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胜寒 著

美国现任参谋总长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Mark Alexander Milley)，严重触犯了军人不得干涉政治的美国立国原则，居然两次在五角大楼召开秘密会议宣布 :“任何人给你们命令，都必须经过我的程序允许，因为我就是程序！”

马克·米利私下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atricia Pelosi)秘密通话说 :“完全同意，唐纳德.川普就是个疯子！”马克·米利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也是现役军人，依法不得干政。这些非法言论导致一百余位退休将领，发表共同宣言，要求马克·米利立即辞职，以谢天下。

现代文明政治的共同标准，有议会制度、全民选举、权力制衡、言论自由等，其中不允许军人干政，更是永远不得妥协的先决条件。在现代文明政治制度里，军人必须无条件地听令于三军统帅，在美国就是民选的现任总统。

军人干政是现代普世价值与宪政法治的天敌，如此军人，必须炒鱿鱼，必须滚蛋！效忠个人或政党、军人干涉政治、军队非国家化、全是宪政之贼，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国家覆亡。

军人是否干政，是鉴别文明政治或独裁暴政的试金石。不允许军人干政的政治是宪政民主体制，而任何独裁暴政的体制无一例外，都是任由军人在恣意干涉政治，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独裁暴政，永远没有稳定政治的渊源理由。有鉴于此，美国先贤们用法律硬性规定军人的职责，成为国会责无旁贷的首要任务。

1878年5月13日，威斯康辛州第七选区联邦众议员赫尔曼.汉弗莱(Herman Loin Humphrey)，连同马里兰州第三选区联邦众议员威廉.金梅尔(William Kimmel)，联名提出《军事集体法(Posse Comitatus Act)》，又简称为《陆军拨款法》，除了规范美国陆军不得介入在境内的民事执法外，还为禁止军人干涉政治，奠定了法理的基础。

1878年5月18日，众议院以130票同意117票反对的票数通过，1878年6月6日，参议院以36票同意23票反对的票数通过，1878年6月6日，卢瑟福.海耶斯总统将该提案签署成法，成为著名约束美国总统与美国军队权力的《美国法典第18章第1385款》。由于此案对象是陆军，因此1956年与1981年两度修改，使之涵盖了除国民军以外的其他所有兵种。

没有理想的政治体制可以速成，从军人不得介入国内民事纠纷，到军人不得干涉政治，在全民走向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社会，美国人民经历了一条漫长的演变道路。

政府是由大量公务员组成的实体，职位为政客提供了假借权力酬谢式安插的机会，个人利益输送演变后，必然是贪污腐败。1883年的《彭德尔顿公务员法(Pendleton Civil Service Act)》应运而生。《彭德尔顿公务员法》的立法动力，来自1881年7月2日暗杀詹姆斯.加菲尔德总统事件。凶手查尔斯.吉托(Charles Julius Guiteau)是个失业的疯子。

数年前笔者曾写过一系列的《美国刺客列传》，查尔斯.吉托就是其中的主角之一。这个神经病相当可爱，受刑时，居然嘴上哼着小调，脚下迈着华尔兹舞步，旋转着上的断头台。查尔斯.吉托是视死如归的英雄，还是神经错乱的疯子，未有定论。  

《彭德尔顿公务员法》建立了完整的任免制度，杜绝了无良政客不断奖励忠诚党员，把公职视为政治赞助或战利品的传统，开始了公开公平的竞争性考试录取，选拔政府官员。监督他们工作的择优制度，并严格规定政府公务员不得介入政治，需要保持中立，违反者将受到《美国公务员制度委员会》的调查和惩罚。

1883年5月《美国公务员事务委员会》首次发布规则，严格规定不得以政党或意见相异为解职理由。美国军人不得干政的传统，一半是来自《军事集体法》与《彭德尔顿公务员法》的启发，一半是来自五角大楼的自我升华约束。为了确保和落实军人只服从三军统帅和宪法，五角大楼发布了《国防部指令(Department Of Defense Directive)》，供全体美国军人遵守。

其中最著名的《国防部指令第1344.10条》和《国防部指令第1325.06条》，就严格规定美国军人不得干涉政治，违反者处之以革职、降级、惩戒、禁用五年的重罚，以及最高一千元的罚款。

《国防部指令》规定在职军人，不得穿着制服参加任何政治集会，不得为竞选者募捐，不得发表政见，但可以写信给报纸，不得在汽车杆上贴政治标语，不得在军营或政府土地上张贴标语或海报，不得参加任何的政治示威游行，不得接受任何需要总统提名或国会认可的文职，不得利用公家网络，转达他人政见等。

