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影：特朗普主义冲击波正在遍及全球，更多的人不再把特朗普当作一个商人、一个业余政治家，而是认真思考他作为历史性政治家的可能地位。 过去几周，对特朗普主义的批评声浪有所降低。伊朗福尔多核基地落下的地堡炸弹，为中东安全秩序的重构敲下了最后一颗钉子。随之而来的两场战争（伊朗以色列、刚果卢旺达）的停火与调停，打破了人们对“特朗普主义是一种孤立主义”的误解。在国内，特朗普政府赢得了数个重要的法案判决，“大美丽法案”也赢得参议院程序投票，被特朗普视为其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环有望落地。随着TACO破产，美国股市收复了关税战之后的全部失地，创下历史新高。 很明显，特朗普主义的冲击波正在遍及全球，其印记已经不像第一届那样容易被抹去。更多的人不再把特朗普当作一个商人、一个业余政治家，而是认真思考他作为历史性政治家的可能地位。 特朗普冲击波激起了自由主义左派（也即进步主义）最强烈的愤慨和最深刻的焦虑，其强度大大超过了以往历届右派政府——从里根到小布什，左翼批评从未如此充满道德焦虑与文化恐慌，民主党的反击也从未如此无力。这样的情绪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更本质的问题：批评者真正担忧的，到底是特朗普主义对保守主义的践行，还是对保守主义的突破？在传统右翼，对特朗普的批评也从未停止，例如共和党建制派、新保守主义圈，他们将特朗普视为对保守主义传统的背叛与破坏。 那么，特朗普主义到底是不是保守主义？ 在现代政治光谱中，保守主义（也就是自由保守主义，与自由进步主义相对）是多种立场的集合体，但归根结底，它更是一套关于权力边界与自由程序的价值体系。论断特朗普主义是否是保守主义的，必须回到这个角度，而不在于他三婚、不去教堂、撒谎、不得体之类个人特征。 当然，每个时代，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争论的焦点都不尽相同。如果不怕过于简化，我们可以把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的斗争分为三个阶段。二战之前，核心是政治道路之争——什么样的政府体制才是合意的政府，君主制、宪制民主、纳粹主义、共产主义互争雄长。二战结束到1990年，斗争焦点转到经济制度，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较量。1990年之后直到现在，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主要战场则变成了文化领域，体现为文化道路之争。 到了今天，随着西方自由社会在经济与国力上占据压倒优势，自由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已经不再来自外部敌人，而是来自内部，尤其是以进步和平等为名的大政府对民间自治空间的侵蚀。埃德蒙•伯克在《法国革命论》中揭示的矛盾，如今依然是争论焦点：当人们忘记有限政府的必要性时，暴政就会以各种美好名义悄然出现。 在特朗普冲击波到来之前，当代保守主义面临的特殊困境在于，进步主义已经通过行政国家、司法造法与文化机构的渗透，构建起一套以社会工程为核心的治理方式。从教育文化到国际事务，进步主义正在塑造一个追求一致性的世界。在这种背景之下，特朗普主义横空出世，迄今没有退潮的痕迹。 那么，它到底是传统保守主义的现代践行，还是对传统保守主义的背离？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突破各种情绪化的喧嚣，直接审视特朗普政府、尤其是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具体政策本身。 特朗普政府所推出的主要政策，可以分为四大领域，18个子领域与77项具体政策：文化社会、经济、政治、国际。得到新闻媒体最大关注度的政策实际上只占全部政策的12%，其余88%的政策更加重要，却没有得到充分关注。