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亚维(Wade Y. 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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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人平等”：一个中国知识界的尴尬词

“人人平等”是现代文明的基石，是民主制度的前提。但在中国社会，尤其是读书人、知识分子中，这个概念往往被边缘化、歪曲，甚至敌视。表面上，他们或许口头支持人权、民主、宪政，但当涉及权力、地位、话语权这些实际利益时，他们的真实倾向立即显现：他们信的是“我应高人一等”，而不是“人人应站在同一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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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根源：“士为知本”，等级惯性延续至今

中国传统文化中，读书人与统治阶级之间存在天然联盟。从春秋战国的“士”，到两汉的“博士”，再到唐宋科举制的“进士”，中国的读书人一直被赋予“天命所归”的合法性。他们的地位不是与普通人平等的公民身份，而是有“道统”、“文化血统”的统治资源。

哪怕到了今天，他们仍然保有这种等级幻觉。一个清华博士可能不屑与普通老百姓对话，除非是为了“教化”他们。读书在他们心中，从来不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平，而是“通往上层社会”的敲门砖。真正的“平等”观念，会威胁他们通过知识获取的相对垄断权。

有人也许说，读书人甚至大众都想往西方跑，这不是追求人人平等吗?鲁迅说(大意)，中国人只有两种状态，作稳奴隶的时候，和奴隶都作不稳的时候。不得已为之，不等于理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才是光宗耀祖之时，“三跪”就是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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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实例证：海外“民主人士”的等级斗争闹剧

最讽刺的是，即使离开了中共的控制，中国读书人依然摆脱不了对等级和“官位”的执念。

看看海外民运圈子，本应是最坚决捍卫“人人平等”的人群，但结果如何?一个“民联”(中国民主联合阵线)分裂出一个“民阵”(中国民主阵线)，然后还有一个“民阵联”，每个组织都自称最正统、最代表“人民利益”。

为什么要分裂?理念不同?纲领对立?根本原因常常是：**官位不够分!**每个人都想当主席，都想“统领反共大业”。于是，本该团结一致为大众谋福利的“民主斗士”，反而沦为海外“官本位”的缩影。他们从未真正信仰平等，而是只想换个自己掌权的旗子继续维持等级结构。

这正是“读书人不喜欢人人平等”的最直接写照——即使在没有共产党控制的自由世界，他们依然自觉不自觉地重演“争皇位”的戏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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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想障碍：“平等”触碰了优越感的底线

接受“人人平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博士与农民工在道德、权利上没有高下之分，这对以“寒窗苦读”构建自我优越感的知识分子而言，简直是不可承受的冲击。

他们学富五车，不是为了做“普通人”，而是为了脱离“普通人”，获得社会地位与话语权。一旦接受真正的平等，他们辛苦积累的“文化资本”瞬间被归零。

这也是为何许多“知识分子”在口头上高谈阔论民主、平等，但在行动中却更倾向“精英治理”、“贤人治国”，甚至是“开明专制”。他们反对的不是“统治”，而是“不是由我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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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制度依附：体制培养的精英冷漠

今天的中国教育体制本质上是一种功利性选拔机制，把读书变成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竞技。从高考、研究生考试到体制内招聘，都是“筛选上升者”的机器，而非培养平等意识的过程。

这样的机制造就的读书人，习惯了踩在别人身上爬升，怎么可能转而去推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他们的整个上升轨迹都建立在等级差异和胜者为王的逻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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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精神结构：士大夫心理与“代民做主”

中国读书人的另一个心理结构是“代民做主”，不是与人民一起平等地行使权利，而是站在高处“为民做主”。他们深信“我更懂你们的利益”，把普通百姓视为需要引导的“无知群众”。

这种心态，在表面上可能看似“为人民服务”，但骨子里是精英主义的施舍式民主，而非真正的“平等参与”。他们担心“人人平等”会导致“庸众当道”，破坏了他们的“专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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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语：不平等的读书人，无法带来真正的民主

若中国读书人不真正接受“人人平等”，他们就永远无法成为现代民主的推动者。即便口头讲自由，实质上他们仍迷恋权力;即便批判极权，内心深处仍崇拜“治理秩序”。

只有当他们放下“我是知识精英”的身份执念，真正站在人与人平等的立场上，愿意和一个小贩、一个外卖员平等对话、共担公民责任，中国的启蒙才真正开始。

否则，即使推翻了中共，也不过是“旧皇帝换新官”，本质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