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上期武宜三和他主编的《1957年受难者姓名大辞典》， 今天转载我的好友，资深媒体人曾慧燕为纪念反右30周年而写下的泣血之作

我不是右派，但我是右派的女儿

“天上乌飞兔走，人间古往今来。沉吟遥指，数英才多少兴亡成败。”

今年（按：1987年）是“反右”运动30周年纪念。历史的旧事，真的一去不复返吗？我们在泪水中泡浸得太久的心灵，怎样才能恢复正常？1957年，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是何其悲惨一页。但当时并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以致十年后，再来一场文化大G命的浩劫。

“历史在香港沉思”

 由于中国封建株连影响，“反右”和“文革”，我是一个身受其害者。早在襁褓之中，父亲就成了“右派”，被发配青海柴达木盆地劳动教养。身为澳大利亚归国华侨的母亲，在巨大社会压力下， 怀着对爱情的幻灭和一颗破碎的心，忍痛与父亲办了离婚手续而远走高飞。从此我成了飘零燕，开始苦痛充溢的人生。

经过长期的沉思苦索，我终于在纷乱的思绪中理出一个头绪：造成我们民族那么多苦难的，除了当权者要负责任外、还要归咎于我们的民族，缺乏一种忏悔精神。虽然对“反右”、“文G”的反省，许多人都正在做，但大多数都停留在谴责“四人帮”身上。他们固然是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但他们只不过是四个人，有哪么大的能耐吞噬千千万万个生命吗？如果不是传统的历史文化和直接的社会政治原因，如果不是中共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如果不是我们每个人身上还有许多民族性的弱点。我想，在经历“反右”的“前车之鉴”后，是不应再发生文G的。

然而，不该发生的事情仍然发生了。令人担忧的是作恶者大多没有受到惩罚，也没有复苏的良知折磨他们。

天津作家冯骥才说得好：“历史的过错原本是一宗难得的财富，丢掉这财富便会陷入新的盲目。”在反右这一千古奇冤仍未彻底清算的今天，“五七”幽灵仍在神州大地游荡，我们只有像巴金老人那样，在解剖社会的时候，先从解剖自己入手，不回避自己的责任，自觉地与民族共同承担痛苦，与民族共忏悔，把个人反省与历史反省结合起来，才能防止类似悲剧再发生。

因此，在“反右”运动三十周年前夕，我这个右派的女儿，有责任让“历史在香港沉思”。在未征得仍在内地生活的父亲同意下，我决心把我知道的事实写出来，希望每一位中华儿女都能汲取历史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只有这样，中华大地才能开满爱与希望的鲜花。

把苦酒——泼在我们的身后？

把甘露—— 洒在我们的前头……

不知是哪个恶魔作祟，父亲总是心有余悸，不愿意对任何人谈他的过去。

肃反中被冤枉

一九七九年一月，经过五年多来不屈不挠的努力，我终于获准来港和生母团聚。但由于“历史的误会”，政治的不幸引起家庭悲剧。二十二年来的魂牵梦萦，换来的是更大打击，母亲舍我而去，命运将我推向另一个深渊。

当时，我心头不停滴血。人海茫茫，何处才有飘零燕的栖身之地？但也许毕竟我的心灵经受过多次炼狱， “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决不能使我完全屈服。”我在绝望中挣扎奋起，生活稍为安定后，我不断写信给父亲，要求他将其遭遇告诉我，作为右派的女儿，我有权利知道“反右”这一劫难真相，父亲是如何成为右派的？过去，我对此一无所知，他也讳莫若深。

我曾于1994年申请父亲來美探亲，图为他与外孙一起玩乐。可惜天不假年，1995年初他返国，翌年猝逝。

从我十六岁立志要写一部自传式的小说开始，我对父亲的过去产生浓厚兴趣。因为，个人命运和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緊密相連，父亲走过的道路，正是千千万万个中国知识份子的缩影。

父亲早年毕业于广东勷勤学院教育系。大学毕业后，他荣归故里，出任当时吳川一中校长，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

