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野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

北宋以来，一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常见于世人笔下。据称此言出自山野人士之手，多有夸张之嫌。不过最近的两千五百年来人类文明都是在诸位圣人所奠定的价值体系内发展繁荣，以此突出孔子耶稣苏格拉底等圣哲的贡献也的确算个说法。需要补充的是，诸位圣哲的理念都是源自于更久远的精神积累，而非个人创新，他们最重要的贡献是把那些最重要的精神理念摆放在了人类文化的最重要的位置上。最典型的如耶稣所明言的两个最大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这两条最先的出处是在摩西五经。孔子的情形也并无二致，其思想核心—忠恕二字和他将上帝淡化作天且敬鬼神而远之的信仰理念其实也是来自于先于他五百多年的周公旦。孔子晚年尝道：“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对周公的儆仰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考古界近六十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经有了石破天惊般的结论性成果，这些结论使得上古华夏文明的脉络已经清晰可见，不再是局限于神话传说和周朝以来的一面之词。而在这些考古成果之中我们方才理解牧野之战就是华夏文明得以繁荣昌盛的历史起点，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当代的这些成果意义重大，足以在历史上荣耀这个时代。最近北京大学李硕先生出版了《翦商》一书，大体叙述了这些结论性成果，也令人对中国考古界的辛勤工作和秉正的学术思想陡生敬意。这些考古成果最突出的一个发现就是商朝极其普遍而且令人瞠目结舌的人祭文化。而史学家们在和中国正统历史叙事比较以后以令人信服的历史逻辑推论出结束这一残暴血腥文化的操盘手就是周公旦。周公的操作手法如此彻底，令我等后世享受承平三千年，却不知先祖圣人的痛苦艰辛与危难中所成就的壮举。当我们知晓到商朝人祭的历史真实以后，方明白题首那一句“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的话用在周公旦身上更恰当。当然了，与耶稣和孔子的情形一样，周公旦也并非这些精神思想的首创者，他也应该是继承自前人的智慧。下面我们来具体探讨这个话题。

一、商朝的人祭文化

历史的背景是商朝广泛而又极其惨烈的人祭文化。在考古成果所揭示的历史中，商朝的人祭文化的残暴和血腥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超出当代任何一个语言的评价能力，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些合适的形容词来评价，残忍，邪恶，地狱，等等，这些形容词在老祖宗的人祭文化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造成这种血腥历史的根源在于商人的神权思想，他们认为只有通过献祭来取悦上帝和诸位天神以及他们的历代君王，他们自己才能得到佑护。而导致人祭的残暴度登峰造极的一种认知是，被用作祭祀的人牲在祭祀过程中嚎叫越凄厉声音越大，挣扎的时间越长，在天庭的神灵就越能听得明白，就越发享用这种祭祀。这类事情总是有着相似的发展进路，一旦某种行为被归于神灵喜悦的轨道上，这种行径必然会屡创新高。当然这种行径每迈出的一步也都是给自己的坟墓掘了一锨土。