这些政策与保守主义传统主张有什么异同呢？ 文化-社会领域 特朗普主义在文化-社会领域的政策常常被进步主义简化为民粹煽动，但事实上，这个领域的政策却完美契合保守主义的传统。如果说有什么差别，在于特朗普在这个领取采取了有攻有守的战略战术。这个领域的争论中文世界关注不多，但却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最大重头戏，涉及到8个子领域，32个具体政策。 1．移民政策 其中引发巨大矛盾，且推进力度最大的政策，首推移民问题。 在传统自由主义的观念里，社会是由原子化的平等个人组成的，他们通过社会契约组成社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应该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移民，不论他们是通过合法手段还是非法手段进入美国。从选票计算角度来看，移民团体构成了民主党的重要票仓。不论是从理念上还是政治计算上，实施过分宽容甚至纵容的移民政策一直是民主党的选择。在拜登时期，非法移民数量高达千万之巨。 而对保守主义来说，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是由一个一个小有机共同体以共和主义的自治方式连接在一起，构成了社会。公民身份不仅仅是法律身份，更是共享价值观与历史传统的纽带。美国作为新教徒梦想建立的山巅之城国家，放任文化异质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美国将“国将不国”，不再是那个保守主义愿意去认同的社会（亨廷顿）。因此，要求 “在投票站提供公民身份证明”、推动 “快速驱逐非法移民”，既是对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主权这一保守主义基本范畴的重申，也是对民主党传统票仓的打击。 特朗普政府在此领域采取了多项强力措施。例如，上台伊始就推动边界墙建设，使非法移民入境人数从百万人水平降低到零；5月30日，最高法院允许特朗普行政令撤销53.2万名古巴等国移民的临时身份证；6月23日，最高法院以6:3的裁决允许将非法移民驱逐到第三国；6月28日，最高法院在关于终止出生公民权的司法审判中，不支持地方法院发布全国性禁令。 6月28日的判决相当重要，也一定会进入未来的司法史。它不仅影响出生公民权问题，也影响其他两党争议政策的司法裁决，更重要的是，不仅影响本届美国政府，也影响未来各界政府，可以算是行政权力与司法权力界定的一个重要进展。实际上，民选行政机构与不经民选但秉持法律专业性的司法机构，它们的权限应该如何划分，如何避免司法恶变为党派司法，如何约束行政机构滥权，在200多年前费城制宪会议中就是论争焦点。 “民选”本身并非压倒性的力量，说到底，它只是一时的政党胜选结果，而爱德华•柯克爵士为普通法辩护时候所谓司法的技艺理性，却是无数代人漫长历史博弈中沉淀的实践智慧。只要司法坚持专业性司法，那么，就是这些实践智慧就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正当性，不应以“未经民选”作为否定的理由。话说回来，如果司法在能动司法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就是对传统技艺理性的背叛，更多反映这一代法官、或者这一个法官的认知，从而丧失自己的权威正当性。在这次判决中，多数大法官坚持，司法不是对行政的监督，而是裁决案件，地区联邦法院不适宜出台全国性禁令，否则就侵入了民选行政权力的地盘。 2. 教育与 DEI 政策 进步主义文化在教育、文化、媒体、娱乐、企业届早已树大根深，近年来通过DEI、Woke、跨性别文化、政治正确等运动不断攻城略地。 哈佛等高校将 “种族配额”“性别理论” 纳入必修课，推行单一意识形态，其教授的党派注册99%为民主党。这与保守主义捍卫的 “学术自由”（即免于政治干预的自由）相悖。保守主义强调知识生产的中立性，反对将高等教育异化为政治宣传工具。特朗普政府希望教育从 “社会工程工具” 还原为知识传承场域，从民主党后备力量培养基地退役。 