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中马前卒

（本文写于2022年底）

   最近两周，随着中国政府停止“清零政策”、几乎完全放弃对新冠传播的防控，中国各地出现了新冠疫情的大爆发。根据各方消息，至少在首都北京市，大多数民众已感染新冠病毒，包括医护人员也普遍染病。而新冠也并非像流感那样相对轻微，相反许多人出现明显病痛反应。

    而中国本轮新冠大爆发导致的死亡率及死亡人数，暂时未有可靠的官方数据，但据传北京市的殡仪馆和其他丧葬机构出现大排长龙的情形，有人拍摄到尸体堆满地面。而天津、河北等地殡仪馆也传出类似影像。据此，可推断出本轮新冠已导致中国出现大规模的“超额死亡”。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很大程度在于中国在实行长达近三年的高压封控政策后，在未做充分准备、未制定必要的对策和预案情况下，仓促的停止防控，又值冬季新冠易患易传期，导致了疫情高烈度的爆发。如身在北京的《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也在微博中承认本次放开“没有准备好”（该条微博已删除）。

    本次中国新冠大爆发，不仅直接带来了大量病痛和死亡，也必然严重冲击中国社会的生产生活秩序，对经济民生造成重大损害。且如果疫情持续不停，乃至产生新的病毒变种，那可能造成更久和更难预测的灾祸。

    而这一切，原本是可能完全避免或起码部分避免的。相较于其他国家因管控疏松导致疫情爆发之初就四处蔓延，中国以惊人的动员和管控能力，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内，将疫情遏制在较小范围，并数度临近于将疫情完全扑灭。但与二十年前的SARS不同，由于新冠的传染性和变异性皆更强，以及已在全世界传播的现实，它并没有因中国政府的高压封控而完全消失。随着封控的不断延长和对民生的损害，中国的清零政策越发难以为继。

   但中国完全可以在封控期间，通过科学方式研究病毒特性、研判疫情走向，以制定科学合理、兼顾抗疫与人权的防疫政策，而非像如今这样毫无准备情况下停止防疫、完全放开。如确定新冠不会在短时间消失、无法永久以封控方式阻止传播，就应当在封控期间即制定新的防疫计划，逐步让中国的防疫从“清零”转向“共存”。

   如在开放之前，应当选准开放时机（如避免在病毒易感染和传播的冬季开放）；为老年人等易患新冠的重症群体接种可靠疫苗，及提前预备其他必要防护；储备缓解新冠病痛药物，保障新冠大爆发时药品充足和及时配送；提前进行科普工作，指导公众如何在感染后减轻痛苦和对生活影响，并辟除各种谣言；对医护人员等特殊群体普遍感染后，如何维持公共机构运转，制定应急预案、兼顾医护和患者利益；集中人力物力于殡葬机构，以保障超额死亡人士顺利而有尊严走完最后一程……这些都应早有筹划和准备，而非到大爆发之后才仓促应对（甚至一些方面迄今也没有任何应对措施）。

   其实，不仅本次新冠大爆发暴露出了中国防疫的极大问题，三年来中国整个防疫过程，始终充斥着各种不足和弊病。而这些弊病的共同点，是粗放、混乱、应对滞后、不透明、极端化，根本上则是反映了防疫的非科学、决策的不理性，以及官僚主义压倒专业主义的不良现实。

   正是因此，三年来中国的防疫出现了许多本可避免的损失与悲剧，且对国家和人民的损害迄今仍在持续。

    这是应该改变的，也是可以改变的。想亡羊补牢和避免未来重蹈覆辙，有很多事要做。而相对最重要且在中国现今体制下相对容易做到的，即是在防疫、公共卫生、重大灾害议题上，要坚持科学和务实精神，并倾听相关领域学者意见，并保障和尊重其独立性，理性并审慎的制定防疫方案，以专业主义态度和手段因应危机。

     具体如何坚持科学理性，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即是要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在承认事实、常识、现实的前提下，分析和应对新冠或其他危机，而不能脱离实际和不顾客观实在、凭主观感觉随意行事。

   对于疫病防治这样复杂且专业性强的事务，倾听和遵从专家学者的意见，是重要且必要的。而要让学者发表客观真实的意见，也要排除不必要的政治干扰，以及确保其独立性，才能令其放言无忌。在不同专家学者意见相左时，应允许各方充分辩论并公之于众，再结合相关领域其他学者评议、结合公众意见，选择相对最合理的意见推行。在政策推行中也要由专业人士主导并排除官僚权力不当干扰，还要根据现实变化不断修正政策措施。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在包括公共卫生在内的科学领域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自身相关经验也不甚丰富，本国学者也由于各种原因存在局限。因此，广泛了解和融汇世界各国（尤其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权威学者意见和疫病防治政策，再比照本国现实，取菁去粕，是达成防疫及应对各种危机“最优解”的不二法门。

    当然，在秉持科学理性及专业主义同时，也不能走入机械的遵循专业教条、唯科学而不顾人性的歧途，相反必须要把保障人的权利权益作为目的、坚持人道主义的原则和底线。

    相对于解决中国在新冠疫情中暴露出的其他弊病，如与民主法治有关的问题，正视和解决非科学、非理性、排斥专业化造成的损害和危机，是涉及利益纷争较少、较容易推进的。但即便如此，在如今中国的政治环境和社会风气下，想实现也将是颇费周折的。

    如果不能弘扬科学理性、遵循专业主义方式处理危机，那中国因新冠造成的危机及其他衍生问题，将继续困扰中国。未来的中国再发生类似乃至更大危机，也完全可能重蹈这几年的覆辙。因此，无论为了解决燃眉之急，还是着眼未来而未雨绸缪，相关各方都应早日行动，让科学理性之光照亮前路，以专业化手段走出危机，避免近日的混乱延续不休，也不要让三年来种种悲剧在未来中国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