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鸦片战争还是中英贸易战：我们如何不再堕入历史的深渊？ |
| 送交者: 2025年04月14日07:51:58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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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还是中英贸易战：我们如何不再堕入历史的深渊？ —— 一个被误读的历史真相及对当下中美贸易战的警省 文 / 赵晓 导言：称谓即叙事，叙事即立场 1840 年，英国舰队开赴中国南海，炮火轰开了广州的防线。对于中国人来说，那是“近代屈辱史”的开端，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的起点。自此，“鸦片战争”这个词深入人心，成为每个中国学生心中的“国耻第一课”。 然而，你可能并不知道：在国际历史学界，这场战争几乎没有人叫它“Opium War”。他们称它为： The First Anglo-Chinese War（第一次英中战争） War for Trade（通商战争，贸易战） 称谓的不同，绝不是语言选择那么简单，而是价值立场与叙事逻辑的差异： • “鸦片战争”：强调毒品、道义、侵略、被害，是一种情绪动员式的民族主义叙事；• “中英贸易战”或“通商战争”“贸易战”：强调贸易、制度、结构性冲突，是一种更复杂的世界秩序视角。 为什么我们需要从现代经济学角度重新认识这场战争？ 因为我们今天正在经历另一场结构性贸易冲突——中美贸易战。而令人担忧的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和叙事，似乎依然停留在1840年的框架之中。 2002 年，历史学家袁伟时在《东方文化》发表文章《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呼吁中国教育界“纠正历史叙事中的政治化与情绪化倾向”，指出我们对鸦片战争、义和团等历史事件的描述“与现代国家意识严重脱节”。 他在2006 年《冰点周刊》的重申文章更是引起了巨大争议与封杀，但也推动了包括秦晖、易中天、张鸣等一批公共历史学者，开始重估中国近代史的历史叙事。 我们如果不能从历史中吸取真正的制度教训，就只能一次次重复制度失败的宿命。 鸦片战争，从来不只是“鸦片”那么简单。它的背后，是制度对接失败、市场规则冲突与全球化秩序的第一次碰撞。也因此，特别值得我们今天警戒和反省。 一、中英之间的结构性贸易失衡：战争的起点 鸦片战争的真正导火索是什么？绝非只是“鸦片”二字。 从现代经济学的视角看，它是一个典型的国际贸易失衡引发的结构性冲突——一方长期输出，一方限制进口，市场准入严重不对等，而制度障碍又使得和平调解无效，最终演变为悲剧性的战争。 1.1 清朝对外贸易政策：朝贡化、政治化、封闭化 满清延续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直到1684年才开放海禁，允许定点通商。 满清对外奉行的是不对等的贸易政策——我的茶叶、瓷器、丝绸你可以随便买，但是我的市场你不能随便进。————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单边贸易”、“贸易壁垒”！ 因为，清政府在面对海外贸易时，并没有“自由贸易“、“互利互惠”的现代经济理念，而是延续了前代的“朝贡贸易”的逻辑： • 对外贸易是“赏赐（你服我拜我，我赏你一口饭吃）”，不是“自由交换”； • 外国商人要“入贡称臣”，没有“平等通商”这回事； • 皇权政治压倒市场机制：经济让位于政治与权力。 1684 年（康熙二十三年）虽然宣布“开放四口通商”，但到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又全面收紧，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并强制所有外国商人只能通过“十三行”办理贸易，严禁绕行、不得与官方直接通联。 