後来，提拔父亲的吳川县县长欧鍾岳到了香港准备兴资办学，也叫他的得意門生来帮忙，父亲便到了香港，雄心勃勃意欲大展拳脚。但由于缺乏经济支持，遇到不少困难。

这时，中共建立政权，怀着对新中国的希冀，他毅然回归。初在广州女子师范学院任教，并与李女热恋，定于一九五二年底正式结婚。

谁知，祸从天降，曾与父亲共事过的一名英语教师，在肃反运动中被湛江市公安局拘留审查，要他检举揭发别人，“坦白从宽”。英语教师为了“立功赎罪”，便胡乱招供。他以为父亲已去了香港，故把父亲也扯出来“交差”，湛江公安局立即将父亲传讯审查。

父亲当时的未婚妻是一名女大学生，她所就读的大学不乏进步学生，由于父亲成了“特嫌”，其同学纷纷劝她另觅他人。李女以为这回父亲必定性命不保，绝望之余，便答应了另一位追求者的婚事。 

八个月后，父亲的冤案证实子虚乌有，但恋人已别抱琵琶。当局安排父亲到台山仁远中学任教。

划为右派分子

一九五五年底，父亲在广州图书馆邂逅当时就读华侨补习学校的母亲。母亲是澳大利亚华侨，父母兄弟姐妹全部在外国生活。母亲在回归热潮中只身返国，立志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 她与父亲一见钟情，父亲风度翩翩，学识渊博；母亲年轻活泼，漂亮大方，在别人眼中是佳偶天成。

曾慧燕的母親是澳洲归国华侨。

但当两人传出婚讯时，却遭到在澳洲的外公外婆全家反对，群起而攻之。他们反对理由有如下几点：一、母亲一家都是华侨，她不应单独留在大陆生活，应返澳洲与家人团聚；二、父亲比母亲年长17岁；三、 父亲是个穷教师；四、父亲是个“乡下仔”（我的家乡湛江吴川梅菉是一个小城镇，但当时在广州人眼中，湛江也是乡下）。

可是，母亲爱情至上，不顾家人“威胁”：如与父亲结婚就要断绝关系，她排除阻力嫁给父亲。

这时，噩梦开始。父亲任教的学校，像全国各地一样，掀起热火朝天的帮助党整风运动。“欢迎大鸣、大放、大字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一系列鼓动性的言词铺天盖地。甚至有人表示：“谁不提意见，谁就是不爱党。”

父亲历年被评为优秀高中毕业班主任，他辅导的高中毕业生，升学率为百分之九十几，深受学生拥戴。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经过，说起来简单得很，也荒谬得很。他只不过向校长就教育问题提了一点意见，由于校长是共产党员，党就是领导，老虎屁股摸不得，便构成“丑化党”的罪状。

他的另一条罪状是在教研组读了一则有关“党天下”的报道。事情经过是：他在教研室里，看到当天报纸有一篇文章是说“党天下”的，他随口说了一句：“这则报道很有意思呀！”其他教研组的同事闻言围上来，大家都想看这篇文章，但报纸只有一张，有人提议说：“不如劳烦你朗读一下吧。”这一来，便成为他“参与右派分子活动”“不容抵赖的事实”，后来更被说成是“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步骤地向党进攻。”

在批斗父亲前后，领导“反右”的最高层一再申明：反右是人民内部矛盾，“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只要你向人民低头认罪，事情就好办了。”

父亲被划为右派后，继续留校工作，其实这是“等待处理阶段”，领导一再重申“要同右派划清思想界线”。教师中没有谁敢公开同他搭腔，只有同情者暗中和他打个眼色。大部分学生则对他表示难过、惋惜，他们大惑不解的是：这样一位热爱教学、工作勤勤恳恳、在师生中有祟高威信的人，怎么变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

送往柴达木盆地劳教养

母亲自父亲被划为右派后，伤心欲绝。她感到在人群中抬不起头，最要命的是，在五十年代初期，共产党在人们的心目中有无限威信，谁也不会怀疑共产党有什么不对。单纯年轻的母亲，怀着一腔热血回国读书，一切以党的说话为真理，既然党说父亲有罪，那么父亲当然是有罪了。也难怪她，在外国生活多年，回国时间太短，弄不明白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

