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频

   暮色在山冈洇开一纸朱砂，岩隙间野草垂首数着风之年轮，溪流将最后的光斑含在卵石唇间，鹧鸪的啼叫碎成松针，只有光的碎金在石苔间寸寸沉没。远处走来一群去太原赶考学子，他们要翻过山冈放抵达客栈，这其中就有尚未弱冠的元好问。说笑声穿破了山冈寂静，也偶遇上一位打猎下山的猎人，学子们打听着扛在肩上的两只大雁，猎人说，白天破获一只杀了，另一只脱网而逃的一直在空中盘旋鸣叫，最后竟扎头直冲下来撞地而死，真是奇事，众学子面面相觑。“雁有情死，可况人乎？”元好问走上一步，掏出铜钱将两只死雁买了下来，将它们合葬在汾河山冈上，众人寻来石头堆起一个小丘，还纷纷作诗留念。

   以上是元好问作《雁丘词》的缘起，他将这段经历写作序附在词之前，原文：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垒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旧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依序之意雁丘词《摸鱼儿  雁丘词》是元好问早年作《雁丘辞》后数年改写成有韵之词。全词以首句“问世间，情为何物？”而出名，因笔者写《谈词》借用了遗山先生这句名言，发兴为其作一小传已还心愿。

   元好问为大雁以死相许喊出“情为何物？” ，他也为男女情人不如意双双投河殉情写有姊妹篇《摸鱼儿  问连根》。这首词亦有序： 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沁水梁国用时为录事判官，为李用章内翰言如此。

          问莲根、有丝多少，

      莲心知为谁苦？

      双花脉脉娇相向，

      只是旧家儿女。

      天已许，甚不教、

      白头生死鸳鸯浦？

      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

      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

      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

      人间俯仰今古。

      海枯石烂情缘在，

      幽恨不埋黄土。

      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

      兰舟少住。

      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

      狼藉卧风雨。 

   自古文人以莲花起兴作诗作词甚多，追溯《诗经》亦可寻到“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屈子曰：“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南唐中主：“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北宋周敦颐道出真情：“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莲花确有让文人联想到“君子之德”，而元好问所荷塘双殉之事，无疑给诗人更特殊之感触。较之《雁丘词》，《问莲根》尤显婉转深挚。尤其在典故运用上游刃自然，“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借自称“才高一斗”谢灵运和湘妃斑竹，“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这一气吟来如万念俱灰，绝无泪水唯有长叹。元好问用同样《摸鱼儿》曲牌作两首情感炽热之词，前者为伴侣“自投于地而死”，“天地孤愤”式之壮烈，神话般将动物之情升华于精神图腾，“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而后者“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之人间难容而只求阴地苟处，“静水流深”之哀婉，“海枯石烂情缘在。”字里行间皆凝练着文人对生死命题之美学应答，从韩凭夫妇“相思树”到梁祝化蝶，从《孔雀东南飞》之连理枝到《长恨歌》之比翼鸟，殉情者的血泪始终在文明褶皱之中缓慢结晶。元好问高明在于其未将“情”困于一时一地，而是以“海枯石烂”之个体悲剧拉伸至悠悠历史，谢客眼里之山水烟霭，湘妃竹上之斑斑泪痕，历代文人都在熔铸“情”之亘古光谱。

   一代文豪元好问，号“遗山”，其才华并不因为所处金元这一特殊时代和地理而失弱或埋没，清代大学者袁枚说得好，程朱将理学传至南方，而苏学在北方弘扬，在此说的便是一生以苏辛为模的遗山先生。清代刘熙载著《艺概  词曲概》道：“金元遗山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遗山给后人留下诗词作品尚属完整，但被后人最为称道的或许是《论诗绝句三十首》，这是遗山继诗圣子美以七言绝句形式对历代诗歌作评和阐述创作理论。诗原本用来抒情，而以诗之形式说三道四想必有些不适，遗山却以独特用字之高超，即准确无误表达出作者的意思同时不乏金句，评陶渊明之“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可谓流芳百世。遗山极力推崇“建安诗风”，之后渊明，阮籍，子昂不予余力之继承方开启大唐诗盛。其评杜子美用字准确精妙：