四处肆意掳掠青壮年人口，然后带到自己的地盘上残酷地屠戮。这种行径对于周边地域的人口发展有着巨大的抑制作用。商朝的掳掠模式之于三千五百年前的九州大地，就如同鲑鱼身上吸附了一只壮硕的七鳃鳗。从历史逻辑上讲，这样的结构必然导致九州大地文明与人口的逐渐凋敝。然而现实却是商朝发展延续了近六百年。有这种暴虐行径的商朝得以存在并发展的历史机缘在那里呢？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商朝的人祭是逐渐发展到变本加厉的程度的，在前半期可能相对温和一些，从人牲的需求量乃至对人牲杀戮的残暴程度都不似最后两百年那样。只有到了高宗武丁以后，最严重的是在武乙乃至帝辛这一段，人祭文化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一方面令周边部族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人口失血，尤其是壮年人口的流失；同时其屠戮惨状也令所有非商人的观者深恶痛绝甚至不共戴天，同时也可能使得部分商人逐渐反感甚至起了反叛之心。第二个可能的原因就是那个时代里中国的中州一带气候暖湿得多，一个部落族群的发展与繁衍比后世要容易得多，所以在人口繁殖方面足以承受商朝的劫掠而不至于灭种。第三个原因，也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商人的品格，有激情有才气，精神上更活跃。商人对华夏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文字。从考古发现来看，二里头文明就是夏朝，而那里面没有发现任何文字的痕迹。至于黄帝的史官仓颉造字当属于后世编撰而成的故事，没有考古证据支持，也没有历史逻辑的支持。商人的第二大贡献就是完善发展了青铜制造技术。本来夏朝已经有很发达的青铜制造业，但没有考古证据显示夏人将这个技术广泛地应用到生产生活与战争之中。掌握了文字与青铜，使得商人在面对周围任何其他部落种族的对抗时，都构成了降维打击，所向披靡。技术上的领先对一个种族的精神层面的影响可能并非好事。没有任何外来压力的族群会变得骄傲而肆意，产生一种天下独大，又有着强烈的被天神独宠的感觉。这种背景下，商人只能族内通婚的习惯就顺理成章了。周围族群也就无法在商人的心目中有一个平等的地位。因此，他们在处置异族俘虏时就无所顾及无所敬畏，也就可以完全从自己种族的利益出发，任意残杀异族人来获取他们所认为的天神的佑护，以达成他们本族人的私欲和利益。最后一个技术优势就是武丁时代从其他文明那里学习来的马拉战车。这导致商人在战场上的优势又上升了一个等级，对周围地区的土著部落构成了更强大的碾压式军事优势。福兮祸之所伏。也许就是因为这个技术优势导致武丁王以后商人的人祭行为达到空前鼎盛，这对周边地区部落种群的生存延续造成的压力更加巨大。到了那个时代，周边土著部落直接面临着亡族灭种的危险。

正当此时，商朝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分歧与斗争。当然社会整体的骄奢淫逸导致矛盾丛生是人类社会的任何阶段任何种族的普遍现象和必然结果。最高统治者往往也会因为某些矛盾而将商朝的贵族当作人牲献祭给天神，而且商人的价值理念上，人牲的社会地位越高，献祭时就会越发获得天神的悦纳。这直接造成统治集团内部人心惶惶。当商朝贵族都可以被拿来当作人牲献祭时，人祭对象的泛滥就无法避免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都有可能因为某种因缘际会而被绑上屠人台从斩足开始进行那个令人闻风丧胆的残暴血腥痛苦至极的过程。而其中的一个偶然的人祭对象就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和商朝所有文献的全部焚毁。这就是伯邑考之死，姑且称之为终结之祭。

二、终结之祭

周人的来历可以上溯到后稷，也就是弃，史书记载由弃到周文王共十五代。当代的考古发现基本印证了史书记载的这个历史进程，而史书所说后稷作尧舜之相，司农之神，且为大禹所器重，在时间节点上无法匹配。因为周文王上推十五代最多也就是五百年，而尧舜禹是周文王之前一千年的事情。从现实生活来理解，实际上人们推测遥远的古代的事情时往往是以当下的社会关系和逻辑理解来构思的，这些故事建构在历史事实的大致梗概之上。故事的细节不能全信，真实的历史需要其他相关证据来佐证，也需要精细的品味才能追溯回古代的历史。中国古代传说如此，西方的古典传说也是一样。所有这些东西在考古证据的印证下，就会被拆解得七零八落。口口相传的史前历史中的一些故事情节往往会被考古证据证明为真实的历史，而这个情景往往会像耀眼的闪电一样出现，令世人惊骇，瞬间的光亮更衬托出前后诸多时刻的静默无光。

先简述两句周人的源流。后稷时代周族生活在关中平原，到公刘时代，很可能是因为不堪商人的掳掠而北逃至豳地。大约十代以后在古公亶父的率领下周人重回关中平原，生活在商朝社会结构的边缘地带。这一迁徙应该是实，但来龙去脉却绝非尚书所立的那等道德牌坊式说教。从历史时机看，商朝人在关中平原掳掠人牲顺便刮尽可用财富，原生各部落没有逃走的也已经殄灭殆尽了。虽然对于人类而言已经赤地千里，但物产方面却依旧得天独厚，属于人类宜居所在，只要商人首肯，不再过来劫掠，自然是个流奶与蜜的天堂。考古学家们根据各方证据拼凑出了这段历史。商人需要一些部落生活在这里，帮助他们掳掠他们鞭长莫及的远方羌人。于是古公亶父的这次历史性迁徙就出现了。