母亲心碎了！以为自己的爱情受到欺骗，悔不当初，不听家人的话而嫁给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她受不了周围的社会舆论压力，决定离开伤心地，遂提出离婚要求。 

父亲虽然很难过，但也明白母亲当时处境。父母结婚后，为了不影响母亲在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的学业，两人分居两地。父亲为了成全她离开此地的心愿，并为了帮助她尽快办好离婚手续，遂以父亲有婚外情为理由，向法院申请离婚，果然很快获得批准。

母亲同时提出返回原居地的申请。获准后，她考虑到父母当初坚决反对她的婚事，今天果然不幸破裂。要强及爱面子的她，颇有点“无颜见江东父老”的感觉，同时也由于惦念我在父亲老家的关系，决定暂居香港。

父母离异，最直接的受害者是我。由于母亲孤身来港，举目无亲，她要靠双手养活自己，不可能带着我。我出生一个多月，就跟随祖父母在家乡生活，祖母常戏称我是吃“百家奶”长大。没有父慈母爱的人生，那种凄凉孤独实不足为外人道。至今，我仍觉得生命中缺乏了一些东西。

再说父亲，在1958年上学期快结束时，那天，他还在课堂上倾注感情讲述鲁迅先生的《我们不再受骗》这篇课文。刚下课，一名积极分子来叫他到教务处。他一看，便知情势不妙。那里站满了全校教师和部分学生，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校长随即拿出一叠公文，不宣布罪状就开腔：“同志们，今天奉上级指示，把曾匡南（父亲的名字）、余××两人送去劳动教养。”大家还未及鼓掌、高呼口号，几个打手便呼喝起来：“曾匡南、余××，滚出来！”并立即捆绑，押解上车。

当“囚车”驶离学校大门时，父亲发现全校学生围在门口，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有些眼圈通红，有些放声哭泣，父亲的眼睛也不禁湿润了。

县城看守所當天门庭若市，车如流水马如龙，一串串的“老右”从四面八方押解入去，登记册上，一天之内就增加近一千人。彼此既都是“同一货色”，最容易谈得投契。这个是教导主任，那个是中学教师，用不着别人介绍，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互相已认识得七七八八。奇怪的是有些并非右派，只是有点“历史问题”的也“进仓”了。

　“光荣”被发配

逆来顺受似乎是中国人的“美德”，阿Q精神胜利法在此也表露无遗。“劳教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公民权，比劳改好多了。”“劳教有工资领，期限是二至三年，捱几年恢复工作，一切就烟消云散了。” 父亲他们阿Q式自我安慰。

在大监牢里喧闹了五天，父亲一众“难友”被集体送到台山大隆垌劳教场（补记：我的巜悲歡離合30年》发表後，父亲一位当年的林姓学生告知，父亲在大隆垌劳教场，即使在身处逆境的情况下，还偷偷塞了十元钱给一名准备自杀的谭姓右派学生，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此时，“大跃进”的哀号正在吹响，大家疲于奔命地大搞“蚂蚁出洞”，为亩产万斤拼尽全力。

这样过了两个月，集体行动的号令又下达了。父亲一行乘三埠渡去广州。上岸後才知是前往广州西村劳教所。这是一间具有相当规模的劳教场，有小型工厂，大家都幻想可以在这里呆过两三年，直到所谓“改造好”，重新做人。

过几天，有个“首长”向父亲他们作动员报告，被动员的约有二千人。“动员什么呢？”揭盅了，晴天霹雳。原来，是要他们“光荣”参加建设边疆，究竟去哪里，仍是一个谜。

光荣，光荣，“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进行！”有谁願意接受这种光荣呢？但沒人能够摆脱厄运。

动员大会后，父亲他们统统要交出带来衣物，换上棉被、棉袄、棉衣、棉裤、棉帽、棉鞋、棉袜……一身全是棉，令人想起今后的日子一片冰冷。

两天后，万籁俱寂，半夜时分，哨子吹醒了父亲的恶梦，两千个“战俘”背起背包踏上“征途”。他们排成两行向火车站前进，周围遍布全副武装、戒备森严的军警。

站在火车旁边，父亲忘掉了妻离女散的悲伤，哼着“祖国在前进，列车在飞奔，壮丽的河山尽入眼，林立的烟囱我入神……”的歌儿。他初时想得蛮天真：坐火车，从南到北，免费欣赏锦绣河山风光，不错呀！

