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琳

曾几何时，中国人迷信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于是就有学好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和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人生哲学。其实自孔夫子杀少正卯开始，更多的人走的是另外的一条路，就是仕而劣则学，即在官场失意了，实在混不下去了，没脸见人了，开始办学校了。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当年的一大代表、被毛称为理论界的黑旋风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达，最后乖乖地干上了武汉大学的校长。根据旅泉的博文介绍：

• 作为李达《共产党》杂志的读者，老毛多亏李达这个湖南老乡，送他100大洋作为上海开一大的差旅费，到了上海李达才知道，毛只是个共青团员，李让毛火线入党。建国初年，毛在中南海和李达畅谈当年，好不得意。李达知书达礼，对毛已看透七分。深知伴君如伴虎，谦卑地表示做个校长就很好。

即便是如此低调，李达这个混入党内的地主分子，还是没能躲得过文革这一劫，被人面兽心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中南局书记陶铸、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等人根据毛的指示和默许，在文革伊始，就打成反党分子，从肉体上得以消灭了。

• 陶铸湖南祁阳人，李达湖南零陵人，他们都属于现今永州市，是山水相连的老乡。可是，党内斗争无穷期，同志下手无轻重；还有道是老乡整老乡，两眼泪汪汪。文革伊始，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还有王任重）就把党的一位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李达给整的乌呼哀哉！

虽然不久，王任重、陶铸、邓小平，也先后都收到了文革的铁拳：

第二位就是不大为人所知的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的张秀山了，文革期间因祸得福，担任张铁生为党委书记的沈阳农学院的副院长而苟延残喘。沈阳农学院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农学院北迁，为全国最好的七所农学院之一。根据张秀山的女儿张元生的回忆文章《高岗五虎将之首张秀山：冤屈至死也没等来一个说法》的记载：

• 1959年，父亲已在盘锦农场待了5年，4个弟弟妹妹都在农场，没法上学，父亲觉得不该因为自己影响孩子的教育。另外，孩子们经常在水渠里游泳，农场一位副场长的儿子游泳淹死了，这个事情对父母刺激挺大。最终父亲提出调回沈阳工作，省里把父亲安排在沈阳农学院，但不能进入党委，只是管基建。文革爆发后，造反派主要是针对院长、书记、教授开刀，所以父亲开始没事。造反派听说父亲是由于反对刘少奇才下来的，所以开始时对他挺客气，好几派的造反派都到家里来做工作，叫父亲参加他们的队伍，父亲说：要说造反，30多年前我就造反了，但那是造国民党反动派的反。我是共产党员，我不能造共产党的反。好景不长，北京成立了高饶问题联络站，派人下来，指示说还有一个大老虎张秀山在这儿呢！于是，父亲被抓到农学院不能再回家，我们天天给他送饭。我每次去看父亲，他情绪稳定，送的饭都全部吃光。

• 后来，父亲被造反派从农学院抓到东北工学院了。家里又天天去送饭，父亲和当时东北局的一些领导都关在一块儿，有好多领导都是愁眉苦脸的。我记得第一次是妹妹去送饭，她回来告诉我们：看我爸还行，送的饭吃得可香了，都吃完了。父亲毕竟经过一些大风浪。在东北工学院关押期间，造反派拿着四方的床腿打他，父亲戴的一块手表，表蒙子都被打碎了。造反派让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父亲死都不承认。那次打得很厉害，父亲从后背到腰一大块地方，整个是大脓包，全是淤血，不能躺着。造反派不让父亲住院，那么大面积的淤血怎么办呢？农学院的医生，拿着大针管往外抽。每天抽一管子，把脓血一点一点抽出来，慢慢吸收。我们院一个副书记、一个组织部长都挨打受不了，自杀了。我们很担心，给在长春的叔叔打电话，让来劝父亲。父亲问：你干什么来了？是不是你们怕我出什么事儿？我什么风浪都经过，1935年肃反比这打得还厉害，你们放心，我不会走上那条路。造反派从张秀山那里什么也没得到。后来张秀山随沈阳农学院四处迁徙，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文革结束。

在《张秀山:隐没在历史烟尘中的革命家》这样一篇文章中，张秀山在沈阳农学院工作的经历，被一笔带过：

• 他担任沈阳农学院副院长时,正值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为将沈阳农学院建设成具有一流水平的高等院校,他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受到全校师生的敬重。

一个地位仅次于东北王的省委书记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委，做分管基建的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应该是大材小用，杀鸡用牛刀了。而在随后出版的沈阳农业大学学报《张秀山传》中，对此也只做作如下的介绍：

• 张秀山（1911-1996）原名张鸿毓。陇西神木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到宁夏骑兵四师、甘肃新编十三师做兵运工作，并在甘肃靖远组织和领导甘肃警备三旅武装起义，成立红军游击队。历任红军第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骑兵团政委、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供给部长、红军干部学校政委、绥德地委书记、西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延安中央党校教务处主任等职。曾当选中共七大代表。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独立支队政委兼干部团政委，中央北满分局委员，松江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辽宁省委书记、省军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二书记兼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后因高饶事件降职，任辽宁盘山农场副场长、农垦局副局长、沈阳农学院副院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国务院农研中心顾问、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专职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著有《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

