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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拿经济发展为专制独裁背书

简中网讨论民主和极权时，常有人拿大陆20年来的经济高速发展来为中共辩护。显然经济发展被小粉红们当作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最后的遮羞布。确实，经济发展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目的。不论生活在任何政权下，过富裕日子都是人民的愿望。

必须指出，自由民主制下的资本主义不是让经济发展最快的制度。如果一个国家的首要目标是中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那么最适合的体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自由经济与威权政治的结合。帝制德国、明治时期的日本、维特和斯托雷平时期的俄国、1964年军人掌权的巴西、皮诺切特治下的智利、19世纪末期的阿根廷和纳粹德国都有过这样的辉煌。但是这种高速是不可持续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这些国家的最终命运如何。21世纪的中国，正在走相似的道路。

这些国家的人民，缺乏自由、尊严和人权保障，感觉不到真正的幸福。波兰团结工会的纲领说得好：“没有自由便没有面包。而我们心里有的不只是面包、奶油和腊肠，还有正义、民主、真理、合法性、人性尊严、信念的自由以及对共和国的改革。”

中国现制度是威权政府、不完全市场经济以及科技能力的混合体。一个高速转动的车轮能够维持平衡，但只要一慢下来，就会东倒西歪，甚至倒下。台湾、韩国的经济能持续发展，是因为它们都能在经济初步起飞后，完成政治上的民主转型，有了能够保障经济持续发展的民主、自由，法治的环境。而中国已经错过了政治改革的关口。随着中国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高速增长不会再出现。中国积累了大量的隐性负担。一旦日子变得艰难，中国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不可能会接受现行的家长主义体制。中国现行的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动力是西方的投资。中国的经济起飞发生在2000年取得美国最惠国待遇和2001年加入WTO之后。 2000到2010年GDP增速为11%，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10年。中国利用人口红利和低人权优势和西方不公平竞争。西方国家引以为豪的一些制度元素，比如自由金融、劳工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全民福利，在与中国竞争时，反而成了负担。威权政权遵循发展至上的经济政策，不被社会平等的再分配目标扭曲。它们不必对夕阳产业中的工人负责，或者补贴某些低效率的部门。执行优先生产，滞后消费的政策。中国用操纵汇率保护出口；因国有土地红利而大兴工业园；用市场换取知识产权；用血汗工厂同劳工保护竞争；还有行业垄断、金融国有、产业补贴、出口退税、贷款优惠、违规偷运、牺牲环保，竭泽而渔，卖地经济、畸形房产等等。中国经济的起飞，靠的是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中国最近的事态表明，这种制度不公平的红利已经被挤压殆尽，中国经济增长不可持续，正在逆转。2010年后，中国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经济增长减速，2012年GDP增长为7.8%，2013年为7.7%，2014年为7.3%，2023年5.2%。

仅靠经济发展不能提供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因为自由、尊严和免于恐惧是比小康生活更重要的。历史上各种制度（奴隶制、君主制、贵族制、共产主义制、法西斯制等）都有各种缺陷。只有自由民主制度在公正的基础上满足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自由社会提供了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包括生存权、私有财产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由民主国家的法治，为人们提供了公平的竞技场。尤其是每一个人作为自由自主的人的尊严得到其他人的承认。选择在自由民主制度下生活，不仅可以让我们自由地赚钱和满足欲望，更重要的是，它使我们的尊严得到承认。

马克斯·韦伯 说“资本主义精神是一种合乎道德伦理的明确的生活准则。”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是公正和道德的制度。资本主义藏富于民。亚当斯密说，国民财富既非军事力量，也非国王宝库里的金银，而是老百姓的平均产出。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廪无积粟，府无储钱，库无甲兵。魏文侯因之问罪。西门豹说：“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主富库。”王者之国，钱在老百姓手里；称霸之国，钱在军队；即将灭亡的国家，钱在国库里。美国学者菲利普·施密特说:“民主化并不必然会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行政效率、政治和谐、自由市场。与威权政体不同，民主国家有能力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境自行修改其规则和制度。他们可能不会立即带来上述所有的美好事物，但民主最终要比威权政体更有可能实现上述目标。”

民主制约束了政府权力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制定的政策通常具有更好的回应性，能够反映大部分人的利益。错误政策更有可能被纠错。威权国家办大事有效率，办坏事更有效率，对人民的汲取则有最大效率。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是发明创造。发明创造靠的是人才。民主制下，教育文化和人力资本的提升速度往往更快。而威权国家为了统治，常常推行愚民政策，不利于人力资本的提升。人民用脚投票。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是最安全的环境，有最好的文化和价值观。能吸引全世界最好的人，最能干的人。民主国家下的自由环境具有更好的创新能力。而一个极权政府必然最终摧毁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只有自由民主制度能够提供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