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人的神

玄野

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马可福音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

一、人在走向自我毁灭还是自我成就

生命的最底层属性是生存的焦虑，亲友之间的互助及爱就是生存焦虑反映在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个整体上，爱国主义情怀则是生存焦虑反映在自己的种族上，爱人如己的道德黄金律则是生存焦虑反映在人这个物种上。这就是所谓的人性。即为人性，就不是国性、族性或者家性，而是通用于所有人的本性。人往往都有严重程度不等的贪嗔痴，而我们习惯的人性的定义不是这些，而是人的本性中有利于其他所有人的那些部分。人性并非某种神圣的东西，不过是物种延续的特质而已。道给生命配备了生存焦虑同时又赋予了一个解决方案。这就是子思所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谓教。”需要明确的是儒教所提的道是人道，是由人性所生发出来的普惠于人类的行为方式。而道教的道则不同，是儒教里所谓天命之上的决定者，就是神的不同称呼。人性是弱于人自身生理属性的存在。生理属性如人有四肢，人手有五个手指，人分男性女性。这些由遗传基因所确定的人的生理属性是强属性，也是相对稳定的属性。我们也可以拿人性中的爱与人的性欲作比。人类社会如果缺少了爱，那么社会将陷入黑暗邪恶的丛林社会。如果人类缺少了性欲的话，那么结局就是人这个物种就彻底消逝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人家那些花心大萝卜其实体现了人类繁衍的更基本要素，比咱们天天推崇的谦谦君子所体现的人性可是重要多了。

人性属于人的本性，却是相对弱的属性，以爱为典型代表的人性并非由遗传基因清晰地界定出来，而是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定型的。孟夫子道：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从当代的各种生态系统观察结果而言，这个结论是准确的。也就是说，人的生物学特征与高智慧动物的差异很小，主要差异在于人性。以虎鲸而言，他们的行为方式可以折射出其智力水平是很高的，而限制这一物种发展的主要瓶颈就是语言载体。他们很可能有语言，但是没有语言载体，连结绳记事的可能都没有，那么智慧成果就很难长期传承，只有口口相传，言传身教。这一代的智慧结晶在两三代以后很可能被遗忘，而在第四代的时候很可能又重新开始积累。历史上一些哲学家结论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这种说法很模糊，产生许多误导，似乎没有了语言就没有了智慧和思维，其他物种那里就变成了没有智慧和灵魂的蛋白质载体。没有语言，同样可以有智慧有灵魂，但是这些东西很难传承下去。所以应该说语言尤其是文字是智慧传承的载体。因为语言文字所传承的智慧积累，我们明白人性中的爱，自由以及精神价值是对人类整体生存至关重要的元素。

提及人性，那么我们无法回避的是善与恶。善恶不是自然存在的概念，而是人依据某群体利益而定义的概念，能缓解某个人类群体的整体生存焦虑的行为为善，而增加这个生存焦虑的行为则为恶。例如图拉真灭达基亚人在罗马人看是善行，在达基亚人看则是天大的恶行。如今全球化比较深入以后的人类社会整体有了一个相对一致的善恶评判标准，大家会把能够缓解人类整体生存焦虑的行为视作善行，反之则为恶行。例如，引爆原子弹肯定被视作最恶劣的恶行，因为核战争爆发后地球上所有人都要遭殃。然而这在上帝那里是好是坏就难说了。终于消停了，几百万年以后再重新开始吧。

而当人性的发展造成人在生理属性上的不便时，那么需要改变的只能是人性的定义。

在人神关系方面，中国思想和西方思想在古代是一致的，都承认人的渺小，主张人应该谦卑，人必须服从神的旨意。不同之处在于，西方对神有深重的人格化，将人的一些行为模式套用在神上面，要求人爱神，同时神也会爱人。中国古代哲学对神的认知没有西方那种将人性拓展的做法，而是在感情层面将神独立于人之外，人神之间没有一个感情的通道，人的行为不存在一个蒙神喜悦的问题，人对神的关系中人在主动层面所采取的哲学思路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神也不存在一个怜恤人的问题，一切都按神的道来运行，就是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周革商命使得神权主义过早地退出中国的历史，文化清洗之彻底以致于后代一直误以为中国本没有那个极尽血腥的神权主义时代。后世的发展中因为许多人神之间的巧合，导致中国有一个超脱感情的“天人合一”之说。