这就相当于国家强制垄断：英国商人只能通过官方指定的“总代理（半官半商性质的外贸垄断组织）”购入中国商品，却无权设点、投资或对接消费者，更无权将本国工业品直接销往中国。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是典型的： • 贸易准入壁垒； • 对外市场垄断； • 政策性歧视外资企业与产品。 同时，由于税制混乱和官僚贪腐，虽然法律规定贸易税率为4%，但外商实际被课以高达20%甚至更多的“灰色成本”，实际上完全丧失国际竞争力。 1.2 英国的焦虑：白银流失与财政困境 18 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英国正经历工业革命，其对外贸易与资本输出需求迅速上升。 但在与中国的贸易中，英国只能以大量白银购买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而无法将本国工业品出口至中国，从而形成长期、大规模的逆差： • 乾隆年间十年（1781－1790年）内，英国向中国流入白银1640万两； • 嘉庆十年（1800－1810年）间更高达2600万两； • 到1830年代初更是屡创新高，每年贸易逆差超过300万两。 而当时的英国实行金本位制，银的持续流出对货币稳定、对外储备、财政平衡都构成威胁。 也就是说，中英之间贸易不是“双赢互惠”，而是“单边倾斜”：中国赚走白银，却不愿打开市场让对方“挣回来”。 这个逻辑，其实和今天中国对美国的贸易结构极为相似——我们大量出口，却不愿意在金融、数据、标准等制度层面让对方“进入”。对方长期承受损失，贸易最终无法持续。 1.3 英国的选择：鸦片只是替代性出口商品 面对巨大的贸易逆差与制度性封锁，英国人该怎么办？ 他们的第一选择并不是“鸦片输出”，而是希望扩大对华出口工业品（如毛呢、机械等）。但清廷明令禁止这些商品进入国内，甚至视之为“夷货”。 在多次外交交涉失败之后，英国转向印度殖民地的鸦片种植，并借助中国国内早已存在的鸦片市场作为出口“破口”。 鸦片在中国也并非英国引入，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广泛使用于民间（如镇痛、熬夜提神），林则徐上奏报告中提及，“鸦片之流行，已渗透城乡”，并非空穴来风。 还需要强调的是，那个时代并没有“毒品”这个概念，鸦片贸易刚开始和今天的香烟买卖一样，在全世界都是合法贸易。中国也是如此。中国从明朝开始进口鸦片，一直是作为药材使用的。英国人在海外卖，在自己的国家也卖。直到1868年英国才制定《毒品药店法案》，对本土的鸦片贸易给予一般性限制，到了1914年才真正禁止鸦片。 英国东印度公司掌控的印度鸦片市场，成为对华出口的唯一替代品。 从这个角度看，鸦片不是“英国人的毒品武器”，而是清朝长期封闭贸易、拒绝市场开放的制度性副产品。相当于你使坏，最后逼着别人也使坏。 二、鸦片不是阴谋，而是结构性失衡下的破局工具 在中国语境中，鸦片战争几乎等同于“毒品战争”。教科书反复强调英国以“毒品换黄金”，毒害中国人民，掠夺国家财富。但我们需要问一个更深层的问题： 为什么英国要用鸦片来换黄金？ 为什么清政府在鸦片贸易成规模前，早已对白银流入欣然接受？ 当我们把“鸦片”从道德议题还原为“出口商品”，这场战争的真实面貌就逐渐清晰了——它不是“毒品与人权”的冲突，而是市场出口与贸易权利的冲突，是一种“制度逼出的选择”。 2.1 鸦片，是“结构性失衡的出口替代品” 如前所述，中英贸易极度失衡，中国出口畅通无阻，而对英国商品的进口则被严控、甚至禁止。这使英国陷入长期逆差困境。 在这种结构下，英国政府与商人最初的目标并非走私鸦片，而是推动毛呢、机器等工业品进入中国市场，建立平等贸易关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历史事件中看出英国的原始意图： •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出特使请求与清廷建立外交关系、开放更多港口，未果。 • 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再度请求扩大贸易与派驻使节，被拒。 • 1820年代起，多次商业代表与清廷交涉被拒，连贸易纠纷都无法申诉。 