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之城

在华夏典籍中，若以个人喜好论，或首推老庄。

从老子的拙朴古典、内敛克制、冷静观照、光明澄澈；到庄子的空灵浪漫、汪洋恣肆、放浪形骸、傲慢逍遥。两者一抑一扬，一顿一挫，洋洋洒洒，相辅相成，终成为公元前“轴心时代”光照世界的闪亮双子。

庄子擅用寓言。偶翻蔡志忠漫画《自然的箫声》，恰至《应帝王》浑沌之死一段（中学课本中该有），庄子说：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

初看起来，倏和忽似乎是出于友情，乐善好施，以好心为始，却在“助人”之中致人于死。然而，庄子在这里想要表达的其实是“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的政治哲学。

所谓“自然”，即“标准”.

如果问：何谓标准？

在庄子看来，于形而上，或指终极之“道”，也就是绝对真理；于形而下，则或指顺民、无治。所谓不扰民、不干预，以百姓的意志为意志，此正与老子相合。

浑沌何许人？据汉东方朔所撰《神异经》：“昆仑西有兽焉，其状如犬，长毛四足，似熊而无爪，有目而不见，行不开，有两耳而不闻，有人知往，有腹无五臟，有肠，直而不旋，食物径过。人有德行，而往牴触之；有凶德，则往依凭之。天使其然，名曰浑沌。”

所以，浑沌是位有头无窍，有足无爪的神仙。

此种形象仔细想来，确实极似老子所言中至高无上的道。道之本者，自然也。故而浑沌更可理解为盘古开天辟地之前这世界存在的初始状态。

如果说浑沌即是道的化身，而道乃创天地之始，与万物同一。道永恒，天地永恒，则浑沌永恒。

然而，浑沌却死了，为倏、忽所杀，这岂不荒唐！

由此联想到尼采曾宣称的“上帝死了”。按尼采的意思，上帝对人类明察秋毫，可是人类“高贵”的灵魂岂可受上帝的支配和监督呢？倘若这样一个证人活着，人类岂不是裸露于天下，这如何让人受得了？所以，这个上帝必须死。于是，人类自己谋杀了监督者，而上帝恰恰死于对人的同情与怜悯。自此，人自身成为试图主宰一切的“上帝”。

“上帝死了”，一切目标、意义、参照、善恶全部可以推翻，人们得以释然，并为此欢呼雀跃，人生终于可以在自由意志的支配下不受约束地尽情挥洒，于是，价值危机、信仰危机来了，人类进入了迷失。

然而，全知、全能、全善的上帝如何会死？

岂不知，那死去的并非真正的上帝，而只是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根据自身需要去塑造的“上帝”而已。

米开朗基罗《创造亚当》（1508年，西斯廷礼拜堂天顶，画中右侧部分极像人类大脑的形状）

当浑沌被人为地分割、解构时，也就失去了浑沌原本的样子。据考，倏、忽，与老子的“恍惚”同源，恍为观念，惚为意念。倏忽即观念、意念相驳杂。“倏忽”又可解为顷刻、瞬间。倏、忽有七窍，有七窍意味着具有了区分的能力。有了区分，无论“物”或“我”便都成为有限。

然而，有限如何得以把握整体？当人们试图用自己有限的观念和意念去理解、去改造无限的存在时，结果注定是悲剧。

其实，我们在判定一件事的是与非时，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照某一标准。对此，人们常常会用自己认为“对”的标准，也就是自己的标准，作为行事的依据，进而施于他人，如同倏与忽这般，根据自己认为“对”的标准，继而想要有所作为地去改造浑沌，结果却造成了浑沌之死。

再比如，有人认为所谓的“大国重器”当然是指飞机大炮、卫星火箭、航空母舰、核能力以及各类尖端武器等等；但也有人认为，“大国重器”更应该是小民琐事，百姓生活。对小民而言，幼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以及每个人可以有尊严地活着，岂非天大的事？

多年来，我们始终处在一个习惯于宏大叙事的历史与现实之中，小民琐事与百姓生活往往被忽略，更难以作为重大问题决策的基础和前提。可见，标准因人而异。

在这个世界上，相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思想观念，并将其当做判断是非的最终标准。例如，儒家有儒家的是非标准，墨家有墨家的是非标准，法家有法家的是非标准，等等。那么谁是谁非呢？倘若人人都坚持自己的看法是最好的，并在彼此交往中都想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让别人接受，却又谁都说服不了谁？结果必然是，轻则观点撕裂、彼此纷争；重则刀枪相见、你死我活。

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反复强调不要固执己有。所谓君子，是在不断的修身养性中生存，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过程，最后达到天人合一状态。这其中有着很深刻的内在力量，那就是宗教的力量。（谢文郁语）

可惜作为人，仅凭个人强烈的自由意志，只会无奈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距离天人合一境界渐行渐远。

想到了黄培炎。沈钧儒次子沈叔羊在重庆作一画，上有茅台酒瓶与酒杯，遂请黄炎培题字。黄记起红军长征时有报纸称红军战士在茅台池中洗脚，便以此为题调侃：“喧传有人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

董必武在重庆画展见此画与诗，欣赏之至，买下来拿到延安给了毛泽东。毛也喜欢，将其挂到中共中央会客室，黄访问延安时得见。

那是在大约80年前的1945年，是年7月，黄炎培在延安考察期间曾对毛泽东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当时，正踌躇满志的毛泽东当即豪迈地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话可谓豪气冲天，听罢不免令人激动万分。

只可叹：历史给所有单纯善良的人们开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当今之下，举目四看，比比皆是的惨状不忍卒读！

这国，这世界，还有救吗？

于是人们开始寻找上帝，希冀从上帝那里获得答案。然而，单凭人的理性与知识，真的能够找到上帝吗？

话剧《等待戈多》

由此想到了爱尔兰剧作家贝克特的话剧《等待戈多》，该剧于1953年首演。

全剧只有两个主角，都是流浪汉，他们在二幕（代表着两天）剧中自始至终等待着一个名叫戈多的人，然而戈多是谁，他们不知道。由于贫困潦倒，他们希望戈多的出现能使他们得救。然而，戈多始终没有出现，只是他们不断地被告知，戈多明天准来。

记载中的1957年11月9日，《等待戈多》在旧金山圣昆廷监狱演出，观众是1400名囚犯。演出之前，导演与演员们忧心忡忡，他们担心这群世界上最粗鲁的观众能不能看懂《等待戈多》？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该剧竟然立即被囚犯观众所接受，一个个感动得痛哭流涕。

据说此剧喻示着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迎合了“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空虚绝望的精神状态。

那么，戈多究竟是谁？

有人说，戈多就是上帝（God），也有人说，戈多象征“死亡”。于是有人问剧作家，贝克特苦笑：“我要是知道，早在戏里说出来了。”

这一回答或许道出了该剧的真实含义，即人对生存在其中的世界，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

我到愿继续将此剧作如下演绎：

其实，戈多来了！从第一幕（即第一天）就来了，而且天天都来。可惜的是，他的到来并非按照等待之人所期待的方式，这使得两个流浪汉无法认出他，甚至可能粗暴地拒绝了他，从而使这种等待成为一种徒劳。

实际中，人们更愿意相信理性，预设标准，主观判断，进而贬低信仰。可悲的是，人的理性恰恰是有限的，不可靠的，这使得人们往往无法真正认识真理。所以信仰强调：除非真理自己向人彰显，否则，人无法凭借自身的理性标准去认识真理或追求真理。

我们正处在遮阳的光景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