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之城

1949年11月20日，性格率直、敏于感受时代脉搏的左翼作家胡风，在《人民日报》上开始发表他的激情组诗《时间开始了》。

他在诗中写道：公元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权的“时间开始了”……两个月来，心里面的一股音乐，发出了最强音，达到了甜美的高峰……

当时，有着类似感受的人远不止胡风一个。曾陪同苏联文化代表团参加“开国大典”的李慎之，晚年回忆起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的感受时有这样的记载：

从下午3点一直呆到晚上10点，虽然几乎长达一整天，却并无倦意，整整7个小时都是在极端兴奋中度过的。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阅兵式，也未见过这样的礼花、这样几十万热情的人群。……百感交集之际，竭力想把种种感受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但想来想去竟是“万感填胸艰一字”，只能在脑子里不断重复着：“今天的感情决不是用文字所能表达的”。到了晚9点多钟，当从匈牙利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回来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在天安门广场上带领着北京各大学的学生涌向金水桥、向城楼上高呼“毛主席万岁”时，我心中的上述感受达到了顶点。以前我曾长期不能理解“毛主席万岁”这样的口号，但在此刻似乎已理解了、接受了，而且自己也想跟着喊了……

不过，还是有人把我自觉绝然无法用文字表达的那种感情表达出来了，他就是胡风。……“时间开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这样的文字来呢？“时间开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风那时的思想和心理。而且决不止胡风和我两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门广场的每一个人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国从此彻底告别过去，告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告别落后、贫穷、愚昧……而走上了一条全新的路——自由、平等、博爱的路，新民主主义的路；不仅如此，后面还有更神圣的事业，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还要建设毛主席所说的“无比美妙的共产主义”。

当一个单纯率直的人被激情与诗意冲昏头脑时，便同时失去了对时代脉搏的敏感。那“时间开始了”的热情讴歌与赞美仅在6年后便戛然而止，成了胡风的“开国绝唱”！

他被毛泽东无情地钦点为“反革命小集团”的头子，从此沉冤入狱长达四分之一世纪！

还有中国物理化学家、北大教授傅鹰，当年他在美国原本已事业有成，属于化学界的知名人士，前途无量。但1949年当他听说解放军渡江过程中敢于向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打炮并对其实施扣留时，兴奋得欣喜雀跃，高呼毛泽东的名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因为在傅鹰看来，中国人这次真的是站起来了，从此再不受帝国主义欺侮了。于是他立即整点行装，毅然离开那个于他有恩的美国，回来报效祖国。

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外敌”的欺辱旋即变成了更加残酷的内斗。到了1957年的北大整风鸣放期，因为对高校科研工作提出不少中肯且坦率批评的他，一夜间就成了右派。据说还是毛泽东发话，他才算躲过一劫。只是，在劫的难逃，到了文革，傅鹰终于被打翻在地，被斗的很惨……

那么，建国初期曾与毛泽东唇枪舌剑、被毛泽东当众羞辱的极具风骨的梁漱溟呢？

1974年9月，批林批孔运动方兴未艾间，一次批判会结束时，主持人问梁漱溟的感想，这位新儒家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主持人不懂，要他解释。他回答：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是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甚么。别的人可能对我有启发，但也还只是启发我的理性。归根究柢，我还是按我的理性而言而动。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了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在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甚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可是，仅仅在三年前的1971年，也就是文革期间，当梁漱溟得知联合国驱逐了代表中华民国的台湾、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曾对冯友兰说：中国进入联合国，标志着中华民族和全世界其他民族处于平等的地位了，这是我们在一二十年代的时候就向往的。毛泽东的功劳无论用什么字眼形容都不过分。

这，就是梁漱溟。

人，是复杂的。

早在105年前的1918年11月7日，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一周年之际，即将过60岁生日的前清朝户部员外郎梁济，向自己25岁的儿子梁漱溟发问：“这个世界会好吗？”