正如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所说：“这是一个现代主权国家，想与一个不理解主权对等的前现代国家谈判。” 中英经济观念：天差地别。中国：小农经济+王权专制+人治社会。英国：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契约社会。 于是，鸦片作为一种本土需求存在、边境监管松懈、收益巨大的商品，顺理成章成为贸易突破口。清政府无法提供制度性市场回报，鸦片于是成为英方商业体系的“结构性出口补偿”。 这并不是“阴谋论”，而是“制度套利”在全球化早期阶段的一种必然逻辑。 2.2 清政府的“双重标准”：一边痛斥鸦片，一边默许其流通 林则徐被称为英雄，但他的“虎门销烟”其实并不是清政府长期一贯的鸦片政策，而是一场突然的强力纠偏。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林则徐不仅是禁烟，而是禁绝一切外贸，英国商人一刀切，尽数驱逐。 在林之前，大多数官员对鸦片的态度是“明禁暗许”，甚至将其作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之一： • 两广地区早在嘉庆年间就通过“行贿通道”默许鸦片走私； • 粤海关通过灰色收费机制，从鸦片贸易中获取大量银两； • 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以烟养官”的现象。 据统计，到1830年代，清朝每年吸收鸦片已超4万箱，形成上亿两白银的市场规模。换言之，鸦片已经成为中国民间消费的常规商品。 那么，为什么突然要强行销毁？ 一方面，林则徐深知鸦片已造成社会问题,尤其是兵士、文官阶层吸食成风，危及军政根基；另一方面，销烟成为向皇帝表忠、树立“反腐铁腕”形象的手段。 但林的做法——在无任何赔偿与法律程序下焚毁英国商人私有财产——在当时国际公法框架下，等同于“非法侵夺外国资产”，这成为英国出兵的法理依据。 另外，正如研究者们所指出的，当时并无国际禁毒公约，也无中国立法明确鸦片为非法商品，英方无法接受这种超法行为。 至此，中英两国由贸易引发的争端开始激化，无从平等对话、寻常正常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日不落帝国”在商人们的强烈要求下，滋生了武力解决争端的想法。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出兵时，在本国国会并未遭到强烈反对，甚至得到了不少自由派的支持。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保商权、护贸易”的战争。 但即便到这个时候，也还依然有对话的可能。统领英军的义律Admiral Sir Charles Elliot，1801—1875 年）多次投书，可惜的是，却没有一个满清大臣愿意对话！因为，天朝对蛮夷，没有对话这一说。就如同对米帝，那就只有打击，没有对等对话一说一样。 结果义律只能把要求最后谈判的《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丢在厦门的沙滩上……这个文书口气还算客气，“大英国主，调派水陆军师，前往中国海境，求讨皇帝昭雪伸冤。” 2.3 鸦片战争，不是“为鸦片而战”，而是“借鸦片开战” 鸦片，是矛盾的引信，但不是战争的核心。虎门禁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实际上后来180 度转弯，鼓励鸦片种植，这一点估计让很多人惊掉下巴。面对洋烟大行其道，赚光白银的局面，太常寺卿许乃济1836年就给道光提了个惊世骇俗的建议：听任国内种植，以抵制外来鸦片。 实际上，鸦片战争的始作俑者——道光在没当皇帝之前就喜欢抽鸦片，其余亲王、郡王、公主、高级官员、高级文人瘾君子更是不计其数。非要说他们禁烟是忧国忧民，那你真是想多了！ 所以满清禁止鸦片贸易真的抵御外辱，为民着想吗？显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洋烟赚走了大量的作为硬通货的白银，导致国内“银贵钱贱”，严重危及清政府的财税基础。说到底，是中英贸易冲突。 而这场战争的真正核心，是两个文明之间对“国际交往规则”的完全误判与背离。 