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启蒙的陷阱：为何“五四”跳过了元启蒙？

——启蒙演变与现代中国的一个结构性反思

赵晓

导语：一谈到“启蒙”，人们往往立刻想到“五四”。
但启蒙真的是一次可以被迅速完成的思想运动吗？

回顾百余年的中国现代史，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一个被忽略的问题：
启蒙是否存在层级？
又是否可能在救亡压力下，被迫加速，从而跳过一些更为基础的前提？

本文试图在理解“五四”历史处境的前提下，
对中国启蒙演变路径作一次结构性的反思，
讨论何谓“未完成的启蒙”，以及它对今天意味着什么。

引言｜为什么今天必须重新审视“五四”？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中，“五四”几乎成了一个不可触碰的符号。
它常常被视为中国启蒙的起点，
仿佛只要高举“科学”“民主”“理性”，
启蒙便自然完成。

但也有另一种叙事，
将中国此后的一切问题，
都简单追溯到“五四”，“五四”成了罪魁祸首。

这两种看法，表面相反，
实则共享同一个前提：
把启蒙理解为一个“原点”。

本文试图打破这一前提，指出：

“五四”既不是中国不幸的根源，
也不是中国现代性的完成；
它是一场在极端历史压力下发生的、
激进、加速、但高度不完整的启蒙尝试。

要理解“五四”，
必须先把它放回中国更长的启蒙进程之中。

第一部分｜启蒙不是一个点：“五四”之前，中国已在启蒙之中

历史学者已经发现，一个常被忽略的事实是：
中国的启蒙，并非始于“五四”。

就现代性启蒙而言，自鸦片战争以后，
中国知识界便已开始系统性反思一个根本问题：
世界为何如此不同？
中国为何在竞争中全面失势？

对宪政、法治、宗教、社会结构的理解，
并非“五四”才出现。
晚清一代思想者，
已对英美世界展开过深入观察与严肃思考。

例如，像 郭嵩焘 这样的人物，
并未把西方的强大简单理解为“船坚炮利”，
而是明确指出其背后的制度、信仰与社会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
辛亥革命本身，
正是这一早期中国现代性启蒙的阶段性成果。

因此，把“五四”视为“中国启蒙的起点”，
在历史上并不准确。
更准确的说法是：

“五四”不是中国启蒙的开始，
而是中国启蒙路径发生急转的关键节点。

第二部分｜“五四”的历史合理性：一次“被逼出来的启蒙”

理解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定“五四”。
恰恰相反，
只有承认“五四”的历史合理性，
后续的分析才具有处境性、客观性。

“五四”发生之时，
中国面临的是多重、叠加式的崩解：

• 国家秩序的持续瓦解
• 列强压力下的生存危机
• 传统权威体系的整体失效

在这样的历史处境中，
那些需要长期积累与缓慢展开的“慢变量”——
如信仰重建、社会演化、人论反思——
并非不存在其价值，
却在现实感受以及优先选择中显得过于奢侈。

取而代之的，
是一种强烈而真实的心理结构：

• 对救亡的极端焦虑
• 对渐进改革的高度不耐
• 对“立竿见影方案”的迫切渴求

因此，“五四”的激进，
并非出于狂热，
而是出于绝望；
出于“再不快就没命了”的求生驱动，
即学人们指出的“救亡图存”的生存逻辑。

正因如此，
“五四”必须被理解、被同情，
而不应被事后裁判、全盘否定。

李泽厚等学者指出，“五四”是启蒙，
但随后“救亡”压倒了启蒙。
然而，更贴近历史真实的理解或许是：
“五四”的启蒙，本身正是以救亡为目的展开的。
二者并非对立，
而是在同一历史压力下相互缠绕、共同推进。

第三部分｜问题的关键：”五四”并未意识到“启蒙是分层的”

问题不在于”五四”时期，国人要不要启蒙，
而在于它如何理解启蒙。

在“五四”语境中，“启蒙”主要被理解为：

• 科学

• 理性

• 民主

• 制度

这些当然重要，
但它们并非启蒙的起点，
而是成果层。

被整体悬置的问题，恰恰是更基础的那一层：

• 人是什么？

• 理性从何而来？

• 权力为何必须受限？

• 良心的终极依据是什么？

换言之，
“五四”并非天生反对元启蒙，
而是在极端时间压力下，
难以顾及进入这一层。

在随后的思想激化过程中，
又在俄国革命思潮的影响下，
启蒙进一步演变，走向高度激进化。

第四部分｜“非基运动”：一次关键但被低估的断裂

“五四”时期爆发的“非基运动”（约 1922—1927 年），
往往被简单理解为一场以理性名义展开的反宗教运动，
仿佛其核心只是“以理性对抗信仰”。

然而，其激进程度，
从当时流行的一些代表性口号中，已可见一斑。

例如，有人（李石曾）明确提出：
“有人类则无宗教，有宗教则无人类。”

类似的表述，在当时并非孤例。
蔡元培 也曾提出：
“宗教本于迷信，美育本于科学。”
而 陈独秀 也曾激烈否定基督教会的历史，
认为其“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都足以令人悲愤而且战栗。”

