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事实不符的话语，我们称之为“不实之词”，从轻到重有几个级别的判断：失实，假话，撒谎，造谣。失实与假话，可能是无心之失；撒谎和造谣，是有意编造。而中国几代人都耳熟能详的《革命烈士诗抄》中的问题，远不是失实还是撒谎这么简单


　　不实之词无处不在，《革命烈士诗抄》也不能幸免

　　《读书之乐》第10期，2021年11月7日首播

　　◆高伐林


　　大家一定听说过这么一句话：没到哈佛，就等于没到美国；没看哈佛雕像，就等于没到哈佛。哈佛是美国顶尖学府，也在世界名校之林独占鳌头。行政大楼前的这座俊朗优雅的约翰·哈佛雕像，据称是美国被拍摄次数排名第三的雕像，谁来哈佛了都要来瞻仰、要摸一下雕像的脚，因为据说摸了哈佛先生的脚就能金榜题名。

　　哈佛大学行政大楼前矗立的约翰·哈佛雕像。

　　雕像基座上镌刻着三行字：“约翰·哈佛”，“建校者”和“1638”——这三行字就是著名的哈佛三谎言。三行字，咱们从下往上倒着说：
　　第三行，哈佛建校并非“1638年”，而是1636年。
　　第二行，哈佛先生并不是哈佛大学的建校者，最初大学也不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是叫“新学院”。身为建校委员之一的约翰·哈佛，把自己财产的一半和一个图书馆（约260册图书）捐献给学校，为感谢和纪念他，才改了校名；
　　第一行，这个雕像根本就不是约翰·哈佛本人！哈佛先生长什么样儿谁也不知道，建雕像时，按照人们的想像，找来一个英俊小伙子来作模特儿。

　　哈佛雕像基座镌刻三行字：“John Harvard”“Founder”“1638”。年份的字迹漫漶模糊了。

　　我说这是“哈佛三谎言”，是习惯的说法。我们对与事实不符的不实之词，从轻到重有几个级别的判断：失实；假话；撒谎；造谣。失实与假话，可能是无心之失；撒谎和造谣，是有意编造。
　　中国大陆所拍摄的红书红歌红影视，有太多失实、假话甚至谎言，让我啼笑皆非。很多是影视编导者缺乏历史知识、想当然导致的；记得有次作家赵无眠随手举了一堆例子，其中之一是某电影中一个镜头中门上牌子写道：“国民党第八十一师师部”。国军怎么会这么公然宣称自己是“国民党的党军”？
　　今年（2021）中共大举庆祝建党100周年，多少年来党一直让党员与民众相信：1921年7月1日，13位代表在上海举行一大，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也有三则不实之词，是不是算“假话”“谎言”，各位不妨自己来定级：

　　中共上海一大会址。

　　第一，中共成立的年份，并不是1921年，早在1920年夏天，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就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二，中共一大，不是7月1日召开的，而是7月23日召开的；第三，与会者也不是13人，还有两名洋人——这两名外国势力的钦差，真正是这次会议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也是掏钱的金主，尤其是其中的尼科尔斯基，是红军基层情报人员，17年后被斯大林肃反处决时，也才只是大尉；特别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位建立中共的元勋，除了俄语，什么外文也不会，而且，他自己参加布尔什维克党龄才半年；另一位荷兰人马林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从欧洲出发时任务是到东方考察，在快到中国的途中才接到指示，协助尼科尔斯基筹备中共的一大。

　　尼科尔斯基是建立中共的头号元勋。

　　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在美国家喻户晓。说的是乔治·华盛顿小时候，爸爸送给他一把斧头作为礼物，他非常喜欢，想试试这把斧头锋利到什么程度，竟砍倒了父亲最喜欢的樱桃树。父亲又生气又伤心，责问是谁砍倒的，面对发怒的父亲，小华盛顿老实承认，得到了父亲的赞扬。这个故事被认为是诚实做人的典范，甚至传到了中国。
　　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个教育孩子要诚实的小故事，本身子虚乌有。据查证，这个故事唯一的来源，是乔治·华盛顿最早的传记作家之一梅森·洛克·威姆斯的臆造。1800年，也就是华盛顿去世一年以后，此人的著作《乔治·华盛顿的生平大事记》出版，在第一版里他没写砍樱桃树，是几年后在第五版对樱桃树下手。

