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之城

当前，围绕着川普政府上台后的一系列举措，人们热切关注，观点也层出不穷。其中，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先生的几篇文章正是基于人们关注的三个热点——俄乌战争、川马新政和信息茧房所展开，读罢深以为然。这里转述归纳如下。

一、关于俄乌战争

川普上台以来最让人诟病的就是：在俄乌战争中无视起码的是非曲直，甚至置被入侵一方的感受于不顾，将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土免受他人宰割所付出的牺牲当成是失败与徒劳，并试图以伤害乌克兰为代价与侵略者普京（背后还有某大国）媾和。对此，不禁想骂骂这位上任伊始的美国总统以及他的国防部长等一众！

但孙立平教授，包括他转述的观点，则给出了观察这一问题的另一个视角，即：为什么欧美人会在俄乌战争中“首鼠两端”？除了利益考量之外，其实还有着历史与文化观念上的更深层次原因，孙立平指出：

欧美人关于国家以及领土的观念，或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寸土必争”，至少在欧美很多人看来并不是绝对天经地义的。事实上美国这个国家与其大多数领土，都是谈出来的。欧洲国家的领土更是不断变化，甚至经常因贵族联姻、交易而变迁。因战争而改变边界的更常见，其中实力是重要因素。但少有人为领土变迁“玉碎”，或为此去推翻本国政府。世界很大，世界各地人的观念与思维并不完全相同。

如果查看欧洲国家现有的版图与历史版图的对比，这个国家的哪一块地方原来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哪个国家原来是哪个国家的一部分，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而且他们似乎也很平静地接受了。国家不就是人们生活的一种地域性框架吗？

人们要问的是，为了制止侵略，究竟需要付出多少无辜的生命作为代价？还需要投入多少本来可以不用做战争的金钱与物资等财产？又有谁愿意为此付出这些代价？现实中，欧美日已为支援乌克兰支付了有限的代价，其中美国付出的最多。但欧美日都不愿为打败俄罗斯支付太多代价，欧盟国家到现在仍然既不愿意参战，甚至也不愿意将军费开支提高到更高比例。

美国政治学家英格尔哈特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现代富足的生活与人们对人生价值的追求，使得人们对战争伤亡的接受程度在降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每天死亡高达2500人，但美国在越战中总共死亡了58000人后，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了3000人后，战争就失去了公众支持。伊拉克战争中死亡美军的总人数相当于二战四个小时死亡的人数，但美国人不能容忍了。”

战争必然伴随着生命与财产的惨烈损失，所以二战后，反战就成了民主社会的主基调。但对其他国家与地区已发生的大规模死人的战争，谁去制止？如何应对俄罗斯这种侵略成性的国家所挑起的战争？

当人们讨论文明与野蛮谁战胜谁时，回答也许并不简单。

然而，《联合国宪章》是怎么写的？二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础是什么？一个世界秩序的建立者和主导者应该是这样的吗？你真正尽到了你的责任了吗？别跟我说，他是美国的总统，怎么做对美国人有利就怎么做是天经地义的。

川普一再说，俄乌战争是一场荒谬的战争。荒谬这个说辞掩盖了侵略与反侵略的分界，如果这句话成立，世界上还有公理和正义吗？难不成我们要重回丛林？

有人说，不管怎么说战争都要停止，不能再死人了。话虽这么说，谁也无法反对。但如果正义没有了，如果维护正义的机制失效了，世界由此进入丛林时代，会不会死更多的人呢？

二、关于马斯克和他的DOGE

该如何评价马斯克和他的DOGE近日来的做法？人们看法不一，有些观点根本就是针锋相对，难以调。那么究竟孰是孰非呢？在我看来，现在下结果为时过早，不妨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孙立平教授则从另一角度对此提出了他的关切点：

我想讨论的问题不是这样做是不是合法？那些做法是不是胡来？或者其中存在问题和瑕疵等。这些问题大可继续讨论或争论，而且有的我也部分认同，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我们是否可以从这些做法中窥见某些未来政府的前景？

政府是一种很古老的存在。有了国家，也就有了政府，甚至也可能在国家出现之前，政府就已经存在了。即使是在制度相对完善的国家出现之前，职业化的公共管理可能就存在了。由老百姓提供某些资源，使得一些人或机构，专职从事公共管理，我想，这就是政府的基本含义。多少年来，政府在不断更新，形式也在不断演变，但基本的轮廓基本是定型的。