清政府认为：我是天朝，你是夷人，你不能平起平坐。你来贡品，我赏你买卖，是我的恩典，不是你的权利。你出的问题，是你道德堕落，不是制度不公。 英国政府认为：我是主权国家，你也是。我们之间必须有公开外交渠道、对等通商权、明确产权保护与赔偿机制。你要保护国内市场可以，但你不能一边赚我的钱，一边烧我的货。 林则徐说英军“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这犹如今天一些天，张口川普是希特勒，闭口川普是疯子，就是不把川普当正常人，美国当正常国家。 林则徐被称为“近人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这一美称名过于实！他完全不懂世界，不懂“国际法”，说是瞎子还差不多。但他的时代，这个国家的世界观整个就错的：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不知道人性是相同的；不知道国家是平等的；不知道贸易是要公平的；更不知道契约是神圣的！ 皇权的无耻+臣民的无知——在这样的结构张力之下，鸦片当然只是压垮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 今天，我们进步了吗？彻底走出来了吗？ 三、不是打不过，而是制度不兼容：清朝的深层败因 在主流大众叙事中，鸦片战争的失败常常被归因于“船坚炮利”——西方有坚船利炮，我们刀枪不入；他们用科技征服了我们，我们用冷兵器迎敌，自然节节败退。 但若我们仅仅停留在“科技落后”的解释框架中，就容易陷入一种错误的“物理主义的历史观”，看不清真相。事实上，物质与技术只是表象，制度与理念才是根源。 真正决定这场战争胜负的，不是火炮射程的差距，而是两个体系对“世界规则”的理解与适应力的天壤之别。 历史和今天都证明:落后并不一定挨打，是导致落后的愚昧和野蛮必然挨打！ 3.1 “天朝体制”VS“全球化法治秩序”：根本不在一个宇宙 清帝国的统治逻辑，是建立在“皇权中心主义”之上的： • 以皇帝为天命之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 国家不承认与之平等的外交主体，外国来使即为朝贡； • 内务府治理对外事务，外交不是外交，是“夷务”； • 法律不保护“外夷”，而是保护朝廷体面。 而英国当时已是一个宪政化与市场化的工业国家，其国家行为必须： • 遵循契约精神； • 尊重私人财产权； • 通过议会与法治维护对外贸易秩序； • 在全球范围内推进对等主权与海洋法则。 因此，中英之间的战争，当然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野蛮国家侵略文明国家”，而是一个“高度制度化国家”试图用全球规则进入一个“自我封闭、拒绝对等”的帝国体系。 正如历史学家周锡瑞（Joseph Esherick）所指出： “清朝不是败在英国的火炮，而是败在英国人的信念体系与组织能力。” 3.2 通商逻辑的冲突：广州十三行 vs 全球自由港 再看两国的贸易制度安排。 英国当时早已建立起遍布全球的自由港网络，如新加坡、马六甲、加尔各答、好望角等，无论是商人、物资还是资本流通，效率极高、规则透明。 而清朝采取的则是： • 只准在广州通商； • 只能通过十三行中间商； • 外商不得入城、不得设点、不得诉讼、不得直达朝廷； • 所有贸易以“赏赐逻辑”定价，完全缺乏市场调节机制。 这种高度封闭、权力导向、国家垄断的通商制度，根本无法承载一个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诉求。英国的市场力量与行政效率完全无从施展。 3.3 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关税自主权为何成为清朝溃败的标志？ 鸦片战争之后，清廷与英国签署《南京条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近代不平等条约”。 为什么不平等？表面看是赔款、割地、通商，实质上是： • 失去了关税自主权：所有进口货物税率需与英方谈判决定； • 被迫接受领事裁判权：英人在中国犯罪不受中国法庭审判，而由英国领事裁定； • 给予最惠国待遇：英国获得的所有通商权益，自动向其他列强开放。 