谁知，一声令下，他们被驱赶上猪车，每节车厢一百人，挤得活像沙甸鱼罐头似的。车厢四周密封，只有两个长约七寸、宽五寸的小窗在上角，透进稀薄的光线和空气。车厢一角放置一个便桶，大小便都得公开“表演”。大家不禁面面相觑，这怎会是“光荣”地去参加边疆建设的人群呀？

火车从广州开到韶关，铁匣门打开了，有人递进饼干，说是几天的粮食。此后每天从铁匣门递进两三次开水，给他们和着饼干当饭吃。几乎人人都吃不惯这种东西，最初一天，大家还能勉强进食，以后便食不下咽，与绝食无异。不少人都对着饼干流泪。　　

“充军”柴达木盆地

车轮滚滚，列车在北上途中，沿途经过什么地方，父亲他们一无所知。只是到了郑州站时，要换上西行陇海线列车，又来了一个特别戒严，把他们驱赶上另一列火车。大概又行驶两天，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当时，往青海西宁的路轨还在兴建中），领队透过播音器呼喊：“大家带齐衣物下车，准备集合！”

经过五六天来的挨饿、失眠、缺水，人人都感到四肢疲惫无力，身体健康的人已叫苦连天，老、弱、病、残更是奄奄一息。不过，在充足的阳光和空气中，吃几个馍馍，比前几天的干粮容易入口多了。有些人虽然一点也不能进食，但带队的可管不了这么多，哨子一响，队伍便要开步走。但一开始就已溃不成军，不少人一举步便晕倒了，呻吟者有之，喘气者有之，但并没有人来抢救，有些更被人从背上踩过。

父亲当时39岁，正值盛年，被身上的二三十斤衣物压得也觉喘不过气来，其他人可想而知如何吃力了。从火车站到汽车站仅两公里，但大家几乎是连爬带滚才到达。经集合点名，据说沿途跌倒二三百人左右，占总人数约七分之一。

这个时候，领导不那么讳莫若深了。他公开对父亲他们说，先要去青海省省会西宁市。经过二十小时的汽车颠簸，到了西宁集中营，住的是帐篷。

休整三天，又要上汽车了，蜿蜒西行。此行要坐三四天汽车，车跑了一天，两眼所见只是莽莽平沙，耳边只闻大漠风响，以及汽车单调的引擎声，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只看见一间孤伶伶的泥砖屋， 据说这是县府所在地。

柴达木盆地是中国三大内陆盆地之一，属封闭性的巨大山间断陷盆地，在反右运动时，成了“中国的古拉格”。（取自网络）

后来，父亲他们才知是被“充军”到柴达木盆地去了。这地方，那时仿佛处于没有世纪的洪荒时代。二十万平方公里广袤的戈壁沙海，是靠开拓者的脚板踏出来的。他们第一天行车的终点，据说就是柴达木盆地首府，到达时已是深夜，盆地四周漆黑一团，看不到其面貌。

父亲回忆，从第二天开始行车的情况来看，像极了《昆仑山上一棵草》的电影镜头。车子是凭借指南针指引，在没有路迹的戈壁滩上，像蜗牛一样向前蠕动。沿途看见无数辆四脚朝天的破烂车子躺在黄沙上，令人不寒而栗。

车辆继续前行，渐渐攀登海拔3196米的青海湖。这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湖中有小岛。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高原竟会出现一个无边无际的湖泊。一时间，父亲忘掉了忧伤，好像溶解在这无边的白浪里，又恍如置身于开天辟地的混沌世界中。　

曾慧燕2019年到青海寻找父亲当年的足迹。

侥幸逃过劫数

一边是浩瀚的湖水，远处雪浪抛空，云海茫茫；一边是连绵起伏的山峰，这样又走了一天多。翌日，背着青海湖继续又向西行了一天多。最后，车子停在一片布满沙柳包的地段上。周围荒凉得可怕，看来是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这便是他们改造的营地了。

