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装割据中的苏联军援

——中共党史系列之九

程翔

上文提到，1927年苏联大使馆被搜查，缴获大批文件证明苏联豢养中共意图颠覆中国政府之后，苏联老羞成怒，宣布与中国断交，而国民党就开始清共。孙中山先生“联俄、容共”政策彻底失败。但是苏联通过中共来颠覆中国的野心没有变，它向中共发出一系列指示，要中共从此实行武装割据。

一、共产国际煽动中共走武装割据路线

苏联大使馆被搜后，苏联密谋报复，在短短几个月内向中共发出指示及要求，马上实行城市暴动、农村土改、武装割据等政策。

1.共产国际对中共的“五月指示”

在1927年5月18日至30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又译史太林）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报告。会议并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提出开展农村土地革命、武装工农群众、组建自己军队的方针。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向中共提出武装割据的要求。会后，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共发出指示（即所谓“五月指示”）：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改组国民党，接管国民党及其军队的领导权；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及两湖的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十个师团，组织革命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2.共产国际指示中共紧急召开“八七会议”

接着，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在1927年8月7日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决定采取武装割据的政策来夺取政权，这是武装割据的开始。这次会议完全是由共产国际操控的。会议首先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了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然后，他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笔者按：实际就是把共产国际的指示作为中共的意见向党员传达）的主要内容作了发言。他的主要内容是把国共合作失败归咎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邓中夏、蔡和森、罗亦农、任弼时等先后发言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陈独秀在农民、军事等问题上的错误，强调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说：“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会议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等文件。

会议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指出：“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的有计划的尽可能的在广大区域中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利用今年秋收时期农村中阶级斗争剧烈的关键，来发动和组织农民举行秋收暴动”。会议要求中央党、团机关“应当在极短期间调最积极的、坚强的、革命性稳定的、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尽量分配到各主要的省份做农民暴动的组织者”。

会议通过的《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指出：要“注意于武装工人及其暴动巷战等军事训练，即刻准备能响应乡村农民的暴动，而推翻反革命的政权”。“工人阶级应时刻的准备能领导并参加武装暴动。以乡村农民之胜利为依据，推翻反革命政权，而建立革命平民的民权的城市政府”。

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从此中共就走上武装割据的道路。根据《百度》的统计，自“八七会议”之后，到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中共在全国范围内组织领导了近百次武装起义，为日后的军事割据定下基础。这本身就已经对当时的中央政府产生很大的压力。1929年爆发“中东路事件”，苏联又向中共发来指令（即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十月来信”），要求中共制定“武装保卫苏联”的政策，而具体的办法则是广泛建立武装割据基地。关于这点，笔者在本系列中东路事件已经详细介绍，这里不赘。

二、中共建立苏维埃实行军事割据

1923年初，苏俄在《孙文越飞联合声明》中声称共产革命不适用于中国，承诺不将共产制度引入中国，该声明第一条即说：“孙逸仙博士认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意。”但是，列宁与孙中山先生均辞世后，斯大林就违背此承诺，决心向中国输出革命，把他们的苏维埃制度强加给中国。1926年2月，共产国际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改组，成立了十一个地区书记处。其中之一是主管东方国家的远东书记处，由东方部部长彼得罗夫（拉斯科尔尼科夫）任书记，成员有：原远东部部长维经斯基，别达赫特、谢马温、蔡和森、杨诺夫斯基、基姆、得洪、卡斯帕罗娃和福京。4月，共产国际在上海设立了远东局，由维津斯基（化名为谢尔盖、谢尔金）任主席，成员包括拉菲斯（化名马克思），格列尔（化名教授），福京（化名年轻人）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新成立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专门负责向中国输出共产主义制度，策动暴动和建立苏维埃的制度。1927年搜查苏联使馆后，苏联就更加速赤化中国，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共自甘充当它的马前卒。

