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平安夜，数百名天主教信徒在北京一座天主教堂参加弥撒祷告。作为中国国内的宗教少数群体，天主教徒在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历来受到压制。

基督教最早来到中国是在公元七世纪，当时是东方教会，也就是所谓的聂斯脱利派教会（即景教）抵达中国。像六个世纪前的佛教一样，它也是通过丝绸之路这条穿越中亚的伟大贸易路线向东传播的。但是，到了13世纪，景教和方济会都没能继续下去。当战事切断了与西方的联系时，它们都偃旗息鼓了。

直到16世纪，基督教才在中国站稳脚跟。1552年，耶稣会会士方济·沙勿略(Francis Xavier)发现，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很深，于是决心尽早访问中国。但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严厉施行海禁的明代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1552年 (嘉靖三十一年)，他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葡萄牙使团，觐见明朝皇帝。但5月底使团在马六甲被长官亚戴德（Dom Álvaro d'Ataide da Gama）扣留。于是他决心独自前往中国，1552年8月 (嘉靖三十一年七月) 底，他把距离中国广东海岸很近的上川岛（属于台山大广海湾）作为基地，计划偷渡入境。但是，答应帮助他们偷渡的中国商人反悔，迟迟不来。

1552年12月3日 (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晨，沙勿略因疟疾病逝于岛上，年仅46岁，终未达成进入中国大陆的心愿。同年10月6日，利玛窦(Matteo Ricci)生于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三十年后，利玛窦成功的将天主教传入中国。

利玛窦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语言学家和外交家，他于1582年来到中国，一路慢慢北上，1598年，他达到了目的：来到了帝国的首都北京。在试图使高级官员皈依天主教的同时，他可能也对来自山西这些省份出门在外的商人进行了宣教，从而在洞儿沟这样的村子埋下了信仰的种子。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超过3000年，比起来基督教来到中国的400年时间似乎很短暂。但它能得以留存仍然意义非凡。自2000年前佛教传入中国以来，首次有一种新的宗教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中站稳脚跟，历经朝代的衰落和军阀的倒台，以及国家支持的迫害浪潮，成为中国宗教景观的一个永久组成部分。

这一成功部分归功于天主教会的其中一个最大优势：其全球性的影响力和资源。直到20世纪中叶，是教会在广袤的土地上调拨资金、派遣传教士。学校、医院和孤儿院，很快就随之建立起来。除了太行山周边的省份，天主教传教士还深入到云南南部的丘陵地带。中国作家廖义武在他的《上帝是红色》一书中对此有生动的刻画。他们还在这个国家最国际化的城市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许多城镇和小村庄建立了重要的信仰中心。

尽管取得了这些成就，天主教会的本土化进程却非常缓慢。直到1946年，梵蒂冈才批准中国天主教实行独立圣统。三年后，当共产党上台时，大多数天主教医院、学校、孤儿院及其他机构仍然由外国人经营。在中国的137个教区中，只有28个是由中国人管理（21名主教和7名高级教士）。其他109名主教和高级教士则是外国人。

因此，当上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将几乎所有外国人驱逐出境，并切断了与梵蒂冈的联系后，天主教会群龙无首，在挣扎中求生。传教基本上停止了，皈依的情况极少发生，除非是因为婚姻进入天主教家庭。

这个挫折反映在天主教信徒人数增长缓慢上。1949年，中国估计有约300万天主教徒。今天最高的估计是1200万。

鉴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宗教信仰出现爆炸式增长，对于天主教徒来说，人数停滞尤为令人沮丧。在共产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统治时期，宗教受到了严重的迫害。但自毛泽东去世，以及上世纪70年代末采取了资本主义式的改革以来，宗教开始兴起，在一个以经济增长为重、追求物质主义的社会里，这是对社会价值观的更广泛探求的一部分。

1949年，中国有100万新教徒。现在，这个数字估计在5000万到6000万之间，而且在天主教最薄弱的地方——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白领专业人士中间，新教的会众规模尤其大。本土新教的数量出现爆炸性增长。虽然其中许多人被共产党抓了起来，但他们的追随者构成了今天巨大的新教“家庭教会”运动的基础。不管怎样，中国的新教教会轻装上阵，自学成才的牧师在短短几年内就能搞起教会，并吸引大批会众。

这种自发性的体制建设，在天主教这样更为正式的结构化信仰中是很难实现的。在中国，由于国家对宗教的控制，这一点尤甚。在20世纪50年代，共产党政府成立了爱国运动委员会，控制佛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新教和道教这五大宗教团体。这些委员会现在管理着清真寺、寺庙和教堂，任命重要的神职人员，并管理神学院。

对于像新教教徒这样的群体来说，政府控制是一个困扰，但他们在权力上更为分散，因此可以忽略等级制度，灵活地回应需求。简而言之，任何虔诚的信徒都可以组成一个新教教会，并宣称自己是其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