　　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砍樱桃树的故事家喻户晓。

　　这本书是华盛顿砍樱桃树的不实之词的源头。

　　他说这个故事来自于一个不肯透露姓名的老妇人，据说她长期与华盛顿的家庭共同生活、将华盛顿称为表兄弟或堂兄弟（cousin）。但是这个故事，历史学家不信。华盛顿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会给年龄这么小的儿子一把锋利的斧子当礼物？作为当地名门望族，华盛顿本人和堂表亲的姓名和生活轨迹都有案可查，他父亲的庄园也并没有种过樱桃树的记录。
　　用来教人诚实的故事，本身居然就是假话！这个加入了樱桃树的新版本，迎合了将华盛顿塑造为完美圣人的大众口味，此前销量平平，居然摇身一变成了畅销书，更是长销书，成为美国几代儿童的经典读物。
　　让我最感意外的，是《革命烈士诗抄》这本书中的不实之词。

　　《革命烈士诗抄》1959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三年后增补，2011年又出版合订本，共收89位作者的194首诗词。这是一本大气磅礴、掷地作金石声的书。有些烈士，像殷夫、陈辉、蔡梦慰都是很不错的诗人，作品放进中国现代诗选都不逊色。我相信我的同龄人都很熟悉其中很多作品，可以脱口而出，像杨超烈士：“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吉鸿昌烈士：“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熊亨瀚烈士：“昨夜洞庭月，今宵汉口风。明朝何处去？豪唱大江东！”任锐烈士：“寄语天涯小儿女，莫将血恨付秋风。”张剑珍烈士的山歌：“红白总要分胜负，白花谢了开红花！”殷夫烈士的诗：“我是一个叛乱的开始，我也是历史的长子，我是海燕，我是时代的尖刺。”关向应的《征途》更是情景交融：
　　月色在征尘中暗淡，
　　马蹄下迸裂着火星。
　　越河溪水，
　　被踏碎的月影闪着银光，
　　电火送着马蹄，
　　消失在希微的灯光中。

　　青少年朗诵革命烈士的诗歌。

　　有一首陈然烈士的《我的“自白书”》更是脍炙人口，收入语文课本，我读中学时，开主题少先队会或者全班、全校的联欢会，常常听到朗诵这首诗：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革命烈士诗抄》介绍作者说：陈然（1923－1949）：河北大名人。抗日战争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重庆市委领导的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特支书记。1948年4月被捕，1949年10月28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直到前几年我才知道，这首诗并不是陈然烈士写的！
　　原重庆市文联一位离休老干部杨世元，口述了一篇《文革风暴中的重庆市文联》，全文5万多字，重点之一，是讲述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创作中国这部最有名的红色经典的经过，尤其是罗广斌在文革中造反、最后不明不白自杀的内幕。其中一个插曲，讲到这首“革命烈士诗歌”。

　　《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在文革中自杀。

　　罗广斌家是大地主，他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陈诚系的将领、十五兵团司令，但罗广斌并不是纨绔子弟，读中学时就为恋爱自由造家庭的反。他有个同乡兼近邻马识途是中共党员——马识途1915年出生，现在还健在，106岁了，去年（2021）宣布封笔。他把罗广斌带到了云南读中学，后来到重庆，也加入了中共，受川东党组织领导，以教书为职业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革命烈士诗歌还被谱曲、传唱。

　　1948年春，重庆地下党出了叛徒，罗广斌也难逃被捕的厄运。特务头子、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找罗广文谈话——这个徐远举，被认为是小说《红岩》中的特务头子徐鹏飞的原形——他说你弟弟罗广斌是共党，罗广文说：“我兄弟调皮得很，你可以把他找来管教管教。”于是，罗广斌就被抓起来，先关在渣滓洞，后来转到了白公馆。由于身份特殊，他被捕后没受刑，还戴着脚镣在放风的院子里跳踢踏舞。
　　尽管罗广斌在家庭造父亲的反，父亲还是来看他，告诉他办个手续，写个自白书就可以出狱。父亲与他会见时，徐远举也在场。罗广斌否认是共产党，徐远举就把出卖他的叛徒招来对证，说他看过罗的入党申请书，是绿色稿纸写的，有几页，写了什么内容云云。罗广斌一听，这个叛徒把他和另一个也姓罗的地下党员搞混了，但他没说破，振振有辞地反驳叛徒捏造，他根本不在现场，进而否认加入过中共，当然也不肯写自白书。他不写，徐远举就不放。罗广斌对父亲哭了一场，要了些钱为狱友购买药品等物，又被押回牢房，他就写了一首诗《我的自白书》。1950年3月举办“重庆市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遇难烈士”展览时，他的诗稿作为革命志士进行狱中斗争的展品公开陈列，报纸上做了报道。
　　也就是说，《我的自白书》的作者，是罗广斌。

