湮灭之城

这是一篇两年前被微信公号“枪毙”了的小文。眼前厉害国对美国的态度由“战狼”转向“熊猫”的戏剧般的表现，无论是真是假，都让我又想起了当年所写的那两个人的故事......

延安老照片

小时候，家中有一本小册子，书名是《我为什么在72岁时来到中国》，封面是红色的背景下一位满头银发的西方老太太，那便是书的作者、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安娜·路易丝·斯特朗。她被誉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书中内容是她《中国来信》的一部分。

安娜·路易丝·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1885 –1970）

安娜是地道的美国人，她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和平主义者、基督教牧师。1908年，安娜在23岁时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为《祈祷的社会心理学》。她喜欢登山，曾于1916年带领登山队攀登过雷尼尔山（Mount Rainier）。

当年，安娜坚信资本主义应该对贫穷和工人阶级的苦难负责，1918年曾因犯有煽动罪而入狱。后来，她成为一名美国记者兼社会活动家。

年轻时的安娜

自30多岁开始，她奔走于苏联、波兰、中国和亚洲之间，她见过斯大林、托洛茨基、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与周恩来、宋庆龄等人成为密友。

当年她确信：“社会主义”可能是解决世界问题的答案。进而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热情支持者。她广泛演讲，曾以“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斯特朗女士”而闻名。

她在1925年至1947年间5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便是源自她于1946年8月在延安的一次采访。

随着时间的推移，相较于苏联，她更倾向于中国革命。她在书中写道：

我不会花时间或空间来列举“与其诅咒黑暗，不如点燃一支蜡烛”。我会在不诅咒任何人的情况下简要讲述我为什么来到中国，以及我发现了什么。

上世纪60年代的合影

1946年我第一次见到延安时，我刚过60岁。我的前30年是在美国西部度过的，在那里我们为更好的民主形式、妇女的选举权、劳工参与政治、公共事业的所有权而奋斗；1946年我在延安过冬，住在一个窑洞里。这里没有奢侈品，也没有什么舒适感。但那里的人头脑敏锐，思想深刻，有世界观。他们在寒冷的窑洞里，在昏暗的灯光下，靠着微薄的食物长时间工作。他们已经适应了这片土地，适应了季节的节奏，适应了农民的心情。即使当敌人正在从100公里外一步步推进、延安正在疏散时，人们也会花时间为新落下的雪而高兴：这对庄稼有好处。

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花了几天时间向我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令我惊讶的是，其中大部分是关于错误的，他们从错误中吸取的教训，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共产党人为所有的错误承担责任，无论这些错误是出自谁的建议。他们没有把1927年大革命的崩溃归咎于俄国高级顾问鲍罗廷的建议，甚至没有把它归咎于屠杀共产党盟友的蒋介石的叛变。

在这里，人类艰难前进的历史终于显得可信了。

1967年毛泽东与安娜在天安门城楼上

1949年，安娜因“美国间谍”罪被苏联逮捕，受到监禁并被驱逐，直到1955年才最终摆脱了苏联对她的指控。1958年她在美国最高法院打赢了官司，护照被恢复，她立即回到了中国，直到去世。

1970年3月29日，她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去世，之前，她拔掉了静脉注射管并拒绝进食和服药……

在许多人眼中，安娜所拥有的无限精力、冒险精神和独特魅力令人惊叹。她撰写了数十本书和数以千计的文章、小册子与宣传品，影响了一个时代。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1921–2019）

还有一位地道的美国人，其名气虽不及当年著名的3S——斯特朗、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和斯诺（Edgar Snow），但他独特的经历让他在中国具有传奇性。他的中文名字叫李敦白，曾在美国军队服役。他于1946年10月19日到达延安时还是位年轻人，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与毛泽东等最高领导曾来往密切，但其后因“美国间谍罪”在中国入狱长达13年！

在李敦白眼中，安娜是个很活跃的女人，中国人喜欢她、尊重她。不过，她那一触即发的火爆脾气，加上刻薄的嘴巴却令人却步。更糟的是，她不会说中文......