教育从源头提供养分，而实践中的福利共同体则是进步主义文化攻城略地的主要机制。在这一机制中，政府设立相关官僚机构推广（如国际开发署），议会出台法律提供法律依据，财政拨款提供财力支持。其中涉及的财务支出许多流向左翼民间组织，与高福利政策一起，构建了支持民主党政策的福利共同体生态，覆盖人数众多的外围民众，再与左翼富豪一起反哺左翼组织，捐款出力，塑造超强动员力。如此形成的闭环威力强大，在奥巴马-拜登政府时期大见成效。 这一届特朗普政府对此祭出了如下反制政策包括：废除联邦政府 DEI 项目、裁撤国际开发署、废除教育部、恢复军队的跨性别禁令、取缔未成年人变性手术、禁止跨性别女人参加女子运动、倡导企业家废止DEI实践、要求大学回归 “纯粹学术”等。这些措施大部分得到落实，最新消息也指出，经过多日僵持，政府与哈佛大学的谈判也已经有所进展。 3. 医疗与生育政策 在医护与生育领域，传统保守主义在堕胎问题上持有强烈立场，与现代女性主义产生激烈对抗。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战术性妥协，避免主动推动联邦层面的禁令，而是将权力交还给州政府。这不仅体现了保守主义的审慎原则，也在政治计算上避免失分。特朗普希望通过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支持州级限制法案，逐步恢复对生命权的司法保护。类似的战术特点也体现在保护儿童免受未成年人变性手术侵害、持枪权等方面。 特朗普在文化社会领域还推出了涉及治安、气候、医疗、文化等领域的20项政策，包括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改革卫生医疗部等，也都符合保守主义思潮的普遍倾向。 经济政策领域 在经济方面，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常被批评为非正统的保守主义，其力推的“大美丽法案”也被多位保守党议员杯葛，认为其在削减开支、控制赤字、改革美联储等方面没有达到激进右翼的要求。然而，其大部分核心条款保持了对小政府、低监管核心原则的坚持。 1. 减税与减支 “大美丽法案”将企业所得税维持在 21%，个人所得税最高边际税率维持在 37%，同时新增多项减税，如小费免税、加班费免税、汽车贷款利息免税，并提高标准扣除额、儿童税收抵免额、SALT 扣除上限等。 进步主义对此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减税的主要受益人是富人，加剧了社会不公；第二，削减医疗补助、食品券等福利的工作要求，属于漠视穷人痛苦的“冷酷无情”。 对于第一点，高收入阶层是主要的税负承担者，低收入阶层要么很少纳税，要么属于转移支付的净收入方。美国低收入家庭零缴税与未申报纳税之和合计大约占总家庭数的44%~60%（各年有波动），他们缴纳的主要是养老保险金（雇主承担另一半）与州与地方税，金额不大；同时，最低1/5组别居民的收入中，55%来自于政府转移支付，次低的1/5组别也有30%的收入来自于政府转移支付。相反，最高的1/5组别所得税率达到 25%，人均年纳税约 63,250 美元，纳税额占联邦所得税的63%，加上次高的1/5组别，合计占90%；其中最高1%收入组承担了28%的联邦收入税。这种情况下，减税政策必然让更多的税负降低落在前2个组别的人身上。保守主义珍视财政平衡思想，认为税收不仅是财政工具，更是权力边界的度量衡，也是经济活力的推进器。减税的直接受益者是收入靠前的两组人，但更重要的二阶效应下，全社会都是间接受益者。 对于第二点，特朗普从第一届执政失败中吸取的教训不足，避免直接攻击奥巴马医改政策，转而通过增加领取医疗补助和食品券等福利的工作要求，对提高福利体系效率提出要求。保守主义强调福利应是 “暂时救助” 而非 “永久依赖”， 最终需要依靠扩大就业市场，给更多人提供工作来帮助受助者恢复其自主性。对于接受救助的人来说，大政府福利有可能是隐性陷阱。约翰逊“伟大社会”工程的实施，中断了黑人群体的社会地位上升之旅，恶化了黑人社区状况，黑人经济学家索绪尔对此有很多尖锐分析。 “大美丽法案”没有达到保守派2025规划中希望达到的企业税15%、更有力度的个人所得税减免的目标。