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翔

最近關於《南京照相館》，炒得熱火朝天。對於這類題材，幾乎是全民性的一邊倒的熱烈支持。原因太多，這裡不做評論。有時候我在想，人類的生命，被誰來折磨和虐待，差別還是很大的，背後的價值判斷標準和尺度也是。人類生命的價值和活着的意義，很多時候有非常不同的解讀。朝鮮戰爭時的被俘和釋放回國的軍人、戰死的士兵，以及在一次次內鬥中被處死的無辜生靈——這些都指向一個更深層的現象：在關於國家創傷的公共討論中，社會對二戰時期外部暴行（如日軍的侵華暴行）及歷史對手的錯誤（如國民黨的某些行為）津津樂道，卻對執政期間的內部創傷（如歷次政治運動、階級劃分帶來的迫害、1989年六四事件、劉少奇等人的非正常死亡）保持系統性的沉默與選擇性失憶。

這種敘事反差並非偶然，而是政治主導下的歷史建構、道德彈性和個體生存策略相互作用的必然結果。以下從權力控制、道德工具性與個體選擇三個維度，結合歷史案例、心理學理論及全球比較，深入剖析這一現象的機制與影響。

政治權力對敘事系統的構建：從合法性鞏固到全球話語權爭奪

國家創傷敘事首先是一場政治鬥爭，核心在於鞏固執政者的合法性。通過放大外部暴行（如南京大屠殺），執政者將民族的道德憤怒和創傷記憶引向外部，確立“民族解放者”與“救世主”的歷史地位。這種策略成本低、收益高，能迅速凝聚人心。相比之下，內部創傷（如1950年代反右運動、1960年代文化大革命、1989年六四事件）直接威脅政權道德基礎與穩定性，因而被劃為“歷史禁區”，通過審查制度（如互聯網防火牆、媒體自審）實現“靜音”或清除。

這種自上而下的控制塑造了被規訓的集體記憶。人們不是自然遺忘，而是被教導如何遺忘。公共空間對敏感事件的每一次沉默，都是對權力敘事的再確認，最終內化為“自我審查”，阻礙內部創傷的代際傳遞。權力主體高聲譴責外部殘忍，絕口不提內部暴行，以實現政權穩定與合法性的最大利益。

在當代，敘事控制已從國內延伸到全球話語權爭奪。藉助“百年屈辱”敘事（如鴉片戰爭），中國將自身定位為“崛起中的受害者”，以合法化外交與經濟政策。內部創傷的討論則通過海外壓力（如孔子學院或外交抗議）被壓制。例如，2020年代的香港國安法與新疆議題被轉化為“反恐必要措施”，質疑者被貼上“反華勢力”標籤。這種全球化的敘事工程雖有效，但風險在於信息壁壘鬆動時，壓抑記憶可能引發社會動盪。

全球比較顯示，類似現象並非中國獨有。蘇聯對斯大林大清洗的沉默、納粹德國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宣傳操控，均服務於政權合法性。中國模式更注重“集體記憶規訓”，通過學校教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代際傳遞外部創傷，而內部創傷則被“歷史真空”取代，阻礙社會反思與和解。

道德與殘忍的“工具性”：從人性弱點到制度化麻木

選擇性創傷的背後，是人類道德彈性和人性弱點在極端環境下的暴露。道德排斥（Moral Exclusion）是核心機制：通過“階級敵人”或“反革命分子”的標籤，執政者將特定群體非人化，使其被排除在道德關懷之外。對這些群體的迫害不再是道德敗壞，而是“革命正義”或“清除異己的必要手段”。例如，劉少奇作為國家主席在1960年代末的非正常死亡，反映了系統性道德脫離（Moral Disengagement）：施暴者通過擴散責任（“上級命令”）、最小化後果（“歷史必然”）和受害者責備（“他們是敵人”），為殘忍行為辯護。

“平庸的惡”（Banality of Evil）進一步揭示普通人的角色。文革中的紅衛兵或大躍進時期的基層幹部，多是盲目服從權威的“平凡官僚”，而非天生惡魔。事後，為維持心理平衡，他們選擇性遺忘自身作為施害者或沉默幫凶的角色。承認內部創傷意味着面對複雜矛盾的過去，挑戰曾相信的權威，這帶來巨大的認知痛苦。相比之下，譴責外部惡、擁抱“善惡二元”世界觀，是人類維護認知舒適的本能反應。

在數字化時代，社交媒體算法強化外部敘事（如抗日劇集），壓制內部討論（如六四回憶），加劇集體麻木。全球比較中，盧旺達大屠殺或南非種族隔離的道德排斥機制類似，均通過標籤化合理化殘忍。中國獨特之處在於“工具性道德”的制度化：道德成為服務權力與生存的工具。長遠影響是社會道德退化，催生“犬儒主義”文化：人們知曉真相，卻選擇沉默，以維持心理與社會平衡。

個體的“靈活選擇”：從生存適應到潛在抵抗的種子

個體在創傷敘事中的表現，是基於安全的理性生存策略。普通人優先考慮生存三角：安全（避免政治風險）、社交（獲得群體認同）、情感（通過譴責外部宣泄情緒）。追問內部真相可能導致被視為“異議者”，面臨職業、社交甚至人身安全風險。因此，附和官方敘事成為最優解，帶來政治安全與情感宣泄。例如，文革後，許多人選擇“失憶”，融入改革開放的“繁榮敘事”。

數字化時代為這種策略帶來裂縫。社交媒體雖受審查，但海外信息（如2022年白紙運動的記錄）通過VPN或僑民傳播，打破沉默。年輕一代通過匿名平台或海外教育，漸生質疑，播下抵抗種子。心理學上，這是“習得性無助”與“適應性彈性”的博弈：高壓下，個體優先“流動”於安全路徑，但信息全球化可能重塑道德底線。

全球比較中，美國對越南戰爭的反思、德國對納粹歷史的“罪責教育”，顯示直面創傷可促成社會癒合。中國若持續壓制，風險是“創傷代際循環”：未處理的內部創傷，可能在經濟衰退或社會危機中爆發為更大動盪。

從選擇性沉默到可能的敘事重構

選擇性創傷是權力、道德與生存的複雜鏡像，證明人類在極端環境下的脆弱：權力塑造敘事，道德屈從工具性，個體優先適應。但這並非宿命。隨着信息全球化和代際更迭，沉默壁壘正悄然鬆動。直面完整歷史，不僅是歷史責任，更是實現民族和解與人性提升的必經之路。創傷敘事不僅是過去的記錄，更是塑造未來的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