但是，无论什么东西，就怕老。一些历史上赫赫有名、充满活力的大公司，很多也是越来越官僚主义，越来越死气沉沉，越来越繁文缛节，越来越利益盘根错节。政府就更是如此。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经济的发展，可用的资源越来越多，政府也在日益成为一个庞大的利益主体。

人们指责川普和马斯克的任性胡来，六个从19到25岁什么都不懂的毛孩子，就可以在庄严而庞大的政府机构中大开杀戒吗？可问题是，不如此，有改变的可能吗？米莱又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我们不纠缠细节，可以发现，川普和马斯克，是在用两个东西冲击着旧的政府架构，或者说，是在将这两个东西注入新的政府架构。

那就是：企业原则与技术主义。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两个东西中，窥见未来政府的一些影子。

从目前已经开始推进的政府改革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到企业管理原则的应用，如效率优先、技术驱动、扁平化决策等。有人将这种做法称之为企业治国。如果你要在理论上争论将企业管理原则引入公共部门是否合适，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有何区别，大可争论下去，但用这些企业管理的原则重塑政府体系，至少在我看来，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违和之处。这不是挺好吗？

更重要的，是运用最新科技发展成果对政府进行的改造。正因为如此，有人说，马斯克的最终目标，是要打造一个高效、由技术驱动的“赛博朋克”政府。这个政府将高度依赖技术和自动化，以提高政府效率，从而使这个政府更具执行力、更贴近市场，同时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从目前来看，马斯克的团队，正在这样几个方向进行努力。

1）通过人工智能的运用来优化政府流程和提高工作效率。对政府工作的智能化处理。他们进驻各大联邦机构，将大量政府记录和数据库输入AI系统，用AI来寻找哪些项目可以被取消，哪些工作可以被AI取代。找出可取消的联邦项目，确定非法律要求或非必要的合同。

2）将企业中常用的“零基预算”理念应用于这次的政府改造。所谓零基预算，就是不考虑过去的预算项目和收支水平，以零为基点编制的预算，从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浪费和滥用。这实际上是一种清零。这种清零对于革除一些沉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人们总是会受制于某些路径依赖。

3）通过区块链技术的运用，更有效地跟踪联邦支出、保护数据安全、进行支付处理，甚至管理建筑物。这项技术的引入不仅有望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还能增加财政透明度，减少腐败的机会。

技术的作用，不仅仅在于提高效率，同时也有利于解决非技术手段无法解决的某些问题，如具体工作人员因认知、情感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导致的偏差。

三、关于信息茧房

出于人类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人们常常会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信息茧房之中，因而将自己的认识水平与观察眼光束缚在一个异常狭小的范围里而不自知，甚至还振振有词，无法理喻。孙立平教授以及部分学者对此有着更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以往，信息茧房尽管也存在，但那更多地是一种自然的过程，顶多加上权力的人为干预。但在今天，技术和市场的力量成为一种新的加持，这使得营造信息茧房的力量空前强大。

现实在提醒我们，智能化信息茧房比一般信息茧房可怕得多。

《人类简史》一书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指出，要理解我们对信息的消费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可以用食物做个比喻。100年前食物很稀缺，所以人们吃他们能找到的一切食物，并且大家喜欢富含脂肪和糖的能量充足的食物。但时至今日食物已经很充足了，如果人们还是什么都吃，过量摄入脂肪和糖就会生病。所以人们开始节食。

信息也一样。过去信息很稀缺，所以人们接受所能获得的任何信息。但现在，我们已经被大量信息淹没，尤其是那些无用信息——这也会让我们生病。我们需要进行信息节食，甚至有时要定期开展“信息断食”。

那么，该怎样进行信息节食呢？

赫拉利的回答是：1）放弃“更多信息总是对我们有益”这样的想法；2）要有意识地筛查信息质量。这就像我们必须对摄入的食物谨慎一样，我们也应该对放入大脑的精神食粮谨慎。尤其是要避免用过量的仇恨、贪婪和垃圾信息填满大脑。

提法固然很好，但真正做到很不容易。因为在算法时代，我们在信息面前越来越被动，我们接触的大量信息都是根据我们的口味推送到我们眼前的。而且，基于科学的推送技巧性非常强。有人说，垃圾食品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很多垃圾食品都是很好吃的，很对人们的口味。垃圾信息也是如此。对此，孙立平教授引述了以下两位学者的观点：