     排比铺张特一途，

     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

     争奈微之识碔砆。 

   此为遗山依照元稹为子美作墓志铭之评，元稹尤其推重子美晚年专攻长篇律诗，可谓“铺陈始终，排比声律。”当然杜诗追求言语严谨，工稳对仗以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誓不休。”为无误，而正如遗山观点其只是一种表象，杜诗之好还是内在之精神，元稹将“排比铺张”喻成不可逾越之藩篱，恰是将似玉的石块当作城璧而已。遗山评诗既严肃又幽默，如评李商隐“独恨无人作郑笺”，义山好诗颇多，但其时代同仁未留下注疏，害得后人读来不知何意？

  《论诗绝句三十首》中亦留有后人争议之处，比如第二十八首：

       古雅难将子美亲，

       精纯全失义山真。

       论诗宁下涪翁拜，

       未作江西社里人。

    在宋人眼里李商隐得杜诗真传，故学子美当先学义山。然江西诗派即没有杜诗之古雅，亦无义山之精纯。争议出现在第三句“论诗宁下涪翁拜，”后人注释“宁”字多作“岂能”，而近代钱钟书先生在其《谈艺录》强调当解“宁可”之意，若以“岂能”解，全诗从头到尾“难将”“全失”“未作”均为“反句”不合诗理。笔者认为先生注“宁”字正确，全篇《论诗绝句三十首》遗山无独评黄庭坚诗，然钱先生指出了门道，在遗山为其父元德明《杜诗学》作序中：“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结合第二十八首全意，遗山认为虽山谷不如子美，但退而求其次，宁可学山谷也绝不和江西诗派合流。

   遗山先祖为北魏拓跋氏，已汉族数代，自幼聪慧，精通汉文经学然仕途坎坷，值其力图世进之年，战乱中辗转避祸，这一时代留有多篇江山国破悲愤之作。三十而立及第后因官场暗斗奋而隐居，所以遗山诗论推崇建安风骨，推崇陶渊明苏东坡与其身世不无关系。元灭金后，遗山亲历江山移改平民家园狼藉惨状，回乡生有厌世之感。晚年隐居生活中又积极编撰《金源君臣言行录》《壬辰杂编》等已佚文献，务求国亡而文史不可亡之大格局。

   蒙元依靠强盛暴力征服欧亚大陆，崖山海战标志着一股非儒教传统势力彻底清除了汉人统治地盘，“四等人制”提法首现于清末屠寄《蒙兀儿史记   忽必烈汗本纪》，经民国学者钱穆，范文澜之阐发广为人知，然日本学者箭内亘、中国学者萧启庆等通过检核《元典章》《通制条格》等原始文献，证实其非法定制度。所谓“四等人制”即蒙元征服欧亚后，将势力之内平民种族分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族”，以下按照征服次序，“色目人<Semu>”即今天亚洲西域大部分地区，“汉人”即金朝管辖和大理地区，而最后被灭的南宋臣民被视为“南人”，而元代对于“四等人种”是否在制度上严格实施，汉学界无考出具体实证，而元代存在基于征服时序之族群差别政策在“科举分榜制”上还是存在的，元统治南宋后，汉民族地位低劣或许可以想象。

   历史固有“必然”而其中不缺“偶然”，遗山晚年有一事迹，史料虽不过二十来字，今读来意义重大。笔者在此特述，元灭金后，1247年金朝降将张德辉接受忽必烈召见，明朝修《元史》，在《张德辉传》有一行字：“壬子，德辉与裕之北觐，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悦而受之。”