《国防部指令》的法理和精神，源自于1939年8月2日开始生效的《防止有害政治活动法案》。《防止有害政治活动法案》是由新墨西哥州联邦参议员卡尔.哈奇(Carl Atwood Hatch)提出，按照国会命名惯例亦被称之为《哈奇法案(Hatch Act)》。此法案赋予在任正副总统，无须遵守此法的特权，因而正副总统，可以在任何包括政府建筑在内的地方，合法地进行政治活动。

1979年1月1日，为了确保美国政府公开公正地依法运作，设立了独立的《美国特别顾问办公室(U.S. Office of Special Counsel)》进行监督。

2017年10月，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马拉塔.哈利(Nimarata Nikki Haley)，在推特上转发唐纳德.川普，支持共和党拉尔夫.诺曼(Ralph Warren Norman)的推文，立即受到《美国特别顾问办公室》的书面严重警告。

唐纳德.川普的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Elizabeth Conway)，经常在白宫内外大肆攻击民主党，明显违反了《哈奇法案》。在多次警告无效后，《美国特别顾问办公室》在2019年6月致函唐纳德.川普，建议他将藐视法纪的凯莉安.康威革职查办。

建议当然是石沉大海，当记者追问唐纳德.川普时，这位崇尚白人至上主义的种族主义者总统，居然轻藐地回答:“那是她的言论自由！”唐纳德.川普藐视法纪，把《美国法典》当成废纸，法盲如此，焉能不败！

马克·米利将军是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乃美国军人最高的军衔，也是美国军人的楷模。在这件军人干政的丑闻爆发后，在全民追求普世价值的美国，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辞职，要么解职，绝对不应该有第三种选择。

马克·米利军人干政丑闻，使得笔者想探究美国禁止军人干政的立法渊源，与军人不得执行非法命令的法理和案例。在美国历史上，这种案例有数十起之多。即使最低能的詹姆斯.卡特总统，也不能容忍军人干政。

约翰.辛格劳布少将(John Kirk Singlaub)资历显赫，他曾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创办人之一。1977年，约翰.辛格劳布以驻韩美军参谋长的军人身份，公开批评詹姆斯.卡特总统的韩国撤军计划，舆论哗然。

詹姆斯.卡特立即解除他驻韩美军参谋长的职位，但没有赶尽杀绝将之革职查办。一年后，约翰.辛格劳布的老毛病又发作了，他在乔治亚州理工学院的讲演中，又再次批评詹姆斯.卡特的国家安全政策，詹姆斯.卡特这次不再客气了，下令让他立即退休。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是美国军事领导人，曾担任美国陆军上将、菲律宾陆军元帅。他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担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联合国驻韩国最高军事指挥官。在日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就是太上皇。

1951年4月5日，众议院共和党领袖约瑟夫.马丁(Joseph William Martin)，在议会大厅上，大声朗读一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信函 :

“有些人似乎很难意识到，亚洲这里是共产主义阴谋家，选择为征服全球而发挥作用的战场，而我们也加入了战场。我们在这里用武器打欧洲的战争，而那里的外交官仍然用嘴巴来打仗。如果我们在亚洲输了与共产主义的战争，欧洲的沦陷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赢得了这场战争，欧洲很可能会避免战事，同时保持住了自由。”

约瑟夫.马丁是美国众议院第四十四任议长，权倾朝野，由他捅了马蜂窝，当然具有政治杀伤力。

1951年3月，美国情报局拦截了一些在日本的秘密谈话。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谈话中，向西班牙和葡萄牙驻东京大使表示，相信他会成功地将朝鲜战争，扩大为与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冲突。

这跟哈里.杜鲁门的极欲通过谈判，结束朝鲜半岛危机的远东政策，完全背道而驰。马丁在国会公开朗读麦克阿瑟的私信，就是直接打脸哈里.杜鲁门。

哈里.杜鲁门召集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Omar Nelson Bradley)、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商业部长威廉.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到白宫，讨论如何处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严重违纪行为。

会议结论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触犯了军人不得干政最高原则，也违反了哈里.杜鲁门总统在1950年12月6日颁布的军人不得就政策问题，发表公开声明的总统命令。

1951年4月10日，在确定炒那位日本太上皇鱿鱼，无害于自己政治生涯后，哈里.杜鲁门总统通过奥马尔.布拉德利，下达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革职令。(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