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 李 郡

尼泊尔政坛的突变，让人联想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模式并不适合其他国家。中国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结构，它的运行，依赖于中国特有的历史与文化土壤。放在世界其他地方，却很难生根。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塑造了中国社会的集权逻辑。中原像一座巨大的文明熔炉，周边民族，如，匈奴，鲜卑，蒙古，和女真等民族，最初往往桀骜不驯，充满活力，但一旦进入中原体制，接受汉文化的浸润，就会被逐渐驯化，学会服从。中央集权不仅是一种政治安排，更是历史、文化与心理长期积淀的结果。

然而，在中国之外，这种历史环境并不存在。南美的殖民遗产，非洲的部落格局，南亚的宗教与种姓秩序，中东的宗教—部落权力纠缠，都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忽视这种差异，把中国模式生硬移植过去，往往会遭遇排斥。巴西人无法接受中资工厂里的“没日没夜”，非洲人不理解为何要如此辛苦地工作，尼泊尔的“防火墙”更是刚刚推行就被民意推翻。一带一路沿途，许多投资成了沉没成本，也在提醒这种模式的局限。

回望这些年，中国投入巨额财富推广“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试图把自身经验当作普遍方案。结果却是影响力逐渐收缩，从欧洲退到西亚，再退到中东，最后退回东南亚和家门口。曾经的“G2”地位，转眼间只剩下在北京的礼宾场面。

说到底，中国模式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本土能维系，但很难走出国门。更重要的是，今天人类发展的方向越来越清晰：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经济上的市场开放。这条道路已被欧美日的经验反复证明。而中国依旧停留在集权与干预的逻辑中，与世界潮流渐行渐远。

尼泊尔的政治风云，不过是一个缩影。它提醒我们：中国模式或许还会适合在本土延续，但它不是世界的未来。未来属于更加自由、更加开放的制度形态。中国还是把国内自己的事情先搞好，让年轻人有充分就业机会，实现全社会免费医疗，缩小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这样的中国，才能赢得世界的尊重，和国人的热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