这些言论并非单纯的个人情绪宣泄，
而是“五四”时期反宗教思潮中的代表性语言，
反映出一种将“宗教存在”与“人类进步”直接对立起来的时代心态。

从思想立场上看，
“五四”确实以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为武器，
对宗教所被视为的非理性因素展开了愤激性批判。
但若从历史结构加以分析，
实际情况要比简单的“以理性反信仰”更为复杂。

其中当然存在狂热的反宗教情绪，
但更多反对的，
并非信仰作为终极问题本身，
而是当时被普遍想象为
与帝国主义扩张、文化侵略深度捆绑的宗教形态。

问题在于，
在这一高度激进、情绪化、并被救亡压力不断推高的思想氛围中，
原本必要而严肃的区分迅速被抹平了：

• 宗教形态与信仰本身之间的区分消失了
• 对信仰在文明史中复杂功能的理性判断退场了
• 对超越性秩序与人论问题的讨论被整体中断

其结果是结构性的：

• 元启蒙被整体性、简单而粗暴地拒绝
• 信仰、人论与超越秩序被一并排除出启蒙议程
• 启蒙被压缩为纯粹的理性与工具性问题

这一断裂，
并非源于深思熟虑的思想否定，
而是一种在救亡压力下、慌不择路中发生的
“整体跳过”。

第五部分｜从“救亡启蒙”到“工具理性”：一条越走越窄的路

当启蒙在救亡压力下被迫加速，
其内在逻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在“五四”之前，
启蒙更多指向对世界的理解：
理解制度为何不同，
理解社会如何运作，
理解人自身的处境与限度。

而在“五四”之后，
启蒙的重心逐渐转移：
不再首先是“理解世界”，
而是“改造世界”（以“救亡中国”为直接目标）。

这一转变，并非源于思想者的道德缺陷，
而是由现实压力所推动。
当生存被置于首位，
启蒙自然被要求“立刻见效”。

在这一过程中，
理性的角色不知不觉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它不再主要承担反思、限制与校准的功能，
而是越来越多地被期待
为动员、效率与组织服务。
理性，
从自我约束与审慎判断的工具，
逐渐转变为改造对象、追求结果的工具。

于是，一条熟悉而危险的滑坡逐渐形成：

·         理性，被理解为唯一合法的判断尺度

·         科学，被推举为不可质疑的权威

·         启蒙，被简化为一项可以被规划、加速与管理的工程

当信仰、人论与超越性秩序被整体排除，
理性便失去了参照系，
只能在效率与目标之间自我循环。

其结果并不是理性更强，
而是理性更窄、更单一；
不是启蒙更彻底，
而是启蒙更扁平、更工具化。

在这种结构中，
复杂的人被压缩为可被塑造的对象，
历史被理解为可以被设计与推进的进程，
而不同意见，
则容易被视为“保守”“落后”“非理性”或“阻碍”。

需要强调的是，
这一演变并非“五四”的原始意图。
但一旦启蒙失去了元启蒙的约束，
它便极易滑向
“以理性之名否定人的复杂性，
并最终走向理性自身的反面——高度激进化与制度性强制。”

这，正是激进启蒙最深层的陷阱。

第六部分｜“五四”不是终点，而是一场未完成的启蒙

——中国启蒙必须重新回到起点问题

正因如此，“五四”不应被简单否定。
否定“五四”，
等于否定中国在极端历史处境下
对现代性的真实尝试；
也等于否定一代人
在生存危机中作出的历史选择。

但同样必须承认，
“五四”并未完成中国启蒙的全部任务。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五四”启蒙得太多，
而在于它启蒙得太快、太窄、太急。
在救亡压力下，
启蒙被迫加速，
一些更为基础、却无法被加速的问题
被整体跳过。

而历史反复证明：
被跳过的那一层，
并不会消失，
只会在更高的代价中重新出现。

回望百余年的中国启蒙史，
一个反复出现的误解是：
仿佛启蒙是一场可以不断提速的工程，
只要方向正确、速度够快，
历史便会自动抵达终点。

但启蒙从来不是这样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可以被宣布完成的时刻，
也不是一次性的思想爆发，
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校准起点、
反复确认前提的长期文明工程。

从这个意义上说，
“五四”既不是中国启蒙的起点，
也不应被理解为其终点。
它是在极端救亡压力下，
中国启蒙路径发生的一次急转——
一次试图以理性、科学与制度，
迅速回应生存危机的激进尝试。

正因如此，
“五四”既值得理解，
也必须被反思。

真正需要被追问的，
不是启蒙是否足够彻底，
而是启蒙是否从正确的起点展开。
当信仰、人论与超越性秩序被整体跳过，
启蒙便失去了自我约束的基础，
只能在效率与动员之间不断加速，
并最终偏离其原本的方向。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需要“再来一次五四”，
也不意味着应当回到某种想象中的传统复兴。
真正需要的，
是补上那一层
被历史压力迫使跳过的启蒙——
对人的理解，
对理性的限度，
以及对终极秩序的重新思考。

回到启蒙的起点，
并不是倒退，
而是一种迟到的完成。

真正成熟的启蒙，
不是更快的加速，
而是对起点的重新校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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