1927年在八七会议上，在共产国际煽动下，中共已确定了通过武装力量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方针。9月2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联席会议上肯定中国革命已进入第三阶段，即为苏维埃而斗争的时期（“苏维埃”俄文意为会议或代表会议，十月革命后发展成为苏联的政权形式，在中国，凡建立这种政权模式的地方都简称“苏区”）。同年11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更明确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1]  。从此苏维埃政权开始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建立，使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中共在翌年（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的塞列布若耶乡间别墅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的党代表大会搬到外国召开，其附庸性质十分明显）决议，正式确定了建立“苏维埃”分裂政权的方针。

从1927年到1937年这10年间，中共在全国建立起来的所谓“苏区”及带有“苏区”性质的地方割据政权计有附表所见的“中共割据政权建立的根据地”：

从地图上看，这些星罗棋布的“根据地”、“边区”、“游击区”就仿若在人体内四散的癌细胞，不断扩散并吞噬肌体，终于导致中央政府的垮台。

附图一：遍布全国的恍如人体癌细胞的“革命根据地”。

三、苏联为中共“武装割据”准备了大量物资

苏联使馆被搜后，国民党除了内部清党之外，也驱逐苏联共产国际在华人员。共产国际被迫撤销了上海远东局，但仍然通过秘密联络站和各地苏俄领事馆调拨资金，相继策动了南昌、湖南秋收、湖北黄麻、广州、陕西清涧等一系列暴动以报复国民党。1929年初，共产国际将远东局从海参崴秘密迁回上海，继续领导中共。根据陈宪辉《革命的苦难》[2] 一书的记载：

“共产国际派遣苏联军方情报机构要员牛兰（HILAIRE NUULEN）及夫人汪得利（GERTRUDE RUEGG）以独立商行为掩护，在上海设立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秘密联络站。远东局内分三个相对独立的部门：政治部负责传达共产国际政策指示，帮助中共制定各种政策文件，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和中共的情况；组织科负责向中共及远东其它国家共产党发放经费，安排莫斯科与中共之间的人员、文件往来，无线电通讯，及安排重要会议等等；军事顾问部负责策动中国各地的武装暴动。牛兰夫妇以设在上海租界内的“大都会贸易公司”等三家公司为掩护，负责管理秘密电台、安排共产党人员往返苏俄，调拨经费，及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中共与亚洲各国党之间的联络，接收、中转信件、电报、邮包，安排秘密印刷点和秘密会议等工作。通过牛兰的三家贸易公司，共产国际的巨额资金源源汇入中国，成为苏俄在中国创建红军、苏区，策动各地暴动的动力源头。”

笔者在本系列之3的文章引述中共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肖甡教授（大校军衔）的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央苏区的军事斗争》[3] 一文的分析，中共开展的军事斗争，“是在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这里不赘。根据西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曾小林及张力的论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中共武装斗争述论》[4] 详细缕述共产国际如何支持中共武装割据，本文无法详细引述，只引述其中一部分：

“从1931年到1934年，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高度关注的时期，也是共产国际对红军武器支援最多的时期，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远东局常主动询问中央苏区，给他们增加经费、武器弹药及医疗用品的援助。共产国际联络部于1932年派了格柏特到中国，建立了三部电台，形成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共中央以及中央苏区的快速信息通道，因而从1932年到1934年间，共产国际对中央苏区的各种武器及药物援助，大都直接由共产国际的领导皮亚特尼茨基同远东局联系和沟通，再由远东局同中央苏区或中共中央进行联系，或者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直接同中共上海中央局联系。经中共代表团之手的物资援助，在1932年和 1933 年没有具体资料。但1934年9月，共产国际在中央苏区危急时期，决定在华南的一个港口建立采购和向苏区运送武器、弹药和药品的机构。当时，王明被委任为执行者，但由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于10月撤离了中央苏区，这一任务没能完成。”