当时正在北大任教哲学讲师的儿子踌躇满志地回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父亲听罢只留下一句话：“能好就好啊！”接着便离家出走，三天后在北京积水潭投水自尽，留下万言遗书，其中有言：“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我之死，非仅眷恋旧也，并将唤起新也。”

60年后，梁漱溟的口述回忆录，其书名便是《这个世界会好吗》。父亲留下的这个问题，竟伴随了他的一生！直到1988年，95岁的他依旧困惑地带着这个问题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认识的一位长辈，其父贵为民国四大私营银行之一的金城银行的副总经理。他自述“从小娇生惯养，四体不勤五谷不分”。1944年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得张奚若当面授课，但是1946年和1948年，他曾两次拒绝赴美赴英留学，更于1950年参军进藏……

这位长辈为人正直坦诚，风趣幽默。他说到一次脑部受伤的治疗时自我调侃：

“开颅清淤，更加使我思维混乱。当时医生打开脑壳，倒进去许多‘洗洁净’，‘洗涤灵’一类的药液，涮后又将我倒挂五天五夜，以便‘控水’。最后脑内流出来的已由鲜红变淡红而至白水，我就知道糟了，待医生来‘解民倒悬’以后，我总觉得洗脑洗过分了，以致现在观美国名片则兴高采烈，听传达报告又呼呼大睡，是谓‘神魂颠倒’。”

他在晚年回忆起当年的选择时写道：

“回忆当时形势：雷霆万钧，风雨逼人；亿万农民欢欣于世代追求的一片土地到手；中国人民百年自强之梦亦将实现；一支高度廉洁自律、勇于自我牺牲的队伍，摧枯拉朽，横扫祖国大地，涤荡污泥浊水。人非铁石，谁不动心？”“在中国，许多人大概和我一样原来都相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个人人权等均属于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后来也都‘投共’。其时，共产党并未隐瞒其‘严密组织，战斗堡垒，寡头政治’之建党性质，公开说：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为何一夜之间都左转了？”

这位长辈的追问，正是解开当年这一谜团的钥匙！

当问及他当年的这一选择时，他以简洁的四字作答：误—入—歧—途！

尽管如此，他还是坦言：即使是今天，面对当年的那种形势和情景，恐怕我依然是别无选择！

的确，在没有人能预测娜拉出走后的吉凶时，娜拉恐怕还是会咬一咬牙，豁出来逃离玩偶之家！

那么，当年的形势和情景是怎样的呢？何以令如此多的一代知识精英向往延安？并将其视为未来中国之希望呢？

难道他们都是如此地愚蠢不堪？

对此，这位长辈是这样回答的：

“中国多年受列强凌辱，沦为半殖民地，无强力组织来聚合一盘散沙之人民，无以自强富国。处于水深火热的中国人民，以能生存温饱为第一需要，至于‘自由’、‘民主’等均属于‘非分之想’。且中国之千年帝制造就出人民之奴性：只盼‘明君’而不知尚有当家作主之事。当时两军相对，你死我活，无铁血队伍无以制胜，且两军都是独裁体制，只有选择那廉洁的能为人民办好事的组织。此外，还有党对民主的许多许诺、姿态和作秀……”

他说的已是十分隐晦，但至少可见：原因是多方面的。

无独有偶。已故的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对此也有着类似的判断，虽然这判断并非价值判断：

在1894—1895、1937—1945这段时期，民族主义汇聚了中国一切的道德力量。这股巨大的道德力量最终竟完全为共产党所操纵利用，进而造成了中国史无前例的浩劫。

匈牙利裔英籍通才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曾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来自它的“不道德的道德力量”（the moral force of immorality）。

中共从30年代开始集中全力挑动中国人在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民族屈辱感，由此将中国人的道德热情转化为它的“革命”动力。所以如果不是日本侵华战略步步紧逼，中共是无法扩大势力取得政权的。这正是1972年日本首相访华时，毛泽东所表达的“感谢日本皇军的入侵，使中国革命能够提早成功”真实情感。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支持中共，并不是因为他们信服马列，而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中共的“民族解放”的宣传。

