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哲学如何处理利益冲突？

——答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问

很高兴在知音新友JACK先生的介绍下，结缘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兼英属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Pacific Affairs（亚太事务）》东亚地区负责人Gao Jie女士！

Gao Jie教授（返新刚下飞机）：大概中午到家了下午都在睡觉，谢谢您的分享。共生的理念是很好的，但不论是个体、团体还是国家层面，有限的资源和巨大的利益冲突要如何解决呢？

Archer Hong Qian：共生是一种生活生态生命哲学，同时共生是生活的方法路径，就是说，共生不只是一种理念，而是一种新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一种新的语境——在“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与“语言的价值在使用过程中约定俗成”双重意义上，所以共生是一种思维方式、逻辑图景和行为规范，以及处事、处世哲学。

其实，人类对于单纯的利益冲突，已经有很多成熟的化解方法，比如罗伯特议事规则，比如罗尔斯的三种程序正义，比如以奥运会竞赛规则为代表的世间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game rules）。

处理单纯利益冲突最典型的案例，是“交通安全之父”伊诺发明的《驾车的规则》，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再平衡”设计，“全民基本收入”（UBI）的OpenAI技术呈现⋯⋯

凡此種種，都是朝向“有限的资源和巨大的利益冲突如何解决”努力，但在今天，这些努力，都需要置于共生或交互主体共生语境之中，加以重估臻美的审视，才能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复杂挑战⋯⋯

這是写作《SYMBIOSISM》（原名《共生简史》，2018）的由来，也是我们提出“八大变革举措”的动机！

不好意思，我不得不顺便多说一句，“有限的资源和巨大的利益冲突要如何解决”这个提问本身，不是解決問題，进入问题的思路，而是对問題的取消，维持现状，让自己和多数国人陷入思想卡壳狀態，比如陷入“做大蛋糕，还是分好蛋”的二元對立，也就是“姓社姓资”“文革改革”“孰公孰私”之国策国运选择上的反复、摇擺、迷茫！

这种思维卡壳，也是哈以冲突、俄烏战争、美国分裂大选站队几近水火、中国阶层固化官民冲突上层权斗底层互害，以及生态冲突、全球危机的思想根源。

共生哲学有一个发现：没有敌人，只有病人；若有敌人，就是自己，解决了自己和自己过不去的问题（如为了特权、超富、滥性陷入三亡状態：心死的忙、眼瞎的盲、死路的茫），就能无障碍地行Live and let live，而非Evel and let evil，从而Everything Intersubjective Symbiosism！

好消息是，从个人修为到社会变革，从科技创新到人文进化，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变化，最近的案例，中东地区发生的“战争方式的改变”，最大限度减少士兵和平民伤亡，而走向避免战争保持和平创造了条件；孟加拉国从下到上由上而下推出了尤努斯政府；特别是阿根廷米莱总统《五月公约》的通过；79届联大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启动（虽然包括《未来契约》在内的改革还是旧思维框架下寻求解决问题）⋯⋯

都将为人类把共生的灵魂（智慧、勇气、动能）引入多元文化、生態文明，从而可能形成改變人類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的“全球共生”共识，制定《全球共生公约》（无需“世界政府”也可让“任何统治全世界的帝国政治企图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实现永久和平，作出了积极的现实铺垫！

那么，世界現行科技-人文之政治学、經濟学、组织学、伦理學、美学、认知-Web-AI学的划时代重塑，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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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9.26 Vancou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