这里就披露了有关苏联拟在华南建立军火库以支持中共的计划，根据本身是“红二代”的军事历史学者徐泽荣的考证，这个军火库就设在广东北部五岭中的梅岭的一个特大的溶洞里。据徐泽荣说[5] ：“广东梅岭钟鼓岩主洞极大，可储藏上万箱枪支（10支一箱）以及上万箱子弹（万发一箱）毫无问题”。他并透露，为永远掩盖苏援饷械曾藏此洞真相，在1949年之后，中共高层核心人物曾下令“毁洞灭迹”。

徐泽荣的证据有三：

其一：1927年国方宁汉合流之后，中共“八七会议”之前，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特使罗易、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武汉政府（跨党）农业部部长谭平山，曾在武汉召开秘密三人会议。会上，谭氏力主鄂湘赣三省工农革命群众，跟随中共秘掌军队返回广东，和当地工农革命群众一道再组新军，重作北伐，夺取政权，一统天下，因为“收复广东很有必要。那里有三十万支步枪，有同国外联系的港口，有财政资源……”（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罗易1927年6月8日于汉口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一份电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黄修荣等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卷中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马贵丸等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310页。

其二，当时乃由苏联红军总参谋部第四局来指导中共军事行动。最先派来中国的军事代表是盖利斯，直接受苏军总参谋部情况部第四局局长别尔津的领导。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对其依靠更多，几乎所有有关红军的作战训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在撰于1930年11月30日的《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对中国红军部队的总的评述（截止1930年11月15日）》中，盖利斯确认：红军人员总数为五万四千，步枪总数为三十万五千，机枪总数为七十，迫击炮总数为十三，山炮总数为二。（徐氏认为五万四千官兵即有步枪三十万五千，枪数乃是人数的五点六倍，除非六万红军能够消灭百万白军，否则不可能缴获三十万枪支。所以这30万枪支必然是苏联运来的。

其三：据时任广州政府炮兵总监的邓演存（邓演达胞兄）等数人的记述，北伐发动之前，苏联曾经几次派船秘运军火到穗，其中规模最大一次，接援方面征用了“四五十艘大驳船转运了四五天才运完”。见邓演存等：《略记孙中山“以俄为师”的决策及苏联顾问在广东的工作》，广州市政协文献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孙中山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267页。

据徐泽荣的考证，在梅岭的这个军火库，应该只是“东库”，还有一个“西库”，位于“三连一阳”某大溶洞（三连一阳即为京广铁路以西连州、连山、连南、阳山四县）。这是他在文革时亲自了解的，溶洞里藏有大批剩余的枪支被运到阳山县小山镇广东省第八钢铁厂（又称特种钢铁厂）回炉熔化。

从这里可以看出，苏联为了支持中共武装割据，不惜偷偷在华南建立秘密军火库用来武装中共。事实上，共产国际远东局的金钱和军火分配决定着各地暴动规模和红色割据的消长。没有共产国际提供的金钱军火就没有中国遍地的红色暴动、红军和红色割据。

曾为共产国际在华军火库的南雄梅岭钟鼓岩山洞。

徐泽荣这位“红二代”军事历史专家，曾经发表《真相真理双真集》，详细考证了1927年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实行武装割据之后，中共从苏联得到的军事援助详情。他的研究分别从枪、炮、饷（军饷）、和库（军火库）四方面入手，分析苏联把这些金钱和物资输送到中共手里的具体路线（附地图）及经手人，彻底戳破中共所谓“小米加步枪”（即中共革命成功方法）的神话。

注释：

[1] 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27页。

[2] 陈宪辉，历史学者，1954年出生，文革中为农场知青八年，文革后上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任教，后赴美留学，九十年代工作、定居于香港。 著有《二十世纪中国纪事——革命的苦难》、《清末民初》、《北洋政府时代》、《国民政府时代-上下册》、《毛泽东时代-上下册》、《邓小平时代》等。
[3] 载《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第8卷第2期）2015年3月25日。

[4] 载《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0卷第2期2021年3月。

[5] 徐泽荣：《踏察南雄县钟鼓岩疑为陈济棠协苏联济中共军火库日记》，载2013年1月7日《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