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爾的吶喊與時代的真相——技術、信仰與文明轉折的八個判斷

——兼評“停滯論”“川普主義”與末世想象的交織

作者：趙曉

2025年6月，《紐約時報》對硅谷傳奇投資人彼得·蒂爾（Peter Thiel）進行了一場罕見而深入的長篇訪談。訪談議題橫跨技術停滯、政治顛覆、人工智能、乃至“敵基督”式的末世想象，思想密度極高，跨度極其罕見，在中美思想、企業界與科技界迅速引發廣泛關注。

蒂爾被譽為“硅谷思想家”，不僅因其在PayPal、Palantir等公司的投資，更因其對美國制度危機與全球秩序重構的持續思考。他對自由、技術與未來的判斷，影響了馬斯克、J.D.萬斯等人，也正在影響硅谷內部乃至美國政治的再編程。

他的這次訪談，不僅值得科技界、投資界傾聽，更值得中國的企業家、公共知識分子、制度改革者與文化守望者一同思考：在制度困局、信仰斷裂與技術焦慮交織的時代，我們究竟如何理解文明的真正動能？

好友舒大沅轉發採訪，希望聽到我的評論。我寫作此文，試從八個維度評析蒂爾的核心觀點，也藉此提供一個更貼近中文讀者的理解路徑。

一、蒂爾的“技術停滯論”成立嗎？

蒂爾早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就提出“技術停滯論”——他認為世界在1970年代後，從“加速度時代”進入了“停滯時代”：蒸汽、電氣、航天所帶來的變革不再出現，真正顛覆性的硬技術日益稀缺，社會的活力逐步減弱。

這一判斷，在美國社會確有感受基礎和統計支撐。過去十餘年，美國GDP年均增速下降1.5個百分點以上，制度創新陷入“內捲化”，監管體系強化而非簡化，人們的生活體驗不再顯著改變。

但放眼全球，情況並非如此。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快速崛起，貧困率大幅下降，數字化普及程度前所未有，AI、大模型、生物工程正推動全新技術範式的發生。蒂爾所說的“停滯”，更多是美式霸權體制走向遲滯的焦慮表達，而非全球文明整體熄火的證據。

簡言之，我們可以承認西方的相對疲軟，但不能據此得出“全球進入長期停滯”的結論。

二、停滯論與川普主義的共鳴：變革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蒂爾之所以成為硅谷最早支持川普的思想者，並非出於政治投機，而是出於深層結構的共識：美國社會已失去繼續領導世界的物質基礎和精神信心。

川普主義為此應運而生，其核心正是中國人熟悉的那套結構：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一個中心：重建並強化美國對世界的主導權，不再被“全球化幻覺”所消耗；
第一個基本點：重建其領導地位的物質基礎——即“製造業回歸”、能源獨立、供應鏈重構；
第二個基本點：重建其領導力的精神基礎——即基督教保守主義的回歸，強調國家認同、生命倫理、傳統價值。

蒂爾看重的，不是川普個人的風格，而是其政策對技術-制度-文化“三重停滯”的打破潛能。蒂爾是技術精英而非民粹鼓吹者，他將川普視為制度重啟的“技術驅動信號”。

有人認為彼得·蒂爾主導了川普團隊的思想，以此證明川普不是基督教保守主義者。我的判斷是，兩者不過是因為找到了契合點而合流與同盟。而更重要的判斷是，川普是否正統基督教保守主義者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其政策與主張是否符合基督教保守主義。

對中國企業家和知識分子而言，這也提出一個問題：如何辨識一個民族（無論是大洋此岸還是大洋彼岸）在物質與精神兩端的領導力危機？而這，也讓我們捫心自問問：中國是否也正在面臨同樣的“雙重危機”？又是否也需要某種“物質+精神”的雙重重建？

三、從技術跳躍到末世神學：問題在哪裡？

訪談中，蒂爾提出一個極具爭議性的判斷：當今世界正處於“溫和的敵基督”統治下。他援引《帖撒羅尼迦前書》5:3：“人正說‘平安穩妥’的時候，災禍忽然臨到他們”，以此說明全球過度監管、技術封鎖、管控文化的興起，正在悄悄製造出一個以“安全”為名的極權主義世界秩序。

然而，將“監管—管制—敵基督”串聯為一條線性邏輯，在神學上極不嚴謹，在政治上也難成立。

《帖前5:3》所指的是屬靈審判的末日臨到，不是現實制度的政策隱喻。蒂爾將政治技術論強行套入宗教末世論，不僅削弱了他對現實問題的判斷力，也模糊了信仰真理與政治隱喻之間必須的嚴格界限。

四、彼得·蒂爾的信仰語言，是“正統神學”嗎？

從訪談中看，蒂爾的“信仰語言”確實存在，但其神學內容可謂支離破碎。

他一方面強調人類必須冒險、顛覆、拒絕現狀，幾乎全盤排除了上帝的主權與介入；另一方面，他頻繁談論“敵基督”“人類墮落”“復活”等術語，但並無清晰的信仰架構或啟示邏輯。他的信仰語言表達，更像是技術焦慮中的形而上學補丁，而非福音邏輯中的真理屬靈分辨。