劳动确能创造世界。父亲他们靠一双手，用铁刨刨平了沙柳丛林，这些沙柳，对父亲他们取暖御寒起了重要作用。不多久，他们砌起几十座泥砖平房，再在平房周围筑起围墙堡垒。正式建立起“马海劳教场”，他们从帐篷转入平房居住。

塞外隆冬，寒风凛冽，滴水成冰。气温低达摄氏零下三四十度。在营房里，虽有热炕取暖，但由每天上午十时开始，都要外出劳动四五个小时。人们开始百病丛生，先是感冒，继而肺病、心脏病接踵而来。最可怕的是冻僵病，脚趾一冻伤，就要钳掉。幸运的，即使医好也变成残废；不幸的，染上破伤风，便要向阎罗王报到了。

知识份子怎经得起那些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疾病侵袭，父亲的身体不到三个月就垮了，在工地上晕倒，醒来才发觉躺在病床上。谁知，“祸兮福所倚”，在卧病过程中，医生知道他具有一些医学常识和懂得打针（先祖父是名医），待他病情好转时，便叫他协助护理病人，后来又叫他当护士长。这样竟使他摆脱艰苦的户外劳动，逃过劫数。

在病房中，每天都有病人死去。一年下来，同来的人中，死掉的已约有六分之一。父亲经常要和其他护理员一起，用双轮车将同伴的遗体运到离营房几里远的沙滩上，掘一个两尺深的坑，就此草草掩埋。

在医疗室中，父亲眼巴巴地看着与他同校兼同乡的教师难友余老师不幸身亡，并亲自掩埋了他的遗体。父亲积聚多时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他在余老师“坟”前，放胆地流泪，默默地控诉“阳谋”。

为了表达他的哀思，他摘来一枝红梅放在余老师“坟”头，吟了一首诗：“不是寒彻骨，哪得扑鼻香？枝头红数点，含情伴夕阳。”归途上，他又吟了一首诗：“冷月寒梅自高洁，落絮飞花碾作尘。黄沙滚滚风雷动，野旷天低遥望春。”

在劳教过程中，适值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有时饿得发慌，幸得母亲在港顾念旧情，给他寄过好几大包食物。父亲后来虽然恨母亲在患难中舍他而去，但对她“雪中送炭”念念不忘。　　

改造好仍要改造

一九六0年冬，在远离社会、远离亲友的荒原中度过漫漫长夜后，父亲与一批倖存者被宣布：改造好了，从今摘掉帽子，解除劳教。他们又再经过青海湖畔、柴达木盆地、西宁，其时兰青铁路已通。父亲他们以自由身坐在火车上，以为从此可以脱离厄运，谁料等待他的却是无穷无尽的苦难和屈辱。

父亲返回原单位要求恢复工作，得到的答复是“名额已满，无法安排”。校方并着他回原籍要求分配工作。他回到家乡后，向当地教育局要求安排，得到的答复是：原来的单位是在什么地方，就回什么地方要求恢复工作。

皮球就这样踢来踢去，问题却得不到解决，劳教虽然不幸，每月还可领取48元工资。解除劳教後，父亲却变成闲散人员，失掉工资。此后除了受尽精神折磨外，还要解决最起码的生存问题。幸亏祖父是地方名医，家里多一张口还不成问题。但父亲觉得自己四十出头了，还要靠老父养活，光阴在无所事事中虚掷，受尽街坊邻舍白眼，他内心充满痛苦，脾气变得暴躁了。

我来港后，接触过不少父亲当年的老同学、老朋友，都称赞父亲温文尔雅、才华出众、热心助人，大学时全班数他成绩最好，大家都公认他最有前途。但在我小时记忆中，父亲是个不讲理的人，时常无缘无故将我痛打一顿。我见他，有如老鼠怕猫一样。

长大后，我才知父亲打我，是因为我长相似母亲，他不顺心时，想起被母亲“遗弃”，情不自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何况，在家里他要靠祖父养活，加上他是孝子，故不会将气发泄在祖父母身上；在社会上他是“摘帽右派”，是“阶级斗争”对象，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人民监督改造”。因此，我便成了父亲的“出气筒”。