古代西方哲学对神的认识是将人性赋予到神的身上，这是人性的一种向上拓展。将人性赋予到其他物种，则是人性的向下拓展。比较错误的认知是在人对动物付出了爱之后，期待这个动物像狗一样会反馈给人类以爱。显然这是错误的认知。相对合适一些的策略是单方面付出爱，而不要求低等动物回馈以爱。显然这也有问题，因为各种动物的本性不同，以人类的感情应用到其他物种上，是违背自然规律的，结果难以预料，很可能会适得其反。人性的向下拓展面临两个问题，一是人对某些生物赋予了人性的关怀，这种关怀往往由于某些人的个人好恶而无法避免地向个别生物倾斜。这种倾斜可能招致生态系统的失衡甚至生态链的断裂，从而构成人性拓展违背上帝之恶，这种恶远比违背人性之恶来得严重。二是人们总期待动物对人类的帮助报以人性的温暖。人的这种期待除了对自己的宠物狗会有正面效果外，其他生物，尤其是对野生生命而言，这种期待是不合适的。每个生物的生存基础不同，其生存逻辑必然不同，而其必须依据的本性也不同。例如许多猛禽的幼鸟刚孵化出来以后同一窝的兄弟之间就开始了生存竞争，往往是只有一只雏鸟可以长大，发展晚一步的第二只鸟会被老大霸凌致死，而食物匮乏的年份尤其如此。我们不可以用人性的标准来衡量这种生态现象，因为这既是生物的自然属性，也是自然环境逼迫所致。每种生物都有其特殊的本性，不具备人性，也不可以要求其具备人性。那么动物保护主义是不是错了呢？没有错。动物保护主义的主旨是维护自然界物种的多样性，从而达到保护生态圈稳定的效果。错的是以人性来揣测和要求动物的做法。在所有生命中，人应该是最复杂的，同时也是最脆弱的，是对生态环境的稳定性依赖最深的。所以动物保护主义不是将人性拓展到其他物种，而是在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是维护人类自己的生存权益。这属于最直接的“人法地”的哲学思路。

人将自己的爱的能力局限在自己这个物种上是否是一种自私呢？应该是的，同时这也是一种符合自然法则的做法，这也是人的自我谦卑。因为看顾其他物种的利益，即非人的能力所在，也非人的本性所在。越界去爱其他物种，其效果是未知的，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做法将会造成何等结果，难以预料，现实中有诸多事与愿违的例子。人可以去帮助其他物种，其合理的情形在于人的过度发展和人类生活过度奢靡化导致了对其他物种的重大伤害，与其说是帮助其他物种，毋宁说是一种补偿策略。人类活动造成的危及所有生命的自然环境的变迁和生态系统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时下人类的补偿策略所起到的效果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伤害相比依然极其微弱。一方面算聊胜于无，另一方面尚需从机制上找到更有效的途径去实施这种补偿。这种做法不是积德行善，不可以把人的干预行为视作对其他生命的施舍，人的这种干预补偿必须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做法。

雄狮有一种习惯，并非是食物相对匮乏和环境限制的问题，似乎是一种物种自残行为。这就是雄狮咬死小狮子的陋习。但这依旧达成了当下的生态平衡。当然其他哺乳动物也存在相似的问题，比如雄性为了达成交配，往往要杀死雌性正在哺育的幼崽。熊如此，豹如此，甚至兔子也是如此。这些动物的雌性往往有选择权，会全力维护幼崽的生命。到了狮子这里，与其他掠食者不同的是，雄狮和母狮的差距太过巨大，母狮根本没有能力限制雄狮的杀戮行径，一切只能听从雄狮的恩赐。这是狮子这个物种的一个巨大短板。可能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有利于物种繁衍中选择优势基因。至于是否能选择优势基因很难说，因为落败的雄狮更大的可能是衰老，受伤或者染病，大部分情况下这种雄狮的基因并不比获胜的雄狮差，只是运气不好而已，战争爆发在不当的时刻而已。雄狮的这种习惯真正的作用是减小了狮子种群的数量和繁衍速度，这个食物链的顶层给食物链下面的生物造成的压力变小，同时也留给豹子鬣狗等竞争者一席之地。有这一物种短板的同时，狮子也具有一个其他掠食者没有的强大优势，那就是母狮间的无私互助和群体生活。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比靠独立的母亲养育幼崽的猎豹无疑要优越得多。设若狮子学会了仁爱，摒弃了屠杀幼狮的陋习，那么幼狮的成活率和狮子种群的扩张速度将大幅提高，很快就会达到这个生态系统无法承受的底部。然后就是生态系统以瘟疫，种内竞争，饥馑等方式自我调整而导致狮子的种群数量降到谷底。其后，一位掠食者的大幅减少导致食草动物迅速繁衍，从而导致狮子的生存环境变得很优越，狮子种群恢复并逐渐达到新的顶峰，进入下一个循环。