与此同时，在减支方面，受限于国防开支扩张、维持奥巴马医保政策、DOGE削减成本低于预期等因素，降低赤字力度也不达目标。控制税收的最好方法是控制政府规模与开支，对于这一点特朗普政府从理念上没有疑义，但实现起来难度颇高。 2. 能源与科技 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推动 “能源独立”、削减绿色能源政府补助、推动核工业发展，符合保守主义的一贯主张。这并不是否定环境保护，而是反对以 “气候正义” 为名的激进干预 —— 欧盟的碳关税、激进环保主张，正是欧洲工业衰退的核心原因之一，为在美国实现再工业化与供应链安全，特朗普选择了相反的道路。 政治领域 文化与经济政策的最终落脚点，或者说，整个特朗普主义的最终落脚点，是希望在政治领域赢得面对民主党的优势。共和党自认为是一个低参与度的政党，也就是说，其基本盘多集中在骈手胝足、打拼生活费的劳工阶层（共和党活动家查理•柯克所谓“焊工、服务员与水管工”），对政治参与热情度不高。相反，民主党是高动员的政党，依靠大学、文化届、福利政策受益者等团体对政治的高度参与热情，往往在选举中占据优势，更不要说选举程序漏洞能够被民主党更好地利用。 2021年1月6日的国会山事件，民主党将其视为特朗普毫无根据地质疑选举存在大规模选举舞弊，煽动支持者的结果，而共和党则认为2020年的大选存在不容忽视的选举程序漏洞，国会山事件是支持者表达义愤的爱国举动。特朗普本次复归白宫，迅速特赦了上述事件的参与者，并进一步认为，要避免类似争议重演，更重要的是要让美国选举制度运行在程序正义的基础上。 特朗普推动的 “选举合规议程”（如要求选民 ID、限制邮寄选票、使用纸质选票、在选举之夜清点所有选票）正是这一考虑下的组合拳：选举制度的核心是 “防止权力篡夺”，而非 “最大化投票率”。 在法官Watch判决的支持下，各州从选民名册中删除了500万个名字，它们由于死亡、搬迁本应失效却继续躺在名册中。诸如此类的基础工作，保守主义者希望将美国大选的合规水平提升到其他国家的水平。 国际安全秩序 特朗普的国际政策受到的批评一点儿也不比其国内政策少，而是更加广泛、持续与激烈。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它被标签化为 “孤立主义”，伤害美国长期战略利益；第二，它放弃了民主外交传统，对传统盟友强硬，却与独裁者言欢，损害了盟友信任与保卫美国利益的力量。 但将特朗普主义归类为孤立主义并不正确。在动用武力方面，他下令狙杀了苏莱曼尼，也指挥了对福尔多地下核设施的轰炸；在追求和平方面，虽然未能调停俄乌停火，但确实调停了印巴停火、刚果卢旺达停火、伊朗以色列停火——这并非一个孤立主义总统应该有的样子。 至于放弃民主外交传统，更准确地说，是对自由主义干预主义外交的拒绝（参见本专栏文章《特朗普的国际秩序：从山巅之城到丛林现实》）。从亨利・基辛格的 “现实政治” 到米尔斯海默的 “进攻性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始终认为，国家间关系的本质是权力与利益的博弈，而非价值观输出。特朗普的原话说，“近年来，太多的美国总统都被这样一种观念所困扰，即我们的工作是审查外国领导人的灵魂，并利用美国的政策对他们的罪伸张正义”。这样的政策理念，让美国浪费了巨大而宝贵的国力，在各国赢来普遍的反美情绪，对于增进美国国家利益并无所得。 相反，特朗普设计的国家安全秩序有四个支柱：欧洲守、中东攻、聚焦东方、单边主义。要求北约盟友增加军费（在最新北约峰会上得到欧洲各国认可）、不以口头谴责俄罗斯来谋求调停俄乌战争，是将更多的安全责任推给欧洲盟友，体现“欧洲守”；支持以色列打击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之弧，对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展开务实合作，体现“中东攻”。收回资源的同时大力提升美军军力，以聚焦东方。前述三点都以单边主义的风格推进，在特朗普政府政要心底，对于欧洲人选择的进步主义道路心怀不满，对欧洲人的实力充满轻视，如此一来，过去被视为珍宝的盟国之间的信誉与互信，对于特朗普主义来说就没有那么重要了，远不如不在欧洲浪费资源重要。 