这些制度安排，是现代国际法和主权国家交往中的常规机制，但对清朝来说，它们意味着“权威的瓦解”。 为什么？因为清帝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一种“皇权-臣民-朝贡”的等级宇宙。它无法也不愿将“外国人”视作“平等主体”，更不能容许“法律平等”。 所以，清朝不是败在“不正义”，而是败在“不现代”。 如果说西方的要求和中国的利益有冲突，那也是和满清统治者的利益有冲突；如果说屈辱，那也是道光、咸丰的屈辱。 对于普通民众，鸦片战争的枪炮声，恰恰是打破铁屋窗户，摆脱数百年枷锁，真正进入现代文明的契机。 3.4 英国“赢”了什么？清朝“输”掉了什么？ 英国赢得的不只是市场，更是一整套与清朝完全不兼容的全球秩序的试运行平台： • 在五口通商港设立租界，发展银行、电报、邮政； • 推动汉口、天津、上海等地商品与资本流通； • 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法律、工商与外汇制度雏形。 而清朝失去的，不只是银子与主权，而是对这个世界的解释权与参与权： 从此之后，中国不再能用“天朝体制”解释世界，而必须用“世界体制”重新认识自己。 这场冲突，表面上是“英国打了进来”，实质上是“清朝落在后面”。 四、被压缩的历史：我们如何叙述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是一场复杂的、全球化早期阶段的重大制度冲突，但在中国语境中，它却常常被简化为“一场侵略战争”“一场毒品战争”乃至“西方殖民野蛮性的铁证”。 从小学到大学，从教科书到影视剧，我们熟悉的叙事模式几乎从不变化： “英国为了向中国倾销毒品，在中国人民坚决抵制下悍然发动战争，最终导致我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开始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程。” 这种叙述当然有它的历史基础，也激发了几代人的民族情感。但问题在于—— 这段历史，过于被压缩了。 它被压缩成情绪化的标签，而非理性的结构分析； 它被压缩成“黑白对错”，而不是制度与文明的相遇与碰撞。 鸦片不可怕：真正可怕的中国人的思想鸦片…精神鸦片！思芦如此反思：“咸丰对签订的条约根本不打算遵守，这是引起二鸦战争的原因。他说：‘自古要盟不信，本属权宜。’ 所以这是一场‘毁约战争’。一再陷入了违约、挨打、定新约，再违约、再挨打的循环中。挨打越来越重，条约也越来越苛刻。二鸦战争说明，落后不一定会被挨打，但是不遵守规则，不按国际公理行事一定要挨打。” 4.1 “鸦片”是最方便的情绪动员工具 为什么这段历史一开始就被定名为“鸦片战争”？因为它方便。 鸦片，是一切罪恶与耻辱的象征：毒害身体、摧毁意志、奴化国民，是“万恶资本主义”的绝佳样板。通过“鸦片”这一关键词，可以迅速完成政治动员： • 强化民族受害者心态； • 掩盖制度落后的结构根源； • 模糊中英之间错综复杂的制度与经济关系。 但这种道德化的简化叙述，恰恰剥夺了我们真正理解战争、理解近代世界秩序的能力。 袁伟时教授在《现代化与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指出： “我们用‘国耻’教育青少年，但教育了几十年，学生依然不理解什么叫主权、什么叫国家、什么叫现代法律秩序。”——这意味着什么，我们的主流思想与思维还没有走出晚清！ 如果近200年过去，我们还是站在原地，不能理解真正的现代文明是什么，那这么多年所经历的血泪、曲折、痛苦通通都没有价值，它只会成为重复重复再重复的大坑，一次次的等待我们跳进去！ 4.2 历史学界的反思：不要用道德情绪遮蔽制度真相 自2000 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学界逐渐出现对鸦片战争叙述的反思浪潮，代表人物有： • 袁伟时：主张从国家制度建设与国际规则认知角度重新理解近代史； • 秦晖：认为“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遮蔽了制度失败的责任； • 易中天：在《简明中华史》中提到，“‘被侵略’不能成为一切问题的替罪羊”； • 许倬云、何炳棣、茅海建：从不同角度提出“鸦片战争是一场秩序冲突”的理解。 