我们再梳理一下伯邑考在周族中的具体定位。古公亶父生季历，季历从中原发达地区迎娶了一位贵族姑娘，就是周文王姬昌的生母太任。这个婚姻的意义堪称是左右中国历史方向的重大事件，虽然对于当时的商朝发达地区而言微不足道。姬昌智慧超群，但受父亲的影响不大。季历部落事务缠身，而且在姬昌尚未成年时季历在赴殷都的一次旅行中死在那里。于是姬昌从生活习惯到教育的全部几乎都由太任包揽。虽然作为西部落后部落的首领继承人，但其文化层面已经完全商化了。姬昌的婚姻则复制了父亲的成功，其结发夫人名为太姒，其贵族身份比太任还高。姒姓据某些文献称是大禹的后裔，考古学家称是殷都附近的名门望族之后。易经中帝乙归妹的说法是说商朝的公主嫁给了姬昌，当代学术界多以为是周人自我粉饰。太姒也可能如太任一样在子嗣的教育方面起了些作用，但是她对历史最显著的贡献是生育多子，而且其中三人具备圣哲之力，那就是长子伯邑考，次子周武王姬发，四子周公旦。三儿子是管叔鲜，就是三监之乱的首谋。其中以长子伯邑考才华最为出色。姬昌赴殷都见纣王时，因为某种原因被囚禁在羑里作为备选人牲。要知道在殷商的人祭文化中一个部落酋长可是绝顶上等的人牲。被囚时间一说七年，一说三年。据称就是在羑里囚禁生活中姬昌推演出了易经的六十四卦。从易经的内容看，周文王的确经历过囚禁生活。但也是从易经如此伟大的一部作品来看，囚禁生活可能并非其在殷都生活中的最主体部分。在牢狱里朝不保夕，如何能静心推演易经呢？他的七年生活可能是极其丰富多样的，结交了众多上层文化精英，互相交流学习。姬昌智慧出众，灵气超绝，虽来自落后番邦，却能在都市的交往中出类拔萃。在这个被囚过程中，妻子太姒率领三个最出色的儿子到殷都托关系搭救。可能那个过程比较顺利，姬昌很快就脱离了危险，只是体验了一下人牲的恐惧与凄惨生活而已。长子伯邑考因为才华出众，被纣王任用作他的驾车人。当时这个位置很重要地位很高。但是塞翁失马焉知祸福，不知是纣王的弦搭到那里去了，居然决定把伯邑考当作人牲献祭给天神。这个决定不像后世演绎的那样被妲己陷害，纣王拿贵族献祭并不一定需要那人犯了什么罪过，只要纣王不需要这个人，同时他又觉得天神需要一个高等级的人牲了，他便可以做这个决策。而在商人的价值逻辑上，这也并非是与周人结怨，毕竟是周邦的最高等人选被献祭，天神当因此佑护周邦。而在纣王自己的小算盘里，见到周邦有如此才华出众的继承人，他也是先灭之而后快了。至于年迈的周文王和相对年幼尚未展露才华的姬发与姬旦，纣王放他们回去继续为商朝服务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而这次人祭给周人带来的冲击则是刻入灵魂要记忆到地老天荒的。这次事件对于人祭文化深入骨髓的纣王而言，不过司空见惯的一次例行公事而已，他期待在周文王父子那里看到的是什么呢？也许是周人的战栗恐惧和臣服，甚至于得到天神护佑后的感恩。然而，周文王与周公旦皆为圣哲之身，而周武王则是天选之子。以通灵的周文王为主，他们没有纣王所预计的奴隶式反应，却是被表面的臣服完全掩藏了的忿怒伤痛和仇恨，也一举成就了那颗悲悯千千万万人牲命运的心灵。惟其如此，周文王父子三人时刻背着灭族的危险并且抵御着被绑上剥人刀俎的恐惧，精心谋划并且积极行动备战。伯邑考之祭将三人在感情关系上牢牢地凝聚成一体，在其后的文王武王的有生之年里，他们之间不再是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而是在心灵上完全融为一体，以一种史上绝无仅有的智慧勇气和毅力完成了翦商大业，将商朝的神权主义文化彻底地从华夏文明中抹去。从技术上继承了文字，青铜工业和其他文明技术，在价值理念上则重建了一个以仁义为本的人文主义社会。这段历史也许对于好莱坞而言是最佳的一个电影素材了。