相比而言，雄狮对种群繁衍的正面作用实际上比许多其他猛兽中的雄性要强得多。虽然它会杀死自己不认识的幼狮，但它依然会爱护自己的后代。而在其他猛兽哪里就可能是连保护自己后代的本能都没有了，那些雄性猛兽往往为了交配利益而及早杀死拖累雌兽的幼崽。雄性的作用可能就是保证了基因多样性和基因选择而已，其对种群的作用都是通过满足本能欲望而间接达成的，其主动意志中有多少成分是为种群繁衍而努力的，这很值得怀疑。相比之下，雄狮服务于种群繁衍的主动意志要高许多，比如它作为狮群的首领不但在遇到强大威胁时有着保护狮群和统领狮群的意识，还有带领狮群选择狩猎对象的职责，同时对于它自己狮群的幼崽也有着保护的义务。

雄狮要杀死非自己后代的幼崽的习惯的确是狮群发展的重大制约因素。那么一个幼崽必须在一个雄狮足够强壮而不被其他雄狮取代的这个窗口中迅速成长起来，否则当另一个雄狮摧毁老狮王并取而代之以后，幼崽就凶多吉少了。设若狮子种群发展的这一制约因素被克服，那么狮子这一物种将迎来一个重大的种群发展机遇，而相应的其生存环境中的食物资源，诸如角马斑马种群等就可能遭受更大的压力。而其竞争者猎豹和鬣狗等等也面对着更大的竞争压力。

有其他动物克服了狮子的陋习了吗？有，那就是人类。唯因此，人类的超级竞争力造成了居于相似生态地位的生物出现了广泛的灭绝现象，而涸泽而渔的现象也导致许多被掠食物种的广泛灭绝。那就是说，人类的各种人性的善给自然生态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人类社会一直在寻找并系统性地发展人性中有利于人类这个整体长远发展的品格及制度。从群居到国家的出现，从婚姻制度到男女平等，从道德到仁爱的提倡，从社会分工到商业社会，从法律制度到民主自由。这些人类社会的组织形式的每一次进化都导致人类种群的长足发展和人口的稳定成长。这种层面的发展，也是人类社会最本质的发展是好呢还是坏呢?当然对人而言无疑是好的，但是对于那些生态圈中的竞争者和被人类当作猎物的物种，这就显然不是好事。而这些物种的本有的生存便利被人类剥夺了，长远来看，对人类有益的事情不一定是自然界的好事。

人类的强大能力对哪些物种是好事呢？相信大家都能想到，那就是家禽家畜。其实农作物也是巨大的获益者，或者说更根本的获益者。广泛来讲，那就是所有与人类共生的物种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与人类一同征服了世界的角角落落。所以，从生态安全和自然伦理而言，人类的食物来源应该尽量局限在与人类共生的生物当中。如果人类并没有在某个生物的生存周期中施以足够量的帮助，那么人就不应该以一定的规模来获取这种生物做食物或者其他用途。人的纵欲能力和商业运作的力量足以让任何生命灭绝，即使并非出于灭绝某物种的恶意。自然环境相对于人的消费力而言实在是太脆弱了。北美的淡水渔业控制应该符合这样的原则，就是政府在运作一些保育野生鱼类的措施，同时收取一定的费用来让市民开展钓鱼这种户外娱乐方式。一个很难避免违背原则的情况是海鲜食物的获取。最近二十年中国海水养殖有一些很有价值的尝试与突破，这使得许多海洋生物也进入与人类共生的范畴之内。这与基于生态补偿的动植物保护而言，这样的一种模式更加积极也更加根本，经济层面上也更可行，而不是像之前人类的作为那样用一些对自然的善行来中和自己曾经犯下的暴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