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前一篇谈到了，买卖双方都可能由于，既背离交换通义，又违反应然正义的原因，呈现出公正与不公正品格的问题。这一篇则打算着重考察，市场经济秩序中，某些符合交换通义、却突破了应然正义的不义乱象。

头一类呢，是身为交换主体的双方，在彼此的人伦关系中，严格遵守了通义，用基于素朴正义感的，自由、平等、诚信、互益方式，得到了各自想要的好东西，但在更广泛的人伦关系中，违反了尊重权益的底线约束，结果尽管木有坑害对方，却严重坑害了其他无辜者。正是在这个意思上讲，特殊圈子里的素朴正义感，不可等同于，普遍适用的应然正义底线，嗯哼。

有人要好奇了：怎么有这样子的怪事嘛？其实不罕见吔：买卖毒品的双方，许多情况下，或许都遵守了，斯大佬描述的交换通义，互不坑害，自由平等，诚信互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木有欺骗毁约、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立得正，行得直，俗话或曰“盗亦有道”，不是？

可是吧，如同《正义启明》所说，虽然正义感扭曲的人儿，往往高看这样子讲规矩的盗，就像儒人们深情讴歌，亲亲相隐、窃负而逃的淳朴孝子那样子，可从应然正义的视角看，一旦进入了，普遍性或群体性的道德领域，这种团体性之道的不义品格，就暴露出来咧。

问题在于，不管交易双方，彼此怎样讲义气，也不管旁观者，多么景仰这种，两边的排骨上，都布满了刀子的义气，但在坑害无辜者方面，包括坑害那些，真心景仰他们讲义气的无辜者方面，他们其实是不怎么讲，普遍性的应然正义滴，嗯哼。

实然看，日常话语里，带点嘲讽口气说的，“这是场交易”，好像也有这层意思：言说者认为，双方之间各得所需的一笔买卖（或许还是等价的哟，亲），尽管符合公认的交换通义，却明里暗里会对，双方之外的另外什么人，造成不可接受的严重伤害，所以才把它贬斥为，不正当的“交易”。

于是乎，“在商言商”的口头禅，即便在符合通义的前提下，也不一定成立：虽然你俩的确是，真心诚意做了买卖，符合商场上的所有规矩，可这并不意味着，这样子的商品交换，同时也遵守了，普遍性的应然正义底线，不是？

说白了，就算阁下拿眼下，西方某些国度的，开放大麻交易当例证，反驳上面的分析论证，也很难让人信服：即便假定了，这样子的开放木有错，您会不会认为，把氰化钾机关枪神马滴，照交换通义，卖给杀手们，或者经营者之间，照交换通义，买卖假冒伪劣产品，最后再销售给消费者，也是在商言商、天然正义的么？倘若答案是肯定的，俺老汉与阁下，貌似没啥好谈的了。告辞。

第二类呢，是身为经营者的企业家们，虽然把商品卖给消费者的时候，遵守了交换通义，但彼此间展开，市场竞争的时候，却没这个顾虑了，以致无所不用其极，什么样的不正当手段都使上咧，包括但不限于：侵犯商业秘密、剽窃他人专利、伪造冒用商标、低价倾销商品、损害对手声誉、强行垄断市场、贿赂相关人员等。

拿抄袭模仿创新的事儿来说：别个先抓住了，消费者的需求，冒着风险，费了力气，搞出了新颖时髦的汽车造型，你羡慕眼红之余，对着原创的秃子，画了个照抄的瓢，打算这样子坐享其成，从市场中分一大盆羹，结果让别个瞅着了，满脸的不可描述，这不是类似于小偷小摸，把自己降格成，品格低劣的不正派了，还能是神马呢？

换个方式说哦：哪怕经营者采用不正当手段，展开市场竞争的时候，并未违反交换通义，甚至让消费者获益了，如同低价倾销商品那样子，但这些手段本身，已经严重侵犯了，竞争对手的应得权益，违反了应然正义的底线。正因此，按照好坏无从对冲的人性逻辑，这样子的不可接受之恶，也没法被它们，带给消费者的福祉所抵消，用几几开的方式化作虚无，不是？

雪上加点霜哦：许多情形下，在市场竞争中，使出了不正当手段的经营者，往往不会忌讳，把交换通义也顺便给颠覆了，拿一些假冒伪劣的东西，忽悠消费者。产品虚假宣传，这种竞争中的常见手法，就有一身二任的功能，一方面坑害了竞争对手，另一方面坑害了广大消费者。

说穿了，低价倾销商品的竞争手段，尽管短时间内，的确有益于消费者，可也不是真为消费者着想，因为更大的可能是：一旦取得了，不正当的垄断地位后，立马就会提价，把当初赔了的，再从消费者身上捞回来。