三、翦商大计

为什么说伯邑考之祭是华夏文明历史转折的核心关键呢？首先周文王和他的几个儿子学习到了商朝文化，在个人品格能力上他们具有了取代商朝的技术潜质，但是他们因为享受着商文化带来的优越生活，他们本无意翦商，同时周邦落后弱小，他们也无力翦商。这时发生的伯邑考事件则使得周人彻底体味到人牲的凄惨生活，明确认识到在商朝的人祭文化下，他们所有人的前途都将是危险而凄惨晦暗的。伯邑考之祭给他们的心灵冲击太过巨大，而在精神层面极其强壮的人那里，这却化作无比的决心。周公旦在后来留下相关史料时给了他大哥一个十分尊敬的称号，对他的真实遭际却完全避讳了，以至于后世野老村氓老俗套地把黑锅扣在了妲己头上。说实在地，中国的历史美女都挺冤的，妲己冤，西施也冤，杨玉环更冤。回到正题，周人立即明白了自己当下看着像个人，其实就是寄存在周原里的待宰羔羊。而回想人牲的凄厉哀嚎，其实他们自己的命运连牲口都不如，更加凄惨，全看纣王的那根弦往哪里搭了。周文王已到暮年，因为经历了羑里之囚，又有痛丧最优秀的长子之伤，其翦商的勇气毅力气魄最为坚决。一俟回到周原就开始了他的计划，招贤纳士，积蓄战备，联合周围部落。周围部落数百年苦于商人的掳掠与杀戮，虽然知道这是灭族的危险，但也义无反顾。因为即使死于战场，好歹也算个人，而死于纣王的剥人凳上，那就是猪狗不如的命运了。所谓得道多助，不足十年，翦商联盟已经蔚然成型。

同时纣王在殷都里面则是失道寡助。纣王的过度自信妄行导致贵族集团的分歧越发巨大，人牲的备选范围已经扩大到高等贵族，不再局限于俘虏和奴隶。这导致贵族阶层人心惶惶。当然这些人应该对人祭的残酷场面很熟悉，但外族人的嚎叫和本族人尤其是高贵如王子比干的呼喊，对他们贵族阶层的心灵冲击是完全不一样的。渺小而局限的人性之下，自大和愚蠢本身就是同一个意思，对于国家领导者而言尤其如此。可能纣王因为将铲除异己和献祭天帝一举两得了，他可能还暗自庆幸。商朝的内部矛盾和纣王的自大，给了周文王父子绝佳的机会从容整合关中势力甚至剿灭商人在那里的某些诸侯国。从某种角度上看，纣王的自大似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武王起兵本身危险巨大，一旦为纣王所知，必然面临灭顶之灾。本应该是开弓不可回头的事情，居然武王在第一次起事后准备渡过黄河时又退了回来。纣王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战争情报，但他居然无动于衷。不久后武王再次起兵，东渡黄河后一路急行军，对所过商人诸侯国置之不理。考古史学家们对此颇为不解，猜测其原因可能是各诸侯都对纣王心存怨恨，或者武王与他们达成了妥协。但是孤军深入，被人断了后路，那可是想想都脊背发凉的事情。但是，历史就是这样进展的。联军共四万五千人，逼迫到殷都外不足百里的牧野。纣王集结七十万大军迎战。从这个数字来看，纣王的确没有理由担心周武王的威胁。武器装备肯定纣王占绝对优势，兵力也占绝对优势，以逸待劳方面商朝军队也占绝对优势。他周武王愿意以卵击石，纣王没有理由不高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如何，一方是千里奔袭的小股疲弱之师，另一方则是盔明甲亮的精锐大军。如果说个直观感觉的话，那就是指环王最后那个决战镜头里阿拉贡的小部队被包围在强大的鬼魅军队之中。虽然现实的历史中不可能有神助的魔力，但战争的结局却有如神助。纣王军队临阵倒戈，商军溃败一泻千里，流血漂杵。有些学者认为是七十万奴隶和俘虏组成的军队，奴隶们应该不希望纣王获胜，然后他们继续回去做人牲。反戈一击却能有生还的机会。另一些学者认为没有奴隶军队，是商朝军队内部临阵分裂造成溃败，而原因可能就是武王与商朝内应配合诛杀了纣王。周武王的联军一方其实也是个拼凑出来的草台班子，每个部落出上几百上千人，武器还要自带。然而因为遭受商朝凌虐几百年，很多部落都明白翦商对于部落未来的意义以及当下可能的风险，战阵之中人人皆为死士，每个人都明白即使战死也好过被当作人牲献祭几百倍。于是在兵力武器和地利方面占绝对优势的纣王居然被对方一击即溃。