余英时先生提到了一个法文单词：ressentiment。他将其翻译成“慕憎交织”。

所谓的“慕憎交织”就是：企慕和憎恨的心理交织在一起，而又长期受到压制，不能痛快地表达出来。

这种心理是落后民族对于先进民族的典型反应。落后民族自觉它的地位应该和先进民族是完全平等的，但现实中却高下悬殊，望尘莫及。继而滋长憎恨先进的情绪，总想打倒它。

中国向来以“天朝”自居。但100多年来却受尽各个“先进国家”的欺压。师法先进不遗余力，却又长期陷入可望不可及的挫折感之中，如果说许多中国人都有痛打外国人一顿、出口恶气的潜意识，大概不算夸张。

这种潜意识便是当今中国民族主义的基调。

1952年4月2日，胡适曾在美国波士顿的远东学会年会上宣读他的论文《从门户开放到铁幕》，其内容自然是反共的。当天他在日记中记载：

宣读之后，即有中国亲共的学生两人站起来质问反驳，其一人气得说话四面打旋！其一人问，“你不信中国现在比从前强（stronger）了吗？”

我说：“No！”

他又说：“中国不比从前更独立了吗？”

我大声说：“No！”

这段纪事极为有趣，也极为生动。胡适只知道一人是赵国钧，另一人他叫不上名字，但余英时先生知道他。他叫王浩，的确很容易生气，而且气起来说话确是“四面打旋”。

1955年秋赵国钧计划返回大陆，之前曾询问余英时当时中国的状况，余先生力劝他不要回去，但他的决心不可动摇。只几年，回国后的赵国钧理想幻灭，终于再次离开大陆，远赴欧洲，最后在欧洲跳火车自杀了。

余先生认为，他们两人其实都不是马列信徒，他们倾向中共主要是出于“慕憎交织”的民族主义。

那么，74年后的今天呢？

放眼看去，当年的民族主义情绪非但没有收敛，相反却变得更加激化，更加普遍，更加变本加厉！

为什么？

如果说当年国难家仇刚刚过去，百姓在庆祝“翻身解放”之余，尚在恢复、疗伤过程，情绪尽管激动，但底气却远远不足，那么今日之中国似乎今非昔比了，况且中国已经很久没有战争，也很久没尝过失败的滋味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压根就不知道战争为何物？其间的“抗日神剧”功不可没。民族主义爆棚在所难免；

如果说当年的中共曾有过一段如日中天的日子，一时间还感受不到生存的压力，那么今日之中共，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民族主义宣传，早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在这种强大的洗脑宣传之下，制造出的敌人更成了众多人无缘由地仇恨的靶子；

如果说当年的中苏友好、冷战尖锐化、中苏论战，使得意识形态之争大大超越了民族的界限，曾经的民族主义者虽然对认同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有所踌躇，但只能让位意识形态。那么如今这个因素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在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下意识形态加民族主义的双重叙事，这远远超过了建国初期对普世价值的抵制；

如果说中国当时经济过于落后，所谓“站起来”虽然给人以“强”的印象，但距离“富”仍旧遥远。可现如今中国似乎一夜间摇身一变，从穷光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暴发户，这让全世界一时间刮目相看，前所未有的民族主义爆棚自在情理之中，成为世界上人见人怕的“霸王”，更是民族主义者梦寐以求的境界；

如果说当初中共所代表的极权体制还未发展到今天登峰造极的地步，由民国延续下来的中华传统尚未完全毁坏，“温良恭俭让”在寻常的百姓人家还具备起码的道德伦理底线。那么今日之中国，经历无数次的“革命”和“运动”，原有的中华传统美德早已被当作落后的“旧世界”彻底扫除，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无处不在的“党文化”，意识形态；