说起来张秀山真的是倒了八辈子的邪霉，因为搭错了高岗的政治列车，人生最宝贵的二十年，就在这默默无闻当中，给耽误和浪费掉了。

第三位，是1955年和1956年，在后清最早发生农民大规模非正常死亡以至于非常严重的人吃人事件的出身于百色起义的广西省委书记陈漫远。1957年6月17日关于国务院第五十二次全体会议的新华社社论报道说：

• 广西省在1956年因发生严重灾荒，先后共约有一万四千七百多个农民外逃；全省可以确定因缺粮饿死的约五百五十多人。其中以平乐专区平乐、荔浦两县和桂西僮族自治州的横县为最多，确系饿死的有三百多人。。。。这个事件，在广西省级领导干部中，中共广西省委员会第一书记陈漫远，中共广西省委员会书记、广西省代理省长郝中士，广西省委员会书记、广西省副省长萧一舟应当负主要责任。陈漫远因为满足于工作成就，滋长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民主作风不够，忽视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上严重地脱离群众，对于严重的自然灾害竟至不加重视，没有及时地加强救灾工作的领导，致使灾情严重化。

  
  

毛泽东在1958年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其实当时公布的广西省1956年因缺粮饿死的农民的数字，是550多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尚有争议，但中共中央的处分，显然不止是针对1956年的问题，而是包含着对此前死人事件的追究问责。国务院的决定对此已经讲的再清楚不过了，邓小平对此也有很明白的说法，即中央最不满的，是事件发生后，省委对有关失职人员一直拖着不处理，患得患失，你推我，我推你，不仅缺乏群众观念，连人民两个字的观念也没有。这里讲的广西省委拖着不处理的事件，也就是国务院处分决定中所说的情况，即对国务院要求严肃处理造成1955年饿死许多农民的失职干部的指示拖着不办，以至于1956年再度发生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 那么，1955年广西饿死了多少人呢？目前尚未见有可靠统计，但从广西一些县志的记载可以看得很清楚，1955年饿死人的情况要比1956年严重得多。如中共中央指出的1956年死人最多的横县，在县志里就没有具体记述当年死人的情况，倒是特别强调了1955年的灾情，称光是该县南乡、飞龙两个乡，1955年就有2971人因饥饿患了浮肿病，死亡434人。宾阳县志也没有记述1956年的死人情况，但却特别说明1955年因给农民留口粮偏低，以致该县因缺粮死亡667人。浦北县志也没有讲到1956年的灾情，但说明：1955年全县断粮者最多时达226959人，患营养不良性水肿病10639人，死多少人没有写出来。

1957年，陈漫远被撤销省委第一书记职务。此后他潜心学习理论知识，为自己再次复出做准备。1960年，陈漫远被任命为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也就是现在在农林口排名第一的中国农业大学，为培养出更多能饿死人的农村和农业干部做出了贡献。

• 部队首长出身的陈漫远仿照农业八字宪法的风格，独创了所谓教学六字方针：做、听、读、议、总、写。在科研上，则提出从生产出发，大搞科研，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有些紧跟的教师曾主张，当前生产上出现什么问题马上就研究什么问题，并对主张进行较长远的科研规划的教师一概斥之为脱离当前生产。陈漫远还对科研工作独创了计、试、观、果、总的五字方针，犹如厨房里需要有油、盐、酱、醋、茶一样的大实话。现在听起来可能有点滑稽可笑。但那时脱离实际、不向农民学习和一些莫名其妙的形式主义，成了随时可以抽打知识分子的政治鞭子。

1964年，他又进入农垦部，陆续担任了农垦部第一副部长以及部长等职务，为我国的农垦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基础工作。

第四位，是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担任贵州省委书记的周林了。

在周林的领导之下，仅一千七百万人口的贵州，三年期间饿死农民超过一百七十万，平均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被饿死，紧追安徽和四川，排全国第三。维基百科中说：

• 周林在大跃进年代，高举三面红旗，头脑发热，大办公社食堂，大搞反瞒产，贵州非正常死亡人口约174万人。1961年后，周林有所反省，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恢复自留地，开放集市贸易，三年免征公粮，甚至默许包产到户等。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周林向毛泽东检讨时，毛说自己也有责任，对周林抚慰有加。1965年1月，毛泽东对刘少奇已忍无可忍，发布《二十三条》。毛泽东要周林立即复职，李井泉说周林在贵州已被搞臭了，不宜再回去。接着李大章和李井泉压迫周林承认贵州省委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质的错误，周林以《二十三条》辩解，拒不接受指责。文化大革命期间又遭受迫害。

都是一样的剧本，只是非常微妙的是，周林竟然受到了比他表现还左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的迫害，真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互相倾轧。1975年，也是在邓小平的干预下，周林担任了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也就是校长，1978年又在邓小平复出后，周林升任教育部副部长兼北京大学党委书记。

二零一二年的五月十六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时光。《贵州日报》深得春秋笔法之真传，如是报道说：

• 近日，为纪念周林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由其女儿周芳芳撰写、陈毅元帅长子陈昊苏作序的传记性著作《打开尘封的记忆—忆我的父亲周林》，正式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周林同志1912年5月生于我省仁怀，青年时期即参加革命，是新四军老战士，长期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烽火之中，先后奋战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华东中原战场，为创建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周林同志从1954年至1964年一直担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为我省的建设与开发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就是这个曾经饿死一百多万贵州人的周林啊，先后在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言传身教为人师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我党、我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志气优秀的共产主义的领导干部和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