国际经贸秩序 自由主义叙事中，自由贸易的全球化的地位近乎神圣，WTO、IMF、世界银行等机构势力庞大。但特朗普主义则认为，旧的全球化多边机制无法应对来自东方的挑战，它们试了又试，不论是在WTO制度内裁决争端，还是各类TPP谈判，都只是给了对手更多时间，美国则陷于越来越大的劣势中。 对此，特朗普的解决方案不是更加努力，而是重启炉灶（参见本专栏文章《自由贸易已死，对等贸易将升》）。美国在全球出口市场中的分量、尤其是巨大的贸易逆差，既是美国的弱点，也是美国的杠杆。正在推进的对等关税政策事实上废止了之前80年的多边协商经贸体系，给与美国一个武器，抵消非自由经济体一直享有的非公平优势，给具有巨大过剩产能的国家更大压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希望以此推动美国增强自身的制造业实力与供应链安全性。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抗议的巨大负面影响尚未出现，美国没有恶性通货膨胀、经济没有出现衰退、全球贸易没有出现极度扭曲，相反，各国股市大部分都收复了短暂冲击的失地，纷纷录得正回报。 在遍历上述77项政策之后，让我们再来评估一下，特朗普主义是否属于保守主义，答案其实是明确的。反对者对此的误读，主要源于三重因素： 首先，非传统风格并不等于对保守主义原则的背离。特朗普的 “推特治国”、“街头政治化” 风格，应视为他对进步主义 “文化霸权” 的非常规反击 —— 当主流媒体、大学、好莱坞均被进步主义垄断时，保守主义需要突破传统精英话语体系，直接诉诸民众的日常理性与切身感受。左翼“民粹主义”的指控不够严肃，任何一次大选失败者都可以以此来指控对方，等同于“我是好的你是坏的”的无效陈述。 另一被诟病的是特朗普口无遮拦、说变就变，以至于TACO（Trump always chickens out）一词流行。特朗普本人对此的辩解是，言辞与手段的灵活不代表原则与目标的飘忽，反而是“交易艺术”的一环，最终是看结果。77项政策的系统性推进也表明，特朗普主义并非以个人一时兴起来治理国家，而是在执行一个纲领性的愿景，在本质上吻合保守主义的核心。 其次，战术妥协不等于价值观投降，反而恰好是共和党能够赢得选战的重要原因。在堕胎、医保等问题上的 战术性妥协，为共和党争取到大量中间派选民。在权力结构尚未完全重构时，激进推进可能导致反效果；相反，以中立的原则+保守的具体措施相结合的方式，能够更好地推进保守主义的议程。 特朗普政府严格遵守了每一项法院判决，其进行抗争的方式是寻求在上诉法院中赢得司法战，如此，关于 “威权主义”“反民主” 的指控其实难以说服中立者的眼睛。 第三，现实主义不等于道德虚无。左翼指责特朗普的国际政策 “放弃民主价值观”，但特朗普认为自己放弃的，只是自由主义的干预霸权。同样，左翼对特朗普种族主义的指控也难以得到事实的支持，毕竟，2024年大选中，黑人选民、拉丁裔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的比例处于历史第二高位置，反对“逆向种族主义”并不等于支持种族主义。 回到篇首的问题，特朗普何德何能，能够激起进步主义如此巨大的情感反应？ 特朗普主义以非传统方式冲击了进步主义赖以生存的权力结构（行政国家、文化机构、国际机制），揭露出左派的传统道德可能不仅并不如其宣称的那么高尚，也不如其宣称的那么牢固。保守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其对人性复杂性的认知 —— 它既不相信 “完美社会” 的乌托邦承诺，也不接受 “平权无限扩张” 的进步主义逻辑。未来当历史尘埃落定，特朗普主义可能被视为保守主义现代转型的阵痛期 —— 它未必符合完美定义的保守主义，但展现了保守主义在应对进步主义挑战时的理论潜力与实践方向：在坚守 “有限政府”“个人自由”“社会传统” 核心价值的同时，以灵活策略应对复杂现实，争取最大多数的中间派，最大限度强化动员能力，以此直面 21 世纪的意识形态文化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