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僧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共产党政权在北京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六四大屠杀”(也许用震惊海外更确切,中国人对政府杀害自己的人民应该习以为常了)。屠杀发生后,虽然那位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先生铁口直断:天安门广场上没有死一个学生,但显然无法令人信服。
大屠杀导致很多人伤亡的消息陆续通过其他途经传到学校,学生们组织了一次更大规模的游行,这一次游行发生地为学校附近几个大型工厂。学生组织者们希望能说服工厂的工人加入对抗政府暴行的行列。
我和同学们一起来到了一家大型火车生产厂,工厂早已关上了铁门,一些心情激动的学生手里拿着杂志(我不知是何杂志,同学们是从何处拿到的),翻开里面血淋淋的照片给站在铁门里的工人们看。也许是由于当时的“改革”还没有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也许比学生们年长的工人们对共产党的凶残了解更深,同学们的激情显然没有能够说服门内的工人们,我没有看到一个工人靠近大门与学生们交谈。
忽然,有人发现在工厂大门对面的一栋住宅楼里有人拿着摄像机,对着游行的学生们偷偷拍摄。于是学生纠察队员们冲上了那家公寓楼,要求摄影者交出影片。我不记得最后具体如何结束,但同学们对“秋后算账”的担忧让一段可能记录历史的录相从此消失,但谁有资格去责怪学生们的做法呢?特别是在这个邪恶政权刚刚用坦克碾碎了无数(此处特指没有详细数字,而非多得无法计数之意)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北京市民之后。
再后来,几位心有不甘心同学印了一些传单,去大桥下的轮渡码头散发,也没有产生任何涟漪,虽然能感觉到的人们目光中的些许怜惜之情。
从此,“六四大屠杀”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只能在“六四大屠杀”的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在被迫忘却的活动中慢慢地褪去了原本鲜艳的血色。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像我这样一位对政治考试充满恐惧的生物学大学毕业生,在大学毕业之后的第一年就被动地卷入了江泽民发动的保权运动:对贫下中农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直到2001年春天来到美国后,我才开始从网上看到那些亡去的血淋淋的同胞的照片,才首次看到那位骑着自行车笑着对记者说“It’s my duty”的同学的天真笑容,才了解到那个被外界尊称为“坦克人”同胞的事迹,当这样的同胞消失得无影无踪之后,你还能对社会期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