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夫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的时候，全中国最为悲愤的肯定非蒋委员长莫属。此时此刻，委员长最恨的人是谁？是毛、刘、周、朱吗？真的不是。

蒋委员长有记日记的习惯，坚持数十载，直至去世的前几年。蒋介石在当时他的日记中，不但没有骂毛泽东，也没有骂任何一位中共的领导人。

1949年10月初，委员长已经下野，李宗仁在上海作为代总统，当他在第一时间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骂任何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没有骂毛泽东、也没有骂周恩来，他唯一骂的是宋庆龄。

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下：“共匪已于十月一日在北平成立伪人民政府，毛泽东为主席，副主席六人，宋庆龄为其中之一，总理在天之灵必为之不安，国贼家逆其罪甚于共匪，痛心极矣！”

据分析，委员长不骂毛泽东、却痛骂宋庆龄，证明他当时内心非常痛苦，共党虽可恨，但他最恨的确是“家贼”，因为宋庆龄是他的妻子宋美龄的姐姐，对他来说，宋庆龄是属于他的一个家人、亲人，可是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她竟然跑到了敌对的阵营， 所以才最可恨、最该骂。

1.蒋委员长与宋氏三姐妹

宋氏三姐妹因为独特的身世、特殊的姻亲关系，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比较特殊。胡佛研究所蒋介石日记的公布，使人们可以从他的内心独白中窥探出他与宋氏姐妹的关系。

蒋介石称宋美龄身上凝结了浓厚的母性。

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宋美龄的大篇幅记载。从婚后不久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才情、胆略与智慧非常欣赏、敬重，甚至有一种超乎寻常地依恋。

1930年12月4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16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刻骨难忘的经历。后来宋美龄前往西安营救他，在见到宋美龄的那一刻，蒋介石禁不住号啕大哭，这在日记记述中，他对危急关头宋美龄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终身感激不尽。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中，他也大量记载了宋美龄的出访与外交活动，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抗日外交中十分依赖宋美龄。1943年3月2日他充满自责地记载了宋美龄在美国的国事活动：“余妻昨日在纽约市政6厅演讲几至晕厥，其身心之疲乏与精神之愤懑可想而知。此余之审事不周，任其单身前往苦斗之过也。但深信其结果于国家前途必有良效也。”

日记中每次提到宋霭龄，都会表现出浓浓的亲情，宋霭龄更像是蒋介石的长辈，她的关怀和鞭策，确实能使他有所警醒。

蒋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在宋氏三姐妹中，蒋介石对宋庆龄记述最少，很少见到他们之间有所交往的记载。但是每次提到宋庆龄，蒋介石一般是尊敬地称为孙夫人。但是，宋庆龄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在蒋介石看来，宋庆龄是亲共的，当两人在政治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时候，在日记中蒋介石忍不住流露出憎恨，这时他不再恭敬地称呼宋庆龄为“孙夫人”，而是直呼其名。

在旧金山会议前，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共匪知我绝无指派其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可能，彼乃间接运动宋庆龄对我说项，此庆龄与我提共匪事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当知其从不愿与我谈政治与共匪也，最后则以宋说项无效，乃不得不由俄国出面暗示，其挺共之态度，要求我容共。”

蒋介石日记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从中我们看到蒋介石心目中的宋氏三姐妹，还是不同于社会的一些观感和猜想的。就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的关系来看，他对宋庆龄比较疏远，但除了关于旧金山会议的一次争论，并没有他对宋庆龄的其他相关不愉快经历的记载。

2.宋庆龄眼中的蒋委员长

在蒋介石成为中国统帅之后，宋庆龄始终认为他是一名独裁者。宋在抗日战争期间之所以对蒋的领袖地位拥护与支持，并不是因为蒋在她心目中的独裁形象转变了，而是基于现实需求使然。

宋庆龄初期对蒋介石的厌恶，的确是出于对蒋个人品行的判断，因而其反蒋也是局限在非官方事务的家事上。而民族独立与政治民主则是宋庆龄衡量蒋介石是否最终能解决民生问题的两个重要因素，而这两个因素，又决定了宋庆龄对蒋介石政治地位的态度。

宋庆龄在政治上反对蒋介石，对他们个人之间的家族关系并没有造成分裂，但宋在政治上反对或支持蒋，对国民党的内政外交均造成一定的影响。

从已公布的蒋日记可以明瞭，蒋介石在礼仪上始终保持对宋庆龄的尊敬，但同时也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样是宋美龄的姊姊，对宋蔼龄，蒋介石一直亲昵地称之为大姊、孔姊；而对宋庆龄，蒋介石不仅很少提及，且通常情况下均尊称其为孙夫人，从不称二姊。

对于蒋介石阴谋暗杀宋庆龄的传说，许多证据证明暗杀宋庆龄确有此事，但此事是否直接受命蒋指使，却要画一个问号，因为无论从个人政治地位，还是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治前途考量，蒋介石均不会出此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