李敦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描述到达延安当晚去参加延安舞会时的情景，读来耐人寻味：

在延安，人人都去参加周末舞会，舞会在一座长而低矮的石头房子内。我可以听到屋子里传来一把低音提琴、两把小提琴、好像还有一支萨克斯风或是黑管的声音。因为四周漆黑一片，窗里透出的光像是正在燃烧的烈火。

有人推开门，我向门内张望。在门的正对面我看到了活生生的毛泽东主席。从他宽大的额头、眉毛和略带女性化的嘴唇，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从门外背着白墙看过去，他那狮子般的头看起来冷酷。这个定格画面维持不到一秒钟，因为正在我凝视的时候，乐队奏起了狐步舞曲，那原本冷酷的人忽然有了生命，他转过身子，邀请舞伴，滑向舞池。

我感到一阵不知缘由的狂喜。

周围的一切看起来干净纯洁。这里的人，他们的穿着、房子和音乐都是如此。即使是那里的劲风和荒凉的地貌都无损我对它的纯洁印象。在这里，我终于远离了赤裸裸的贪污和腐败。

不过当我看着毛泽东与娇小的舞伴在舞池里翩翩回旋时，我觉得延安的意义不仅于此——延安不仅是人们努力道德生活的地方，它还是锻造新中国，从而开创新世界的熔炉。

李敦白与他的夫人在1979年

我跨过门槛，走进舞池。

毛泽东看到我，停下了舞步，若有期盼地站在那间又矮又长的房间中央。跟随他的凝视，每个人都静了下来，接着有人便领我走过舞池做正式介绍。

毛泽东握住我的手。他的手掌有力，但只是静静一握。他微微一笑，略倾了下身体：“我们很高兴地欢迎美国同志来这里加入我们的工作。”

乐队奏起了《稻草里的火鸡》。毛泽东注意到了我脸上的惊讶表情：“这歌是有些美国同志教的。”他愉快地说，并带我走到舞池旁围着的椅子边，坐了下来。“抗日战争时，有些人笑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的确是这样，可我们还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人。你会发现延安的生活非常简朴。”

“我无所谓。”

“你的中文说得真好。我也一直想学英文，但对我来说太难了。”

“如果我能在学习中帮上忙，倒很乐意一试。”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

其他共产党高层领导也一个接一个地走逬舞厅。一个身材高大魁梧，年纪明显比毛泽东大许多的男人走进来，站在门口脱军大衣。“哈，朱老总来了。”毛泽东喊，缓缓站起身来迎接这位将军，显然是向我展示他对这位年长下属的尊敬。

朱德坐到我的右首，把我夹在他和毛的中间。朱德有一张饱经风霜、岁月雕刻过的脸庞，可能是因为经常挂着笑容，使得他即使不笑时笑纹也因年深日久而留在脸上。我觉得毛泽东本人跟政治宣传画中的一模一样，但朱德看起来却比画上老得多。不过他似乎憨厚而有趣。“你身上长虱子没有？”他客气地问我，“要是没长虱子，你就算不上真正的革命同志。”他得意地笑起来，显然这是他最喜欢的笑话之一。

朱德很快就被人请去跳舞了。他的舞步充满了愉悦，显然很喜欢跳舞。朱德的太太康克清靠过来告诉我：“他可是个真正的行动派，只要他跳得动，绝不错过任何一支舞。”

乐队继续演奏其他的美国曲目，如《红河谷》、《斯旺尼河》、《肯塔基老家》、《老黑奴》、《你是我的阳光》，并演奏了一些中国革命歌曲，例如《新民主青年进行曲》，以及《游击队之歌》。