新闻人连清川认为：新媒体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段弯路！如果说互联网是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弯路还不好说的话，那么新媒体则已经充分展露了它邪恶的獠牙。

新媒体为什么会败坏人类的思想与传播？因为大众文化现今已经成为一种潮流，那就是一切为了娱乐大众。为了增加票房或流量收入，公共文化是向下看齐的。也就是说，越是满足更多人的审美能力，就越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结果大众文化就成了比烂、比谁的底线更低的竞争，它终将败坏人类的心灵。

新媒体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流量控制与思想媚俗的特点。当智能手机普及至乡村级别的时候，流量的竞逐使内容成为了审美与观念的噩梦之地。在流量的竞赛中，傲慢、偏见与情绪，更加容易获得缺乏训练的公众的认可，理性的、中立的、客观的内容从来都处于劣势。为了生存与竞争，良性的新媒体必须不断地调低自我的设定，以获得生存空间。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周雪光则认为：比信息茧房更可怕的是意义茧房。

“信息茧房”这一概念来自美国社会学者伊莱·帕里泽（Eli Pariser）。他在2011年的著作《过滤气泡》（The Filter Bubble）中指出，随着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算法的普及，人们接收到的信息越来越受到算法推荐的影响，这些算法会根据用户的偏好、行为和兴趣提供个性化内容，最终导致用户只能看到符合自己观点或喜好的信息，而忽略其他多样化的视角。这种现象被形象地称为“过滤气泡”或“信息茧房”。

所以，“信息茧房”是指因为信息封闭而思想呆滞，目光短浅。克服信息茧房的对策是：增加异质信息、改变信息渠道，从而打破信息茧房。

然而，更值得人们注意的则是“意义茧房”，即：我们解读诠释信息的思维定势。

信息需要通过思维模式得到解释获得特定意义。同样的信息经过不同的解析过程，则会产生不同的意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行动。如果思维模式僵硬，那么，任何信息的输入都会通过这一模式加以解读，从而赋予特定意义。

“意义茧房”的另一个意义是，人们有意识地寻找自己熟悉的、顺耳中听的信息，排斥那些异质信息。换言之，信息茧房是意义茧房自我选择的结果。不是信息导致意义解析不同，而是相反：思维定势导致信息的不同意义。

因此，意义茧房比信息茧房更为危险：信息茧房可以随信息的增加或改变而得以突破；而对于意义茧房来说，新的信息经过原来的意义框架来印染和解读，不但不能打破意义茧房，而且有可能会强化之。

这又涉及到框架与框架置换的问题。框架理论是由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1974年提出的，它的核心观点是：人们对信息的理解并非基于信息本身，而是受到他们所持有的认知框架的影响。这些框架会影响我们对信息的注意、记忆和解释，从而塑造我们的社会认知和行为反应。

换句话说，当人们在与信息相遇的时候，都有一个对其加框架（framing）的过程。而在现实中，我们遇到的一个经常性的问题是，总是有人努力地对你脑子中可能有的框架施加影响。

人们在研究被骗的老人的时候发现，骗子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从非理性的情感需求入手，进而改变你在理性层面思考问题的方式或框架。于是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情景，当老人脑子里的框架被改变之后，哪怕是儿女这样亲人的劝诫，根本听不进去，就是笃信骗子是在关心他。

对此，也许可以将其称之为框架置换的过程。所谓洗脑，在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框架置换的过程。

在上述基础上补充几句防止陷入信息茧房的方法。

有人给出了如何判断一个人被洗脑的几条特征，即：1）迷信人的完美，不允许别人批评自己崇拜的人；2）热衷于赞美，不注重批评。而你所赞美的正是你不敢批评的；3）总是把自己的错误归咎于别人，不知反省自己；4）你所有的见解都来自于他人，而没有一条是你自己觉悟到的；5）你获得信息的方式依赖于看电视、看短视频、看报纸、看网络各类自媒体信息，唯独不看书。

对于最后一条，窃以为是防止被洗脑的入手点。单就网络信息而言，可以设想：一篇仅花几小时或几十分钟就炮制出来的东西给人们带来的，免不了会是碎片化的信息和经不起推敲的观点，与人们花数年乃至数十年写就的书籍又如何同日而语呢？更不用说那些经过历史沉淀所保留下来的经典了。因此，转瞬即逝的网络信息，是无法代替读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