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史无前例的医疗革命

选择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医疗模式

　　新中国接手了一个烂摊子——民众中疾病肆虐，医疗水平相当低。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的医疗模式多被效仿——依赖通过昂贵财力投入培养高技术专科医生；强调较高的医疗技术水准；治疗为主的导向；关注个人医疗服务，而非建设公共卫生计划。

　　但新中国却选择了完全异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医疗模式，发展了具有重大革新性的公共卫生体系。

　　1952年，新中国的卫生工作方针确定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医疗工作为工农兵服务，预防为主

　建国前，农民和工人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处于最弱势，各类疾病在工农群体中肆虐。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把工人、农民、士兵作为最重要的服务对象，这一点也反映在医疗卫生体系的发展方向上。

　新中国同时强调预防为主，而非治疗为主，把更多的人力、物力投入到预防。全国发动了公共卫生运动：消灭“四害”；消灭性病；控制住了疟疾、血吸虫病等主要地方病的传染源；给民众注射多种预防传染性疾病的疫苗。

　　为此，还在全国范围内发展以预防为主的基层组织。传染病预防中心或防疫站同生产队卫生站、公社卫生院以及其它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紧密配合，成功执行公共卫生计划。

“6·26”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1950年代，,公共卫生工作者、医疗卫生设施都集中在城市中。这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1955年，毛主席批评国家卫生部只关注城市医疗，而不管农村的医疗需要。

　60年代中期，还只有20-40%的医生呆在农村，而农村人口当时占到总人口的85%。1965年，毛主席著名的 “6·26”指示再次严厉批评，并指出以农村为主体的指导方针。

“卫生部的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这15%中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生，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

　　“6·26”指示后，国家开始更加关注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中央政府在文革之后有60%的卫生预算花费在农村。这与1965年之前的20-30%形成鲜明对比。

赤脚医生向阳花

　　在“6·26”指示前，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

　　毛主席称，要“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随后，经短暂培训的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到1978年，中国农村活跃着180万赤脚医生，平均每个生产大队有3个。

　　养得起、用得动、留得住——赤脚医生首先是农民，放下药箱下地，背起药箱出诊，靠生产队的工分生活，养得起；他们生活在村民中间，不分时间地点天气随叫随到，用得动；他们户口、家眷、社会关系都在村里，不像巡回医疗队来去匆匆，留得住。

　　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以中医、草药为主要治疗手段的赤脚医生更适合农村的实际，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甚至民间土法土方，几乎没有什么成本。

　　《赤脚医生手册》——这个“全科医疗医药”宝典，在长达30年岁月里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汗马功劳，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它先后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赤脚医生制度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誉为“以最少的投入获得了最大的健康收益”的“中国模式”。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国际上无论左中右的人士，无论懂医的不懂医的，一听到“Barefoot　doctors”这个词，眼睛就发亮。

合作医疗——医疗战线一场大革命

　　赤脚医生的兴起与当时在全国普遍开展的农村合作医疗密不可分。

　　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典型是一个叫覃祥官的赤脚医生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1966年，他的合作医疗，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群众看病每次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

　　这种农民看病吃药不花钱的合作医疗制度，被毛主席称为“医疗卫生战线上的一场大革命”。从60年代到70年代的文革期间，合作医疗制度被迅速推广到全国90%以上的农村，亿万农民的就医用药难题得以初步解决。

　　19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在的一份考察报告中高度评价到：“中国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群体解决卫生保障的唯一范例”。

　　而在城市里，存在两种主要的医疗资金筹措和支付体系，分别是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前者面向国家干部和学生提供医疗服务，后者面向工厂中的工人和职员。

医疗卫生工作中的群众运动

　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卫生方面的群众路线，贯彻了中国式的“自力更生”政策，群众被动员起来自己解决自己的卫生问题——广泛参与到全国范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

　卫生运动每年会有四到五次，在各级，都有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负责运动执行。

　卫生运动的重点在于预防疾病，包括预防注射，环境卫生，消灭传播疾病的昆虫等。在运动期间，各种信息传播手段（如报纸，收音机，小册子，墙报等等）都用来鼓动人们参与到简单的公共卫生行动中。

中医与西医的结合

　　新中国将“中西医结合”定为卫生工作的指导方针之一，但中医自19世纪末以来，整体被贬抑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1954年，毛主席曾说，卫生部门有宗派主义情绪，对扶植中医不积极，导致中西医没有团结好，责任主要在西医。

　　毛主席支持中医，是因为国家医疗资源严重倾斜在城市，倾斜向高收入人群。而低廉有效的中医又受西医排斥。

　　“6·26指示” 认为西医教育和诊疗手段不适合农村。毛主席说：“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

　　后来的赤脚医生在医疗活动中，大量使用了成本低廉的中医中药。这既降低了医疗成本，满足了农民需求，同时也建立起广泛覆盖、低水平、及时有效的医疗保健制度。

　　毛主席“中西医结合”的思想即使在今天，在欠发达地区也获得了很好的实践，如甘肃医改之路。

国际认可的医疗卫生体系

　　1949年后，中国人民健康状况方面的改善在世界范围内有目共睹：很多流行性疾病得到彻底消除，寄生虫病得到大幅度削减。平均寿命增加到了80年代早期的70岁。出生婴儿死亡率也减少到1981年的低于50‰。

　　世界银行的报告直呼中国的成功为“中国第一次卫生保健革命”。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丢弃传统的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发展出了一套有创意、适应中国实际情况的成功的医疗卫生体制。这一成就得到国际公认。1978年，在著名的阿马阿塔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划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