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芦

《孽海花闲话》载：二鸦战争清朝与英使在礼部大堂议和，龚自珍儿子龚橙为英翻译，百般刁难，恭王大不堪，曰: 龚橙世受国恩，奈何为虎填翼? 龚厉声曰: 吾父不得官翰林，吾贫至糊口于外人，吾家何受恩之有？恭王瞠目看天，不能语。孟子言：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龚自珍悯天忧国，潦倒坎坷。其子愤而弃国, 晚清版《苦恋》。

中国爱国主义喜欢重豪言而轻行动。汉代终军，向武帝请求出使南越，发出豪言：“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然而他却像荆轲的副手秦舞阳一样，在关键时刻，犹疑胆怯，掉了链子，没有果断处置对手吕嘉，反为吕嘉所杀。历史记住了他的豪言，忘记了他的胆怯。如王勃《滕王阁序》：“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民国的《知识青年从军歌》：“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毛泽东的“今日长缨在手。”

E.M.福斯特：“如果我必须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做出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对个人的爱与忠诚可能和国家的要求背道而驰。我认为，当这件事情真有一天发生了，这个国家也就不怎么样了。”

中国历史：见王朝而不见国家，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

清末的资政院由精英组成，而精英总是不甘被操纵。所以1910年资政院弹劾军机处案，虽被皇帝屡屡打回，仍然坚持抗上。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由工农代表和各界劳模组成，他们头脑简单，唯上是从，甘当橡皮图章。

公元14年罗马皇帝特比利乌斯废除了平民会议，将其权力转移给元老院。罗马公民失去了政治上的发言权，换得的是免费的小麦，后来增加了橄榄油、葡萄酒和猪肉，并可享受竞技场和角斗士比武等娱乐。专制国家都喜欢用福利换取自由。罗马帝国用“面包与马戏”，换取公民的“安静”（图拉真语）。但是相比中国秦制以严刑峻法使人民畏服，这些还是仁政。所以我们在西方古典城市看到的大型建筑往往是公共设施或其废墟，比如圆剧场、竞技馆、大会堂、公共浴场，而中国城市的大型古代建筑则常常是皇家宫殿和皇城，而少见公共设施。

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皇帝退场，另一个皇帝登台；一个朝代结束，另一个朝代开始。缺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大宪章这样的关键转折点事件。

中国古代，不是别人妖魔化中国人，而是中国人妖魔化别人。中国给周围民族起的名字，都是“犬”“羊”“虫”字旁。如蛮狄羌猃狁等等。

过分关注过去的荣光会阻碍人们接受其他文化取得的最新进展，即使这些荣光是真实的。

十八世纪末，荷属东印度公司驻北京使者带讯回荷兰，建议“如有人来北京，应该带些欧洲孩子们玩耍的玩具。这类玩具会比科学仪器或艺术品等更受欢迎”。

百年来的中西文化冲突，造成了现代公民权利未张而传统道德伦理尽失。西方的自由民主与儒家的传统道德同归于尽。中国只剩下秦政与犬儒主义。

在封建贵族社会里，贵族对上级和下级有明确的义务。而大一统下的士族和官僚，只有特权，没有相应的义务，也就没有责任感。而责任感一旦不存在，士族和官僚很容易堕落，其堕落的程度远远超过了春秋时期的贵族。

世界选择了咖啡，中国选择了鸦片。前者让人提神，后者让人昏睡。

立言的最高境界：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统治者不但喜欢降低人民的智力，也喜欢降低人民的道德水准，尽管他们常标榜以德治天下。所以他们喜欢搞群众运动，三反五反，检举揭发，大义灭亲，都是入伙的投名状。冉闵灭胡：在他的号令下，邺城一带的汉人群起杀戮胡人，史称死者二十余万。无耻之事，无论多小，尽管是被迫，一旦做下，便将自己的名誉与强迫自己的人绑在一起，渐渐荣辱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