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已有至少15名中共高官因阅读或持有禁书受到反腐机构指控。2023年受到此类指控的高官大约为8人。

最近的一个案例是，黑龙江纪委9月25日发布通报，称牡丹江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彬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跟大多数同类案例一样，李彬被指控涉嫌犯下多项罪名，包括违规接受宴请、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钱款、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以帮助他人借款为名索要钱款、在设备采购和项目承揽等方面非法收受财物等，也包括语焉不详但也属于中共高官"腐败必备"的"违反生活纪律"。

媒体留意到，官方通报中列入的第一个罪名，是"李彬违反政治纪律，私自阅看含有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等内容的非法出版物"。

"私藏、阅看或携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共落马高官的常见被指控罪名。例如，贵州省委原常委、副省长王晓光"热衷于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境外书刊"，中国银行原董事长刘连舸"私自携带违禁书刊入境"，浙江原副省长朱从玖"私自携带违禁书籍入境并长期阅看"，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周清玉"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中国光大集团原董事长唐双宁"私自携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入境并阅看"，云南原副省长张祖林"私藏、阅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音像制品"，等等。

中国媒体《财新》还制表列出了另外29名党委、人大、政府、政协、高校及国企高官的藏书和读书罪。其中最多的指控是"私藏、阅看或携带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其次是"私自携带违禁出版物入境"。

陕西铜川市党委原常委、政法委书记李志强被指控"私自携带、阅读污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书刊"。

非传统纸质读物如何呢？中国工商银行广东分行原行长黄明祥被指控"政治上迷失、私自阅看、浏览、收藏有严重政治问题的电子读物，信仰动摇"。黑龙江哈尔滨原副市长王沿民被指控"教唆他人携带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籍和包含具有严重政治问题的音视频手机入境，并私藏、阅看"。

去年底重新修订、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中共《纪律处分条例》中，共有158条，比2018年的旧版新增16条，修改76条。其中，第52条增写了对私自阅看、浏览、收听"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报刊、书籍、音像制品、电子读物，以及网络文本、图片、音频、视频资料等的处分规定。

伊朗裔美国小说家克蕾儿（Cassandra Clare）在《机械天使：骸骨之城前传》（Clockwork Angel）里写道，“一个人必须时常警惕书本??以及箇中的内容，因为文字有改变我们的力量。”

虽然文字并无枪杆子的力量，能直接推翻暴政，但其隐藏的颠复性力量，却教古今中外的政权坐立不安，处处提防文字及字里行间的思想。文字作为传播工具不具行动力，但会让读者找到行动的意义和动力，正如有人会视卢梭的着作为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先驱者。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有“崔杼弑庄公”，以至秦代的“焚书坑儒”。据《左传》记载，战国时期齐国的太史直书“崔杼弑其君”后，崔杼认为写法太直露，命令太史改过来，惟后者不肯从命曲笔，结果被杀。推崇法家统治权术的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没有把所有书本烧清，但列国的史书和儒家的??诗书亦无一幸免。

1949年中共掌政后，随即加强对出版和媒体的控制，并在1950年代对知识分子展开思想斗争，揪出不符共产党路线的作家。而禁书运动在文革推到高峰，即连文学巨匠老舍亦被批斗，最终投江自尽，仅是死后获平反并追封为“人民艺术家”。

到了1997年，国务院才颁布《出版管理条例》，是为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出版行政法规。时至今日，多位知名学者和作家，如余英时、高行健、钱理群、廖亦武和唯色等人，仍有部分或全部作品未能在内地出版。

自2019年后，香港对书刊审查愈见严厉，多本涉及政治的着作从公共图书馆下架：如有锺祖康的《来生不做中国人》、戴耀廷、朱耀明、龚立人等人的《公民抗命与佔领中环──香港基督徒的信仰省思》、黎广德的《释放香港》、陈云的《香港城邦论》和《香港遗民论》等，以至是多本讽刺漫画及笑话书集。纵然馆方没有交代具体原因，但多元的空间收窄是不争之事。

中国被禁出版物列表(略)

《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1949-2009）：另一种历史书写》钱理群著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1987年) 余英时著

《人民不会忘记──八九民运实录》 （1989年） 香港记者协会

《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 （1992年） 张戎著

《被绑的普罗米修斯：陈独秀传》（1994年）王观泉著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1994年） 李志绥著

《晚清七十年》 （1998年） 唐德刚著

《王力反思录》 （2001年） 王力著

《往事并不如烟》 （2001年） 章诒和著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2009年） 龙应台著

《改革历程》 （2009年） 赵紫阳著

《李鹏六四日记》 （2010年） 李鹏著

《崇祯：勤政的亡国君》（2023年），陈梧桐著，文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