 失去青春难补偿

由于祖父在国共合作时期，以地方知名人士身份被推举出任副镇长；加上他是一位基督徒，以長老身份主持过地方教会事务，这两点便构成“历史反革命”罪状。

文革期间，我们这个家，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运动一到，祖父、父亲都是“运动员”，抄家、挨批、游斗、关押……无日无之，真的有“生不如死”之感。父亲曾先后自杀两次，但都命不该绝，被及时抢救过来。

在婚姻方面，父亲也极为不幸。在母亲和他离婚十年后，他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一位农村寡妇为妻。他们的婚姻完全建筑在“互相需要”基础上。由于我是女孩子，家乡盛行重男轻女，祖父母希望父亲续弦后，生一名男孩传宗接代；后母是农业人口，且是寡妇，嫁给父亲，可到城里居住，摆脱农村艰苦的劳动生活。因此两人一拍即合。

但他们刚结婚即文革爆发。后母经常哭哭啼啼，大吵大骂，认为嫁给父亲很委屈。那时，我虽然小小年纪，也颇为父亲抱不平：如果不是父亲落魄潦倒，又怎会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为人师表者，讨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寡妇为妻？说起来，这也是现代文明的悲哀。正由于后母是文盲，又不够通情达理，两人结合当然难有幸福。而事实上，后母嫁入我家，跟着我们受苦，也很难为她。　

我生母也是受害者。她与父亲离婚赴港后，一直希望接我出来母女团聚。但因人为阻挠，骨肉分离二十二年。在我获准来港前三年，她以为我申请无望，被迫再婚。但第二次婚姻同样失败，使她迁怒于我。她一直以为我对她没有感情，迟迟不愿来港和她生活，而不知是公安局百般刁难。我这个大傻瓜，当时给爱国思想迷了心窍，总以为说公安局的“坏话”，即是说自己国家坏话，也担心信件遭截查，从不为自己分辩半句，加上其他一些复杂因素，导致母亲对我误会重重。……　

一九七八年，由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毅然决定改正“反右”这段历史沉冤，五十万“老右”及其后代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父亲问题获得解决，当局承认划他为右派是划错了，恢复了他的公职。可是，父亲二十二年的宝贵青春，怎可以补偿！

但愿我们把历史上这段泥泞的路，永远永远留在日历牌的后边吧。

正是：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原载香港《百姓》半月刊，写於1987年，为纪念反右30周年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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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慧燕：资深媒体人，香港作家协会首任理事，纽约华文作家协会资深会员、北美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创会会员。自1980年起至2017年底，先后任职港台和北美七家大报共38年，发表二千多万字报导，为海峡两岸三地採访过最多名流政要的华人记者。其文章为海内外各大报刊广泛转载，并收録在《中国当代新闻文学选》等数十本出版书籍，其事迹为海内外一百多家媒体报导，并入选《香港沧桑──纪念香港回归10周年—香港著名女记者曾慧燕》(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等。

1983年获“香港最佳记者”、“最佳特写作者”、“最佳一般性新闻写作”三个大奖，打破历届得奖纪录；1984年当选“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5年当选“世界十大杰出青年”。2006年入选“全球百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2017年获美国中国戏剧工作坊“跨文化传媒贡献奖”。2018年获美国圣约翰大学亚洲研究所华美族研究会“卓越贡献奖”。2021年获华美族移民文学佳作姡�以及海外华文著述獎新闻写作评论佳作奖。

重要著作包括：《外流人材列传》；《在北京的日日夜夜—中英谈判我见我闻》；《一蓑烟雨》；《飞花六出》（合著）等；曾撰写《大城小景》、《外流人材》、《杰青天地》、《路漫漫》、《人在纽约》、《慧言燕语》、《人间烟火》等十余个专栏。

我一直勉励自己：

把目睹的罪恶告诉大家，是一种良知；

把了解的内幕告诉大家，是一种道德；

把听到的谎言告诉大家，是一种博爱；

把亲历的苦难告诉大家，是一种告诫；

把追求的真理告诉大家，是一种信仰…

当社会灾难到来之时，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