四、伯邑考之祭引发的问题

历史中真实的伯邑考是怎样的情况，史学界一直莫衷一是。某些史料记载与传说中都有周文王吃了伯邑考的肉做的食物的情节。在周公他们所允许的叙事中只能隐晦的暴露一点点那个华夏终结之祭的具体情节。后来民间还传说周文王返回周原后，心头作呕将那团肉吐了出来，那团肉化作兔子跑了。当代考古史学家们（如李硕先生等）推测，可能的史实是纣王将献祭后的伯邑考的肉做成肉食大家分吃了，因为那种通过献祭涂上了神圣色彩的肉是要被吃掉的。周文王和周公旦应该都吃了，至于周武王是否有那份精神上的定力也许要打个问号。见多识广的周文王当然会满脸的恭敬与臣服，两个孩子则惊恐万状。根据一些历史碎片和合理的推测，史学家的判断是，周武王和周公旦因这次观祭和享祭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后果。武王失眠，历史记载是“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因为长期的睡眠不好而极大地影响了健康，导致克殷三年后英年而逝，将王位留给了年幼的太子诵。周公旦那里似乎稍好，他遗传文王的定力多一些。但毕竟是少年观祭，由此而造成的心理创伤无法避免。恶心，恐惧，愤恨，伤心，心理冲击排山倒海般的压下来。周公的后遗症是吃饭时有呕吐，但是周公却绝不愿将真实的惨剧公布于众。汉代文人所传“一饭三吐脯，一沐三捉发”是为了礼待来访的精英，曹操也有“周公吐脯，天下归心”的诗句。周公的些许异常行为也被后世文人们以最温馨最神圣的猜想来构思了。从常理看，精英来访时主人停止进食而接待客人应该是合适的，但因此而吐出吃到嘴里的饭就夸张了。一口饭所节省的时间很有限，为了及时会客的说法很牵强。当代史学家推测是严重心理创伤的说法更加合理一些。可以看出来，周公旦在清除商代人祭文化方面做得十分成功，彻底清除了人祭文化，也遮蔽华夏终结之祭这一周文王家族的巨大创伤。

五、华夏文明走向繁盛的起点

周王朝是如何清除商朝人祭文化的呢？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周武王在赢得战争之后三年里政权过渡的过程中，依然沿用了商朝的人祭文化。为周人和联邦诸侯复仇可能是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商朝贵族需要见识到适当的人祭场面才能真正地相信商朝已经终结。他们的逻辑中，这样的改朝换代必须上达于天才行。那么，人祭场上属于纣王一派的人的哀嚎就成了正式宣告商朝终结的必需情景了。有些人认为武王被商朝人祭文化同化了，也许并非如此。那次人祭主要的意义是政治秀，他们不得不这样展示。从周人的墓葬格外干净，找不到人殉迹象的现实可以看出，人祭人殉文化在周人那里毫无市场。作为周朝第二号人物的周武王，如果他被人祭文化同化了，周人里面必定会有一定数量的人也会接受这种文化。现实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证据。武王驾崩以后，周公摄政为王，统治集团正式开始了彻底清除人祭文化的复杂工程。商朝的各种文献被全部付之一炬。商朝的历史被有系统地重新改写，历代君王都是勤政爱民，只有纣王荒淫无度屠害百姓也诛杀异己。我们可以看到诸如商汤网开三面，还有伊尹放太甲之类的道德牌坊。所谓最有效的遗忘就是彻底的清除，然而彻底清除历史的记忆依然是不可能的。易经中的东西周公不敢删改，但他可以添加象辞解释，给后世的理解彻底定调。这导致其中的许多东西在后人来看极其纠结。如今考古发掘的成果使得真相大白，易经中的许多疑难都迎刃而解。