　　罗广斌才是《我的“自白书”》的作者。

　　五十年代，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向团市委请了创作假，准备将狱中斗争写成长篇小说，将罗广斌拒绝投降写自白书的情节，移植到了烈士陈然身上；罗广斌回忆：陈然烈士在狱中确实是想写首诗，题目是《没有了我》，主要意思是“我虽死了，可是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却得以永生”。杨益言还请来他哥哥、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杨本泉参予，对罗广斌的原诗作了修改和润色。
　　把事情搞复杂了的正是这位杨益言。

　　　　杨益言

　　195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到重庆约稿，找到了杨益言，请他为《红旗飘飘》这个革命回忆录丛刊撰写狱中斗争故事。杨益言就以三人给群众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讲稿为基础，综合写作中的小说稿，写了稿件。其中把《我的“自白书”》改成陈然所写，说他“在狱中受尽各种酷刑，但始终坚贞不屈。特务逼迫他写自白书，他严词拒绝，并在激怒中作了这首诗”。这在《红旗飘飘》上刊发，可想而知，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四川曾经印行过《囚歌——狱中诗钞》，知道这首诗是罗广斌写的人不少，烈士陈然的哥哥、妹妹都给他们写信，说感到意外。但杨益言却含混其词，不予澄清。以至这首诗被编入《革命烈士诗抄》，收入语文课本，以讹传讹。
　　不仅诗作造假，《红岩》作者是几个人，也产生著作权纠纷。我这里就不细讲了。

　　龙华烈士墙。

　　《革命烈士诗抄》最初版本中还有一首诗，影响也非常大：
　　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首诗，原无作者，传为左联五烈士作——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五烈士指的是殷夫、柔石、胡也频、冯铿、李伟森五位作家，除李伟森外，四位都是“左联”成员。1931年2月7日他们同时在上海龙华牺牲，同一天被处决的还有林育南、何孟雄等另外十九人。这首诗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所以人们推测他们的一人可能是作者。但后来查核，其实并不是烈士诗抄，而是张恺帆所作。
　　张恺帆是安徽省无为县人，当时任中共上海沪西区委书记，被捕后被押到龙华监狱。他在狱中为缅怀龙华烈士而作此诗。国共合作后他被释放出狱，中共掌权后担任过很多职务，五十年代后期，他是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七级高干。

　　张恺帆在坐牢时，将诗写在龙华监狱的墙上。

　　他不是烈士，却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毛泽东头脑发热要“赶英超美”，发动大跃进。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大放粮食高产卫星，用土高炉大炼钢铁，盲目兴修水利工程，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导致严重后果。
　　当时，安徽省委每个领导都兼任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张恺帆兼任巢县县委书记，他调查时发现，“群众家已是十室九空，公共食堂的大锅里全是清水煮青菜，只有一点点粮食”。张恺帆还了解到，自己的家乡无为县，1958年上报产粮13亿斤，征购7亿斤。张恺帆知道无为年产粮食最多7亿斤，如果征购7亿斤，农民将颗粒不剩。他立即赶回家乡。1959年7月，在无为县呆了20天，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一站是石涧，路上行人没有一个不带拐棍的，村上的小孩子瘦得不成人形。到农户家里看看，大多数躺在床上，呻吟不绝。”沿河梢村十几户人家大批饿死，就剩下9个孤儿。很多人向张恺帆下跪求救：“听说上头规定每人每天二两原粮——原粮，是稻谷、麦子，还不是米和面粉——能发到我们手里也好。发给食堂，我们就一点也见不到了”，“食堂不能再办了”。

　　《张恺帆回忆录》记载了很多惊心动魄的史实。

　　就在他调研期间，上级向无为县征调粮食的命令一个接一个。张恺帆顶住压力，不仅停止粮食上调，将库存的150万斤大米和300万斤稻谷迅速发往农村；30万斤黄豆加工成豆腐、豆浆，供应浮肿病人和母亲没奶的婴儿；还设法弄来一批肉食品供应病人。他拯救了数十万濒临死亡的人。作为党的高官，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与当时全国都在发疯似地鼓吹三面红旗的大政方针相违背。但在要百姓肚皮还是要官员脸皮的两难面前，他别无选择！
　　张恺帆提出“三还原”：一是吃饭还原，停办公共食堂，粮食发到各户。短短3天，全县6069个公共食堂“一风吹”；二是自留地还原，让社员在自留地里种一点瓜菜；三是房屋还原，让社员回家去住。同时，开放水面，让农民养鱼、捕鱼。
　　张恺帆在无为县救灾，得罪了县委书记姚奎甲，一纸黑材料报给正在庐山开会的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无为县委书记姚奎甲罪恶滔天。

