃金總數。同月，國府在廣東發行銀元券時，銀元券的準備金和主要流通的銀元也是動用了715萬美金的外匯來發行。

另據大溪檔案記載，在1949年8月底有約值20萬兩黃金的兩批外匯從美國經香港叩痔�灣。但是其餘絕大多數的外匯，國府都沒有領回。蔣經國日記曾說明，早年因害怕中共以繼承中國的名義強行接收中華民國的海外資產，所以當時有不少財產轉入私人帳戶，以規避中華人民共和國接收，但是中共接收的鋒頭過後，有人沒有歸還這些財產，國民黨方面表示：「蔣經國對於這些人的行為深感痛心，卻無法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