如果说50年代执行的“一面倒”政策，一度将苏联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这对民族主义者多少还构成一种心理障碍。那么如今的苏联已然不再，昔日之“老大哥”已沦落为“破落户”，这不仅让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更加忌惮，更让视俄国为中共建政来源的中国，在坚持其衣钵之余，表现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自信”，似乎更加踌躇满志，一众粉红愈加摇旗呐喊。

上述理由在一定程度上归纳出了当今社会所蔓延的一股前所未有的“慕憎交织”的极端情绪。

不仅如此，当今的民族主义者的特殊心理是：必须用武力制服帝国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在世界上取得“平等的地位”。

从此穷兵黩武，虎视眈眈。

一切都是为了政权的生存与持久。

然而历史证明：没有一个党、一个政权可以长命百岁的！

如今，网上对这段不堪的历史不乏议论之声，其中有不少人对那些“选择错误”的过来人极尽冷嘲热讽与攻击谩骂，其中也包括近年来那些日渐觉醒、主动脱离体制的人。这些具有极端倾向的谩骂者，对生长在那个特定历史时代的几乎所有人，不加区分地一律予以极端定位、简单否定甚至追杀不止，恨不得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并非是对历史评价与理性判断的应有态度。

不知他们是否亲身经历过当年的历史环境？那些经历过的又是如何表现的？

93岁高龄的资中筠先生在回忆录中坦言：“林昭与我属于差不多同龄人，教育背景也差不多，但如果当年我有她的见地和胆识，也就存在不到今天。”

如此清醒的剖析，十分难得！

没有人可以超脱环境独善其身。在呼啸而来的、“荡涤旧的一切污泥浊水”的历史狂潮中，没有人能够幸免！人们或多或少几乎无一例外地被裹挟其中，或随波逐流，或为风浪所吞没，既冷酷又无情。

可以设想，那些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处、高调指责他人“愚不可及”的所谓的“聪明人”，倘若把他们丢入当年的复杂环境中，又有谁敢担保自己的选择就能正确无误？特别是当历史常常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有意遮盖，代之以虚假的面貌示人，而人认识却偏偏又十分有限，加上自身的软弱，更无法具备一双慧眼，得以洞察一切，看穿一切。

正因为如此，当年像胡适这般清醒的知识分子更显得难能可贵！

人们或许需要经历漫长的痛苦过程，才能够逐渐领悟当时的错乱，在一步步还原其历史真相过程中，慢慢看清其本质。这情形不仅适用于中国，包括美国与欧洲，近年来的反复变化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但虽经历过痛苦，却至今仍然执迷不悟的人也大有人在！这无疑是那代人的悲剧！

史学家钱穆曾说过：对历史，应怀着温情与敬意。

这位老先生的话，对当今这个诡谲多变的世界而言，多少显得有点书生气。

不过可以这样理解，所谓的温情与敬意：

一是要尽可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随着人们的不懈努力，任何伪装与谎言都要被无情地剥去；

二是要充分了解历史的复杂性，要弄清那些形形色色的事件是怎样发生的？又如何会发生？进而避免对历史的简单化、脸谱化和极端化；

三是要有换位思考的带入感，要有意地将自身置入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试图理解那些人物与事件。因为历史的局限性，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将成为未来的历史人物，都将会把我们的愚蠢与遗憾留给后人，或许后人们会对我们的所为十分诧异：我们的父辈们当年何以能够容忍与当时那个光怪陆离、有着无以复加的无耻加荒诞的社会保持共存？！

我们当然希望后人对我们的评价有着温情与敬意，哪怕有一点理解也行！

当然，我们更希望可以通过历史让我们以及后人变得稍微聪明一些，但事实证明：这并不容易！

我们需要一个恰当的历史观。

而恰当的历史观不是可以通过简单的谩骂与否定就可以获得的。

（文中图片均引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