大厅里热闹非凡，不论是战士、参谋、护士、医生、记者、翻译、指挥官、政治官员还是理论家，每个人都在舞池中欢快地跳着，官衔最高的与官衔最低的跳在一起。

突然间，门口传来一阵骚动，一个穿军大衣的女人像风一般扫进屋内。要不是愁眉深锁的话，她或许算得上漂亮。“那是江青，毛泽东的爱人，”我身旁的一个人悄声的说着，他用了“爱人”，也就是共产党最常用来称呼配偶的方式。“她是个厉害女人，”我身旁的人继续说，“你最好别惹她。”

文革中李敦白成为造反派，这是根据照片形成的木刻宣传画

我打量那个年轻的苗条女子，她年约三十出头，比毛泽东年轻二十岁以上。“她看起来并不厉害啊！”我说。

“许多人常犯这样的错误，”我身旁的人露出了一个“早知如此”的笑容，“她虽然只是主席的私人秘书，但是任何人想见主席，都得经过她那一关。”

我很好奇，想认识她，所以当乐队开始下一条舞曲时，我趋前自我介绍，并邀她共舞。她很客气，令我觉得自己受欢迎。她其实很安静，几乎是羞怯，而我实在看不出她厉害在哪里。

事实上，她似乎只担心自己虚弱的体质。“我的身体不是很好,”我们跳舞时，她主动地这么说，“我胃不太好。”几分钟后，她又抱怨透不过气来。“我有点心悸。”她说着，暂时抽出自己的手按在胸前。过一会她和我谈起她的电影实验小组的事，邀我有空时去看他们的作品......

无论是安娜对延安感受的写意，还是李敦白对延安生活的生动、传神的细致描述，尽管他们各自的角度不同，但有一点却是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当年他们都不可抗拒地被延安所发生的一切所深深吸引！

今天的人们，似乎很难将74年前的延安与舞会以及那一首首美国乐曲相联系。尽管当时为了避免中国陷入内战，美国的马歇尔将军正在从中调停。

有人说，他们或许当年太天真，为从未见过的景象所迷住，陷入了某种虚幻；也有人说，他们更多地是在高层活动，受到贵宾般的待遇，因而受到误导......

然而，真实的历史往往就是如此地复杂多面，人们因处在的境遇不同而看到不同的侧面，历史的诡吊之处也正在于此。

但事实上，当年在中国，何止是几个美国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几乎都不约而同地为当年的延安所吸引。为什么？

因为在那里，人们似乎看到了中国希望之所在，在那里，能够让人们产生出无数对中国社会未来的美好梦想。

所有这些，或许只反映出历史的一个瞬间，一个侧面，但这却也是历史的真实。

然而，梦想虽然美好，但毕竟只是梦想。并没过去多久，他们就体验到了另一面。当无情的现实呈现在他们面前时，能够想象他们那如梦初醒般的错愕与愤怒，是因为受骗？还是怪自己太天真？抑或是他们曾经热情讴歌的对象变了？

可能都有，是上述几种因素的混杂，我们作为后人是很难界定的。但可以界定的事实是：无论是大名鼎鼎的斯诺，还是风云一时的李敦白，他们在晚年都否定了当年的自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史沫特莱自不必说了，她早在1950年便已去世，没能继续观察到中国后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安娜呢？倘若她再多活10年，她又会怎样？也许以老太太的暴脾气，恐怕比其他几人好不了多少。

讽刺的是，这些为共产主义唱赞歌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大多数都被共产党国家以间谍罪关进了监狱！

那么今天呢？

今天的厉害国又开始了全民抓“间谍”的群众运动，那些有着“复杂”海外背景的人，即使他们是高喊爱国口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或者根本就是才移民出去的中国人，但走在大街上，也可能一不留神就成了“行走的50万”！而中美关系，正各自经受着不同的严峻挑战，渐行渐远已是不争的事实。

此时此刻，面对74年前的那个场景，人们又会作何感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