这些学者指出，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是否记得鸦片战争”，而在于“是否真正理解了它”。 如果我们把所有失败都归因于“列强侵略”，那么就很容易跳过最该追问的问题： • 为什么鸦片能畅通无阻，而工业品不能？ • 为什么白银流入时我们欣然接受，鸦片换回白银就成为“国耻”？ • 为什么英国能组织东印度公司、皇家舰队、外交使团，而我们依旧用内务府管理外 夷？ 正如秦晖教授所说： “鸦片战争不是被打败，而是被淘汰。” 4.3 情绪叙事的后果：对外仇恨，对内盲目 被压缩的历史叙事形同宣传，长期延续会制造两个严重后果： 1. 对外：仇恨取代理性 我们容易将一切冲突简化为“侵略与反侵略”，从而忽视自身制度的问题，不理解国 际规则为何建立，也不知道如何更好进入现行秩序。 2. 对内：闭环体制不愿反省 当问题可以归结为“外敌使然”，就没有动力审视体制结构、治理模式、经济政策，更不会承认体制性失败的教训。 鸦片战争本可成为一场现代中国“对接世界秩序”的精彩第一课，但我们硬是通过灌输，把它变成了“封闭情绪体制的强化剂”。 结果就是： • 我们永远处于受害者叙事； • 永远期待“有外敌则一切合理”； • 永远躲避制度改革的正视。 五、今天的我们：是否正在复制另一场“鸦片战争”？ 历史并不简单重复，但它常常押韵。 如果说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一场“中英贸易战”，其失败源于制度不兼容与贸易封闭；那么今天，中美之间正在展开的结构性冲突，是否是第二次“制度性贸易战争”？ 鸦片战争是一场关于市场准入、贸易公平、国际秩序的正面冲突。今天的中美贸易战，本质上亦如此。 我们必须直面这个令人不安的类比： 我们是否正在重演“只想出口、不愿进口”、 “只想自由贸易，却拒绝自由本身”、“只想收获世界、不愿自身改革”、“只要红利、不愿对等”的清朝权贵经济之贸易策略？ 5.1 过去是茶叶、丝绸、瓷器，今天是芯片、光伏、电动车 1840 年前，中国其实就是英国的“世界工厂”了——源源不断向西方出口茶叶、瓷器、丝绸，却严格限制外国产品进入国内市场。 2020 年代，中国依旧是全球最大制造国，主导光伏、稀土、电池、电动车等关键产业链，但对外资、尤其是美资在金融、数据、技术标准、审查制度等领域仍设置了大量“看不见的壁垒”。 • 过去的“十三行”变成了今天的“准入负面清单”； • 过去的“中间商制度”变成了今天的“红色供应链”； • 过去的“闭关锁国”变成了今天的“网络主权”与“内循环”战略。 不同的是，今天的我们在表面上掌握了更加强大的产能、巨大的市场、完整的供应链——但相同的是，我们依然没有成为一个制度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国家”。 就像当年清朝靠白银积累换取“盛世虚像”，今天的中国靠顺差堆积换取“数字繁荣”。可一旦全球体系失衡，外需断裂，底层结构就暴露无遗。 5.2 中美结构性冲突，不是“贸易摩擦”，而是“制度脱钩” 从川普1.0 到拜登，再到川普2.0美政府的对华政策，尽管风格各异，但本质上是“共识性收缩”： • 从2018年中美贸易战正式爆发开始，美国对中征收惩罚性关税； • 到2025年川普推出“对等关税原则”：你出口我多少，我也要出口你多少； • 再到当下美国正式将关税战全面制度化，对中国商品加征145%关税。 这不是一时之气，更不是“竞选操作”，也不是“老大嫉妒老二”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而是“客户（全球最大消费市场”对“商家（全球最大制造国）”发出的“结构性问责”： 你不能一边占尽规则红利，一边破坏规则本身； 不能一边享受全球供应链，一边筑起体制铁幕； 不能靠权贵资本操控市场，却要求他人按自由主义方式对你开放。 换言之，这是一场与当年英国一样的结构博弈： • 英国说：“让我们建立开放市场”，清朝说：“你可以来进贡”； • 美国说：“让我们实现对等互惠”，中国说：“请尊重中国特色”。 这种话语结构的根本不对称，导致谈判永远是“各说各话”，制度脱钩变成必然趋势。 5.3 今天的“鸦片”是什么？ 