這對思想界是一個重要提醒：真正嚴肅的信仰，不只是引用經文或末世語言，而是以上帝為中心的歷史觀、責任觀與拯救觀。

五、發展真的停滯了嗎？還是技術範式正在更替？

面對 AI 帶來的創新浪潮，蒂爾為繼續支持其停滯論，強調AI“改變不夠”，尚不能扭轉大局。這種判斷低估了範式轉移的時間滯後性。

事實上，過去五年內，人工智能、生物製造、空間互聯網、新能源、碳捕集等技術，正快速構建下一個文明的基礎設施。更重要的是，全球市場機制依舊活躍：米萊上台後阿根廷市場劇烈轉型，印度實現數字支付躍遷，甚至中國也在多元路徑上尋求創新突圍。

真正的停滯，不是增長放緩，而是制度封閉、思想萎縮、文化失語。當我們還能辯論未來，當美國還能川普出世，當馬斯克還能素人從政，就說明我們還沒進入停滯。

六、“監管=敵基督”？蒂爾的制度誤判

蒂爾將FDA、核管會、氣候協議等國際監管機制稱為“敵基督式控制架構”，是一種典型的反體制衝動所催生的“反治理神話”。

他忽視了一個基本事實：現代社會的市場與技術發展，不是靠自由漂浮，而是靠制度護欄、公共信任與合法規則。監管並非創新之敵，而是秩序之錨。

2008年的金融危機，就是放任式自由的災難樣本。監管失衡可以改進，但絕非“敵基督的試探”。將制度問題轉化為神學對立，只會削弱社會改革的理性張力。

七、“敵基督”=環保主義者？

蒂爾在訪談中點名格蕾塔·通貝里，暗示環保極端主義可能成為“技術封鎖下的敵基督化身”。

這種說法帶有洞察，也帶有風險。

環保主義一旦走向教條主義與“大政府主義”，確實可能壓制個人自由、技術探索與經濟活力。但將其直接等同於“敵基督”，則犯了兩大錯誤：

神學混淆：聖經中的“敵基督”是反真理、迷惑人、取代基督的屬靈勢力，不是任何現實政治主義者的隱喻；
公共話語失焦：現實中我們要警惕的是政策走向極端、輿論壓倒理性，而非將對手神化為絕對惡。

在中國，一些環保政策亦被官僚化、工具化、政治化，真正的綠色理念反而被邊緣。如何避免“以綠色之名”壓制市場與人性，成為我們同樣需要面對的問題。但關鍵不在“妖魔化環保”，而在“重建信任、優化制度、釐清信仰”。

公共知識分子與企業家要做的是：推動理性的綠色發展路徑，而非在激進與妖魔化之間搖擺。

八、真正的希望，在於人類？還是信仰？

蒂爾訪談結尾的情緒近似悲壯——他強調，打破停滯只能靠人類自己冒險、行動、顛覆。

這在公共領域有其價值：他呼籲人們肩負人的責任，不做順民，不盲信大政府，不沉溺“和平與安全”的假象；但若將這一邏輯無限放大為“救世的路徑”，就會陷入技術人本主義的新烏托邦陷阱。

在基督教正統的末世觀中，世界的終極復興不是靠人類主觀能動性，而是靠上帝的介入、基督的再臨、真理的彰顯與萬物的更新。技術固然可以緩解問題，但不能拯救靈魂。政治可以變革制度，但不能終結罪惡。

蒂爾式的悲觀可以理解，且值得正視，但真正的出路，不在硅谷，而在福音。

結語：蒂爾的價值與盲點

彼得·蒂爾是一位擁有罕見思想勇氣的技術人、企業家與資本思想者。他的問題尖銳，焦慮真實，思想廣博，直指美國及西方當代文明的深層病灶。但遺憾的是，他的解答往往混雜、信仰淺薄，邏輯跳躍，最終將深刻的文明危機交付給模糊甚至危險的解決路徑。

他用“神學”包裝技術判斷，用“末世”演繹政治焦慮，雖製造了必要的思想警醒，卻也可能誘發新的文化誤讀與屬靈混亂。

蒂爾提供的是一個危險而重要的思想信號：他確實看到了斷裂，但尚未真正找到修復之道。而福音，不是一個技術工具，也不是一種政治方案，而是一場文明根基的深度更新——制度、市場、技術、倫理，最終都要回歸人性與信仰的源頭。

唯有真光照耀之處，技術才不會淪為烏托邦迷夢，制度才不會滑入極權陷阱，政治才不會蛻變為現代偶像。

對於今日的中國企業家與公共知識人而言，蒂爾帶來的不是答案，而是一面鏡子：我們也正站在“技術–制度–文化”的三重十字路口，必須既敢於穿透現實危機，又不能放棄真理根基；既願意承擔時代責任，也不忘屬靈方向。

願我們既能聽見蒂爾的吶喊，也能更清楚地看見：誰才是時代的真光！

原文：《紐約時報》最新深度訪談：彼得·蒂爾與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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