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反賊群體，我們要怎麼鑑別，誰是真正的反專制，誰只是在野共？我給大家三個判斷標準。 第一，在野共只反壞權力，不反大權力。他們心裡想的其實是，中國本身沒問題，只是習近平這個人不行，如果把習近平的位置交給我，我一定能做得更好。但事實可能恰恰相反，任何一個普通人，一旦被放進習近平現在所處的權力結構里，缺乏制衡、沒有約束、沒有問責，這個人極有可能比習近平還要作惡多端。這從來就不是人品問題，而是人性問題。真正的反專制，反的應該是任何人都不該被放在那樣一個不受限制的位置上。 第二，在野共無法接受政治分歧。真正的民主社會，政治分歧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野共對分歧的反應往往是：你不同意我，你就是邪惡、愚昧、三觀有問題，你這個粉紅大外宣。他們這麼說的目的只是想通過道德審判，直接剝奪對方的話語權，一旦政治分歧被升級為道德問題，那麼討論就結束了，剩下的只有清算。這正是共產黨當年都幹過的事情。 第三，在野共從根本上是不信任人民的，他們對中國人的看法，其實和共產黨高度一致，那就是認為中國人是需要被管的。他們完全不能接受民主選舉可能會選出一個他們不喜歡的人，因為在他們心裡，他們認為自己才是正義的，自己代表真理，那些學歷、出身、財富方方面面都不如自己的普通中國人，怎麼配和自己擁有同等的政治權利呢！所以我們會看到他們這兩年歇斯底里的罵街行為，美國選出一個川普，他們立刻判決美國民主已經完蛋了，台灣民進黨連續執政兩屆，他們又立刻判決台灣是個劣質民主國家，其實本質上就是他們不能接受多數選民的意志和他們不一致。他們從來厭惡的都不是專制本身，而是自己竟然沒有成為那個最高掌權者，怎麼對得起自己的這一身的才華和本事呀！ 為什麼很多中國出來的知識分子，會非常自然地去擁抱西方左派呢？原因並不複雜，因為西方左派內部，恰好存在一套他們極為熟悉、幾乎可以無縫遷移的政治語言。這套語言的核心邏輯包括：結果正義高於程序正義、精英判斷高於大眾選擇、為了保護弱者可以無限擴大權力、為了防止傷害可以剝奪言論自由。對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來說，這套敘事不僅不陌生，反而極其舒適。因為這套敘事，完美復刻了中國傳統士大夫階層的自我定位，在中國的政治文化中，知識分子從來都不是普通人，他們是替天立言的人，是替百姓思考的人，是皇帝的腦子，人民的主子。在這樣的傳統里，政治就應該是一項由他們來設計和主導的工程，所以他們來到西方以後，一下就和西方左派惺惺相惜了。他們簡直是太適應了，完全不需要從頭學習什麼公民社會、妥協政治、程序耐心、權力制衡，這些最無聊的民主慢功夫，他們只需要換一個舞台，繼續扮演那個自己早已習慣的身份就好了。什麼身份呢？當然是那個“掌握真理、負責啟蒙、為眾人指明方向的民間領袖”！更重要的是，西方政治正確的話語體系，為他們的這種身份認同提供了極其豐厚的道德回報，不僅給予他們站在正義一邊的確定感，還賦予他們一種可以合法俯視他人的道德優越感。在這種結構里，他們天然就認為自己是更進步、更清醒、更正確的人，這種感覺真是太棒了，那種站在道德高地上審視眾生的感覺，簡直像是一次加冕，沒錯，他們已經成神了。 所以說在野共真正嚮往的，從來都不是民主社會，他們只是想要一個由他們來定義正義、由他們的制度來執行他們所謂正義的世界。這和共產黨早期那套精神一模一樣：真理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群眾只需要被引導。唯一的區別在於，共產黨的真理叫階級鬥爭，而在野共的真理叫進步價值。這些在野共一旦在海外獲得一點話語空間，他們就會迅速做三件事。第一件事，清洗陣營：從討論觀點退化為審查立場。他們不是看你說了什麼，他們先審查你是誰，你的立場有沒有問題，如果你的身份被他們判定為有問題，比如你曾經是體制內的人，那你的任何論證都會被自動判定為別有用心。這一步的目的是用陣營純潔性，替代公共理性，讓你沒有資格說話，只能單方面地接受他們的審判。第二件事，製造敵人：把異議者變成道德污染源。清洗完陣營以後，下一步他們必然是要製造敵人。因為一個以正義自居的群體，必須要解釋為什麼會有人反對他們？所以他們只能把反對的人全部打成敵人，因為你壞、你是粉紅、你是大外宣，你是川粉，你認知低下，你出身太差，一旦你被他們的這些標籤貼上，等待你的就是被清洗。第三步，怎麼把你消滅呢？利用平台功能封號、禁言、舉報、限流，利用自己的影響力發動無知信眾造謠、騷擾，把你趕出輿論場，再極端一點代表正義肉體消滅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