如出一辙的是，这类经营者，同样喜欢拿“在商言商”当借口：我这个“人”么，不仅“理性”，而且“经济”。所以哈，这一切的一切，全是为了实现，我的最大利益，正常不过；各位哪怕不能“同情”，也应当“理解”吧。不用讲，这类违反正义底线的事儿，主要发生在经营者这边，因而日久天长，很容易加剧，人们对企业家的负面印象，滋生“为富不仁”的歧视现象，嗯哼。

好玩的是，现代经济学有个，貌似道德中立的概念，叫“外部性（externality）”“外部效应”“溢出效应”，专指经济行为，对第三方的影响，并以在商言商的方式，区分成正收益与负成本，如同面包店上方的住家，能免费闻到，新鲜糕点的香味，或是化工厂旁边的住家，能无偿闻到，色彩多变的臭味那样子。

更好玩的是，现代经济学还认为，外部性是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并因此引进了，政府的干预手段，包括但不限于：税收、监管、立法、基建、补贴、资助等，甚至指出，政府关注负外部性，往往胜过正外部性，以致会像家长那样子，经常对市场说“不”：不得乱倒废料，不得出售危险药品……。

然而哦，生怕科学定位，被搞没了的经济学，依然咬紧了牙关，不肯让自己“政治”起来，既拒绝将负外部性，评判为不义的侵权行为，也拒绝追究决策者的责任，反倒用“过度消费”“不充分消费”之类的术语，为之打马虎眼——尽管谈到保护产权的时候，它往往把琵琶扔一旁，脸面全露出来咧，不是？

这样子看，尽管不时出现在，现实生活的日常言谈中，尽管西方一帮子，傻得可爱的经济学大咖，总想着借此维系，片面搞怪的“伦理中立”，“在商言商”的说法，实然与应然层面，统统成立不了，甚至还会造成，严重的不义后果。

首先哈，实然看，在商言商的说法，割裂了经济与道德之间，本来就有的内在关联，不合事实真相：既然个人经济除外，其他所有经济活动，包括商品交换的活动，统统发生在人际之间，并且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参与者们的种种角色身份，它们根本不可能，摆脱伦理道德的渗透纠缠、限制约束；无论你身在其中的时候，喜欢不喜欢这些约束限制、纠缠渗透，都是这样子滴，俗话或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呢，经济科学的价值中立，也不可能在于，单就经济谈经济，把有着底线约束作用的道德内容，彻底剔除干净，完全闭口不谈。毋宁讲，它要真成为一门科学，非得在把研究者的非认知需要，包括应然道德立场，暂且悬置起来的前提下，如实描述分析，伦理因素“是”怎样卷入到，经济活动中去的本来面目不可；否则的话，只会像眼下的经济学研究一个样，得出许多抽象空洞，苍白贫乏，不接地气，用处不大的无聊结论，不是？

其次哈，应然看，特别在实践中，在商言商的说法，除了拒斥“大爱无疆”的左均诉求时，有着某种程度的正当性外，许多情况下，往往成了幌子，用来掩盖言说者信奉的，损他益己理念，并为某些坑人害人的事，寻找冠冕堂皇的开脱理由，所以在不合事实真相的同时，还有自欺欺人、虚伪忽悠、助长邪恶的严重弊端。

至于在学术研究上，恪守在商言商的思路，大搞道德中立，拒绝依据自由主义的正义理念，展开规范性的价值评判，既没法证成市场体制，也没法揭露非市场体制的不义之处，结果只能是稀里糊涂的和稀泥。

拿弗里德曼来说：要是经济学只能在商言商，木有道德判断的话，你如何让读者相信，商品交换中的自由选择，才是值得追求的自由选择，想偷就偷、想抢就抢、想剽窃就剽窃、想抄袭就抄袭的选择，尽管也很自由，各位千万别做呢？于是乎赞美了老半天市场经济，别说所以然了，连个知其然都没做到，嗯哼。

也因此，浅人虽然充分肯定市场经济，大力推崇市场精神，却不同意那些，鼓吹“市场主义”“自由放任”，甚至“无政府主义”的极端立论，理由就一条：它们试图将在商言商的说法，当成规范性立场贯彻到底，主张市场秩序下的一切行为，天然都是正义的，无需任何约束或管控，因而政府对市场秩序的所有干预，不论青红皂白，全是不可接受的恶，结果等于一笔勾销了，不可害人—尊重权益，这条普遍性的正义底线。

说句老实话哈（不好意西哟，亲，俺老汉说话从来很老实）：这类立论甚至木有，自觉运用斯密揭示的交换通义，及其蕴含的正义、自由、平等、诚信、互益等因素，作为证成其立场的理据。由此不难想象，它们倡导的市场主义、自由放任，乃至无政府主义，能有多少说服力了，不是？

哼哼教诲一次：在商言商不仅是个幻觉，而且是个有害的幻觉。只有在实然与应然层面，明确承认道德对经济的渗透约束，才能一方面理直气壮地肯定，市场经济固有的素朴正义感，以及平等、诚信、互益等德性，另一方面气壮理直地彰显，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对于建立市场体制的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