这里多说几句周公的摄政王，这一事件也是政治上各安其份的来源。周朝的摄政王与后世的摄政王不是一个概念，那时只有王，没有帝，帝是留给上天的。全国只有一个王，王就是最高统治者，而周公在摄政王时期全权行使王的权力的。而且这个摄政二字可能就是后人加上去的，当年的周公不是摄政王，而就是王。关键的区别是他完成了救难大业之后立即将政权归还于成王。实际上如果周公旦直接称王并世袭下去，于道统传承并无不妥，兄终弟及是商朝的普遍传承方式。周公之所以止步于摄政王，可能有道德的原因，也可能有兄弟感情的原因，但这些都是很微弱的成分。核心的原因或者说周公旦所营造的核心政治影响是政权内部各安其份的这个机制。这种机制本身不可能像分封诸侯那样成为纯制度性的章法，各安其份这种事情本身就和个人品行操守密不可分。这不单是政治层面的，更是信仰与宗教层面的，其影响可以说是千古犹存，未来的中国乃至世界文明都会延续他的这种思想。中国历来都将这种品格视作理所当然，其实并非如此。这是一种超越性的政治智慧，历代圣贤可以在先人的影响下继承，却没有人能够达到周公创造这一礼法的高度。而史上愚腐之辈自以为聪明，到头来误人误己误国误民。孔子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就是这个意思。周公安于既有利益，他拥有了世袭的侯爵鲁国，成周内部的公爵领地，也拥有了世袭的三公之首。七年之后他归政成王，没有了王的权力，但他的鲁国与周公爵位是无人撼摇的。反之，如果周公废黜太子，因此失去了这种礼让机制，从而使得所有人都做梦自己登上天子宝座，那么他的鲁国和周公的世袭地位就堪虞了。也许是周公具备了足够的智慧和高尚的品德，也许是周公与周武王的感情好，也许是周公与周武王及周成王之间的相互信任。从后世的眼光看，周公安于摄政王之分并于七年后归政周成王（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行书，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这对八百多年周朝的长期稳定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也为后世为政者做了典范。如果大家去读一下春秋时期晋国的历史以及平王东迁的事迹，可以很明白地理解那时的诸侯与权倾朝野的正卿都有攫取更高权力的实力却都各安其份。相比之下，后世尤其是秦以来的帝国时代，许多人都不安分，都想一统天下为所欲为，多少家族一地鸡毛。这绝非政治文化的进步，反而是政治文化的腐朽与堕落。中国历代思想家所宣扬的正统，周公的模范作用就是其中的核心元素之一。后世对三国历史中曹操多有微词，而对诸葛亮颇为推崇，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实际上曹操在才华贡献成就以及军事才能方面可能都略胜一筹，但史学家的评价却是一边倒的褒扬诸葛亮。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里一句”亮寇祁山“惹得朱文公怒斥，由此可见一斑。这一点我们放在后面的主题中来深入探讨。此处暂提一个论点，问题的实质是周朝是相对单纯的人文主义，而中国的帝国时期是儒家道家的人文主义与法家的物质主义的共生体系，而在皇权问题上，法家的物质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

六、翦商的历史影响

那么我们回到标题的那个疑问，天不生何人，万古如长夜？首先这个问题只局限在华夏文明的区域内，不是世界范围内。另外就是这种提法本身并非一个很有学术素养的提法，不过山野村氓方便吹牛而作的一种对文化与历史的简化。如果从为市井席间添个谈资的考虑来看，以前说是孔子，当下在考古成果的证据下，我们必须说只能是周公旦。翦商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最有决定性的历史事件，没有之一。（而第二大历史事件是什么呢，三十年前刚刚读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时曾经结论道，第二大事件就是鸦片战争。我们的当代史演进到如今，不得不遗憾地说，鸦片战争只是这次重大事件的开端，如今依然没有将这一事件划上句号。）周文王提供了翦商大业的智慧与勇气。周武王在翦商大业的政治与军事层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方面，周公旦属于极其关键的参与者。而在彻底埋葬商朝的人祭文化使得华夏文明获得新生这一文化层面最重大的变革上，以及通过东征彻底剿灭商朝残余势力方面，周公旦是最主要的完全核心的策划者与操盘手。正史记载周公旦与召公奭在函谷关附近立了一个界碑，两人分管周朝东西两部分。周公旦经营被商朝势力环伺的成周。当时牧野之战后只是殷都被平定了，四周尤其是东方许多诸侯势力都还是虎视眈眈。可以想见周公东征和营造成周那几年是何等凶险，而成王、三公以及姜太公等其他重臣与周公之间的信任关系又是何等牢固。周公冲锋在前，关中大本营必须稳定才行，否则周朝就功亏一篑了。这样的信任关系在秦之后的中国就彻底消失了。我觉得倒不是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而是周朝还有王与诸侯之间的契约关系，不像后来的赢者通吃的独霸之道。

