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碳政治”背后的“世界主义”理念的道德优越感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深深地潜藏在欧洲文明骨子里的种族主义情绪。今天，我们不理解欧洲人这种潜 在的种族主义的优越感，就无法真正理解“碳政治”以及由此带来的中、欧在经济贸易中的绿色壁垒，也同样无法理解欧洲人在人权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的态度和立 场。

　　在上述科学话语与环境政治相互建构的背景上，我们才能理解全球“碳政治”的起源和发展。尽管早在19世纪末，瑞典科学家斯万特•阿尔赫尼斯 (Svante Arrhenius)就提出温室效应概念，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各国科学家仍很少对气候变化问题进行系统研究。1972年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 议，虽然提出气候变化问题，但并没有引起科学家的关注。然而，恰恰是欧洲环境政治在20世纪80年代逐步兴起，全球气候成为政治辩论的话题，才推动了科学 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研究。

　　1988年，在欧洲人推动下，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同年召开的多伦多会议上，有关 气候变化问题科学辩论演变为国际政治辩论的一部分。紧接其后的1990年，欧共体代表在“第二次世界气候大会部长级会议”中首次提出保护大气层和控制二氧 化碳排放的主张，并提出立即开始“气候变化公约”谈判的主张，从而拉开《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谈判的序幕。在这个过程中，IPCC发挥了主导性的作用。

　　1990年，IPCC第一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确认了对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基础，直接推动1992年6月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上，各国政府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5年，IPCC第二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直接推动《京都议定书》的签订。2001年7 月，IPCC第三次发布的《气候变化评估报告》直接推动马拉喀什会议的成功。2007年12月，IPCC第四次发布《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之后，欧盟、澳大 利亚、瑞士等发达国家强调各国应基于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的结论来安排2012年之后全球减排的国际谈判。

　　需要注意的是，IPCC并不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而是一个有科学家参与的政治机构，其目标不是探索地球变暖的科学知识，而是对相关科学知识进行 综合并作出政治评估，即评价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同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该组织所发布的评估报告是以科学话语的面目出现的，其政治功能就 类似形形色色的国际经济组织和评级机构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