　　毛泽东正在批判彭德怀，曾希圣把《张恺帆下令解散无为县食堂》的报告呈送毛泽东。毛泽东龙颜大怒，立即写了一段严厉批语。相当长，这里我节录念一下：
　　印发各同志。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饶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及待，急于发难……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大反“右倾机会主义”，加重了全国大饥荒。

　　李锐后来评述：“批语极为严厉，上纲上线，惊心动魄，不仅影响山上的批斗升级，对全国影响，尤为深远。”
　　庐山会议还没开完，安徽省长黄岩，奉曾希圣之命提前下山回来组织批斗张恺帆。黄岩说，你张恺帆也是省委领导，揭露安徽的问题，不是跟自己过不去吗？怎么这么傻呢？张恺帆说，你先看看无为县饿死人是不是事实。黄岩说：“无论无为有没有问题，先批斗你再说。”张恺帆被批斗长达51天，省委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宣布对他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级别由七级降到十一级。
　　1959年9月，张恺帆和家人被押送到淮北劳动改造。11月张恺帆被秘密逮捕，押回合肥，有人想定他为“混进革命队伍的内奸”。他被囚禁207天，查来查去，没查出问题。之后被送回淮北继续劳动改造。
　　一人挨整，全家遭难。张恺帆的妻子也挨批判、行政降级且不说，六个亲人惨死：表兄被批斗致死；二弟、堂兄、堂弟、堂侄四人被殴打逮捕，惨死在关押地；外甥，姐姐的独生子逃出无为，饿死在外乡大路边。他的三弟张健帆在上海工作，与无为事件无关，受株连被开除党籍、押送崇明岛劳改。

　　张恺帆全家福。

　　直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安徽省地、市、县委负责人揭发省委、首先是曾希圣的错误，新任省委书记李葆华宣布为张恺帆平反。平反时统计：仅无为一县，因张恺帆事件受株连、被批斗、被处理的干部和群众，共2万8741人。更惨的是，张恺帆遭批斗后，县委书记姚奎甲变本加厉向农民逼粮，无为县90多万人口，饿死32万多。
　　《张恺帆回忆录》记载：“据说，1961年在北戴河，谈到农村办食堂、层层克扣、加剧饥荒的问题，毛主席说：‘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解散了农村食堂，他要是早一点提出来，不就更好了吗？”张恺帆标明了这是“据说”。毛泽东前面写下那么严厉的批语，甚至造谣说张恺帆是“高饶集团残余”，这里却怪张恺帆没有早点提出来！毛泽东凭什么“总是有理”？！

　　毛泽东：张恺帆解散农村食堂“早一点提出来，不就更好了吗？”

　　张恺帆真算万幸，活到了83岁，1991年去世。墓碑上就刻着他这首诗——被当成“烈士遗作”是不实之词，但确是好诗，我再念一遍，表达对他的崇敬：
　　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这几件事让我不能不对《革命烈士诗抄》中的诗都打个问号，假作真时真亦假嘛。

　　人民英雄纪念碑背面的碑文，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

　　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天安门广场上1958年矗立起来的人民英雄紀念碑，背面是毛泽东起草、周恩来书写的碑文，前两句说的是三年和三十年牺牲的英雄，第三句说：“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而且十幅浮雕中，至少有四幅：“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是与中共无关，说明中共也承认，在这些运动的牺牲者是人民英雄，是烈士。那么，我要问：《革命烈士诗抄》收纳的范围，是不是太狭窄太狭窄了？它收纳的，仅仅是跟随共产党打天下期间牺牲的烈士的诗词。这里我要问：

　　“烈士”的概念，难道不应该包括在这个期间所有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牺牲的人吗？
　　如果回答是“应该”，那么像英勇捐躯的国军上将张自忠的诗词：“谁许中原与乱兵？未死总负报国名。会有青山收骸骨，定教鸟兽祭丹心。”也是烈士诗抄，也应入选；
　　烈士的概念，难道不应该包括中共掌权之后，所有为中华民族的民主、自由、福祉乃至人类进步事业而牺牲的人吗？
　　如果回答是“应该”，那么像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甚至彭德怀的诗词，都应该入选，该书文革后再版，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人的诗词同样是“烈士诗抄”——我读过林昭的很多好诗；
　　实际上我有三问，第三问，太难为中国的掌权者了：
　　烈士的概念，难道不应该包括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直到今天，反对专制、反对屠杀、反对不合理制度、反对个人迷信、争取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维护公民权利而牺牲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