历史不会简单复刻，但机制可能重演。 在1840 年，鸦片成为破坏封闭体系的突破口。 在2020 年代，类似“鸦片”的替代品也在上演： • 中国大量出口“绿色工业产品”到欧美，却不愿让外资在本地做同样的事； • 在AI、芯片、通信、社交媒体领域持续“进口限制、出口垄断”； • 对内实行行政管制、补贴政策、价格控制，对外却要求享受“自由市场地位”。 这其实就是今天的“制度性鸦片”——靠不对称体系获得利益，却拒绝制度透明与权利交换。 最终，这种模式会逼迫全球其他国家构建“制度防火墙”——就像英国最终被迫开战，美国今天被迫设限。 不是因为你太强，而是因为你不透明、不对等、不自由，只强调自身“特色”，不承认他人其实也是人，人人平等，贸易也要对等，才是可持续的经贸往来！ 六、尾声：鸦片战争的理性终结，不是记恨，而是觉醒 鸦片战争距今已近两百年，但它的回音并未远去。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段“远古屈辱史”，而是一段尚未完成的历史，是一场我们仍未彻底领悟其结构与真相的制度剧本。 中国人至今仍对“鸦片战争”耿耿于怀，很多人认为那是“英国的罪”、“毒品的耻”，是“帝国主义入侵”的肇始。但我们很少认真追问： • 为什么我们只能出口茶叶，而不能进口毛呢？ • 为什么我们拒绝对等通商，却又渴望长期顺差？ • 为什么我们拥有那么多“洋务运动”的英雄，却始终无法建设出一个制度现代国家？ 如果我们始终用“被侵略”的角度去叙述历史，我们就永远在情绪里打转，而不去问：“我们那时是否具备进入世界体系的硬核制度条件？” 我们今天常说，现代化不能忘本。但历史真正的“本”不在传统，更不在记恨，而在人心，在真实而良善的自省；不再回避责任，而要勇于改革。 正如袁伟时教授所说： “历史不是为了复仇而记忆，而是为了反省而保留。” 正如秦晖提醒我们： “鸦片战争不是西方打败了中国，而是现代打败了前现代。” 我并不太同意什么现代、前现代的划分，我想直截了当说的是： “鸦片战争不是西方打败了中国，而是先进打败了落后。” 今天的我们如果还想往前走，不再堕入历史的深渊，必须意识到： 自由贸易的根基，从来不是便宜货，而是制度兼容； 全球秩序的钥匙，从来不是国力位次，而是治理逻辑； 真正的强大，不在于输出多少，而在于是否能共同制定规则。 不自由的国家不可能长久享受自由贸易红利，自由才是自由贸易硬核门票。 中国的精英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必须再次做出良心选择，并接受未来历史的检验： 是继续坚持封闭体系、权贵资本、国家主导，维持一个只为“赢面”设计、不容正义“反问”的经济帝国？ 还是真正走向制度透明、契约精神、开放市场，成为全球信任体系中一个有力而平等的参与者？ 请务必记住：鸦片战争的终结，不是“英国打败了中国”，而是中国第一次被迫面对一个我们并未准备好的现代文明世界！ 中美贸易战的走向，将是中国第二次面对全球秩序时的抉择时刻。 我们固然可以用“主权”、“发展”、“道路自信”来回避制度改革！ 是否也可以用“文明自觉”、“制度对接”真正打通现代化的深水区？ 切记： 自由贸易不会永远向不自由的体制开放； 全球市场也不为不公平的规则长期买单。 自由与开放的制度，才是全球经济的通行证。 透明、对等、法治，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地基。 1840 年的那扇门已经被炮火轰开，2025年的这扇门——我们将如何走出去，或者是否再次关闭——将决定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也将决定我们的子孙是否仍将重复我们未完成的历史功课。 愿我们铭记中国本土保守主义者孔子的教诲：‘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请放下自意、自大、自我、固执，真正为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生生不息、文明昌盛，发自良心地好好想一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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