   “壬子”为1252年，遗山六十三岁，“裕之”为遗山的字号，张德辉携遗山北上觐见忽必烈，恳请世祖为儒教大宗师，世祖欣然接受。清以后学界对这段经学史均持“耻笑”态度，一个对儒学无知之人何德何能成为“儒学大宗师”？而今细思，元好问觐见忽必烈，在叙述两汉“独尊儒术”治国，在并分离合之后才有唐宋之文化强盛，想比儒教的仁德治国适合在中原大地实施，让忽必烈所接受，反之若元朝“舍儒取藏”治理中原，经学汉学将断崖式灭迹。元虽统治中原汉地不足百年，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而以儒教制度治理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保存了汉文化香火之延续，这其中遗山之功勋非几首诗歌等文学创作所能抵，足以超越布鲁姆《西方正典》所言“审美自主性”之范畴。当然忽必烈已有尝试招中原学士筹建幕府，张、元之恳请契合其经略汉地之需求。遗山逝世二十年后南宋灭亡，又过了三十多年即1312年元仁宗开始以朱熹《四书集注》为教义实施科举考试。遗山晚年修史之际依然北上请愿阐述“儒教治国”亦是历代文人“以夏变夷”传统理念之延续，同时以“儒释道大统”的构思为明清“文化中国”之概念成熟提供了初探。

   正如笔者在《析清代治学及其对汉学之贡献》一文指出的，明以前几乎所有汉学之经史子集若没有清代学者的校注整理，今人是看不到接近“真面目”之汉学。遗山的事迹亦复如此，《四库全书总目    遗山集》评其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同样当乾嘉学者在故纸堆中钩沉索隐，或未曾意识到他们手中考据之刀笔，早在五百年前已被一位金元遗民淬炼出相似之锋芒。遗山编《中州集》时“以诗存史”的苦心孤诣，暗合着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之实证精神，那些精心辑录的诗家小传，何尝不是清代《碑传集》的遥远先声？《中州集》的编纂范式，在乾嘉时代显现出惊人的跨时空共振。遗山为每位诗人撰写“小传”，不仅记录生平，更考辨作品真伪，梳理作品之背之史料，这种“诗文证史”的方法，较之顾炎武《日知录》考订历代风俗早了四个世纪。更耐人寻味者，当戴震在《水经注》校勘中运用“以本书证本书”之方法论时，其思维路径竟与遗山《杜诗学引》中“杜诗注杜诗”的阐释如出一辙，这以超越时代之学术默契，揭示着汉学考据学传统中精神血脉和学识共通。

   遗山晚年修史时“国亡史作”之信念，在乾嘉学派理念中化为“实事求是”的治学圭臬。全祖望续修《宋元学案》时对学派源流的精细考辨，恰似遗山《壬辰杂编》中“网罗放失旧闻”的史学操守。乾嘉诸儒在文字狱阴影下“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之生存智慧，与遗山在金元易代之际“儒灯渡朔云”之文化秉持，实为乱世学者在不同历史维度上之人格叠影。王鸣盛著《十七史商榷》“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之感叹，恰是遗山《论诗绝句》中“眼处心生句自神”的考据学转译。当阮元在杭州创立诂经精舍，将实证学风注入书塾之时，他或许不曾意识到，“去虚务实”早在五百年前遗山书院里，已由那位葬雁诗人躬身践行。

   今太原雁丘，石隙间斑驳之苔藓，或掩藏着中国汉学史最动人的秘密，遗山以词客之感性为雁丘覆上青苔，又以史家之理性在苔痕下刻下年轮，这种文史交融的学术基因，经过五个世纪的沉潜滋长，终在清代乾嘉学派之汉学巨著中结出果实。今人可以认为唐宋之夜空群星闪烁，六朝之夜空星星点点，而金元之夜空暗淡无比却有孤星一盏。遗山卒于河北，后归葬故乡忻州。晚年编纂《中州集》《王辰杂编》为后世修撰《金史》存留火种，同时其文才和诗歌批评在汉文学史中尤其在金元黯淡年代光彩耀人，遗山人生先端是殉情雁羽滴落之露水，而末端是一介儒生手持孤灯，似将汉家月色悄然洇入塞北荒原。

           雁殒问莲根，  

           诗史淬文魂。  

           儒灯渡朔云，  

           孤光劫后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