为什么翦商如此重要呢？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华夏文明如果延续了商朝人祭文化后会是什么样的场景。中原地区一枝独秀，即便是相对有所发展的周边地区诸如关中，河北山东地区，晋北地区，淮河地区和长江地区，全部因为商朝的人祭需求而不断地流失最健壮最有创造力的人口，从而难以发展起来。结局可能如公刘那样迁往荒凉但相对安全的山地，或者在风调雨顺中苟延残喘，当必然性地遭遇灾荒之年时，他们就在天灾的肆虐和商人的掳掠的双重打击之下而凋亡。而商朝本身也会因为人牲资源的枯竭和失去掠夺对象而陷入困境。人祭文明衰落以后，周边地区又吸引来更荒蛮地区的移民，百年以后九州地区重新繁盛，而人祭文明也就因为文化的传承再次兴盛，从而进入下一个循环。残暴血腥甚至邪恶的幽灵在华夏大地上挥之不去，人们永远生活在血腥的阴影之下。翦商在文化层面对华夏的革新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若非翦商，说中国万古如长夜绝非夸张。其中周公旦的作用当属首位，当然周文王在灵性思辨角度给周公旦留下的遗产也作用巨大，或者说周文王在商朝的哲学成果中继承发展出的体系价值巨大。另一方面则是周文王给自己的儿子所表率的在灵魂与精神层面的强大支撑，面对血腥与残暴的镇定自若，没有被恐惧吓到，也没有被愤怒冲昏，更没有被忧伤所抑郁，而是在巨大的危险之下谋划那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从某种角度上看，我们可以拿基督教的核心人物与周人翦商过程作个比对。周文王的贡献颇似摩西，伯邑考殉难事件与耶稣受难事件基本一致，当然我们不能将伯邑考这个人与耶稣这个人对位。周公在文化层面的作为可以和圣保罗作对位。当然因为周公基本上是武王以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的革新要比圣保罗彻底得多。当然了，任何一个文化的发展路径都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个个别案例而已，没有哪个是标准的过程。基督教历史不是标准，中国历史也不是标准。互相参照，也许我们会得到不少的启发，圣人们在天之灵的互相映照，会更好地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剪除人祭文化，在文献上的消灭对于商朝之外的蛮族部落是足够了。这让所有的落后部落在加入周王朝以后都彻底断绝了继承商朝人祭文化的可能。但这对已经有着严重人祭习惯的群体而言并无效果，那些东西都是商人自己入心入魂的东西，清除起来谈何容易。所以，周人也是花了巨大的力气从政令上禁止商朝遗民和其他已经接受这种文化的部落延续人祭行为。周成王曾经对商人顽民所坚持的人祭文化十分愤怒，在他写的诏谕中所用措辞极其严厉，对残存的人祭行为做了最强烈的警诫。还有一个史实就是齐鲁两国的情况。周公旦分封诸侯，让长子伯禽管理鲁国，让姜太公吕尚管理齐国。结果是太公半年不到就回来交差了，伯禽三年以后才回来交差。于是周公旦感慨道：后世我的子孙要向齐国称臣了。伯禽的汇报是他要纠正当地人的旧习俗，一切都按周人的习俗行事。而姜太公则入乡随俗，让齐国当地人延用他们自己的习俗。所以导致如此巨大的时间差距。这里做一个大胆猜测，实际上伯禽所面临的情景可能是必需移风易俗，曲阜距离殷都很近，那里的居民受商朝人祭文化的影响很深，伯禽除了根除人祭习俗外别无选择。淄博离殷都远一些，可能人祭习俗不严重或者没有。周公的感慨可能是武断的。

周公以来所建构的上古历史叙事不是凭空杜撰的，其中各种各样的添枝加叶是必然的。但那个灵魂性的仁义根本当是其前千年甚至更远的历史里绵绵不绝延续下来的。如果没有这个方面的的文化积淀，周公没有可能在商朝的人祭文明之外自己凭空另起炉灶搞个仁义为核心的文化出来。如果那样的话，周公旦真的就是千古一人了。我相信周公旦的成就依然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情形。比如大禹治水，虽然实际情况远没有神话传说中那样波澜壮阔，但仁义之魂是一致的。这就是一颗种子，在人类技术水平微弱时这个理念的影响力也很小，但可以在人类技术水平发达以后长成参天大树。商人贡献给华夏文明的主要是文字和青铜器等技术层面，而周人从上古其他部落那里继承并系统建构出了宗教信仰层面的文明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