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乡客
离开香港之前的一次聚会，一位师兄问我这次回港有什么感受，我说“气氛不一样。师兄一脸促狭地接过话头说：“小心说话。”席中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看起来大家都心有灵犀。参加那次聚会的人，除了我之外，都是正儿八经地学过声乐登过台，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都获得一定成就，如今都已经退休在家，颐养天年。连他们都认为应当小心说话，可见时下的香港确实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在香港的另一样感受是物价涨了不少。高档食府的价格一向与普罗大众没有关系，不足为据。只说遍布港九、新界的茶餐厅，一份午餐动辄六、七十元，打工一族如果住得稍远，加上每天的交通费，花费可能超过一百大元。幸好还有一些专营盒饭的摊店，提供所谓的“两餸饭”。他们常备二三十种熟食菜品，顾客自选两样，加上米饭，就是一份常餐。即使不同的店家，“两餸饭”的售价大概都在二十八、九元之间。多加一样菜的话也就多花九块钱。店家提供的熟食菜品有荤有素，有肉有鱼，煎炸煮卤兼备，所以深受欢迎。每到午膳时分，摊店前总是人头涌涌，顾客中有附近的街坊，有身着工衣的蓝领工人，也不乏穿衬衣打领带的男士和穿着职业套装的女士，那就是“打写字楼工”的白领。这样的经营模式国外也有，大多设在商场内的餐饮区。在香港也并非初见，只不过以往数量不多。如今因应市场需求，隐隐然形成了餐饮业的一支生力军，填补了业界的一个空档。
自从港穗两地关口重开，出现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内地的游客纷纷来到香港旅游。我们到大屿山礼佛的那天，见到的游客绝大部分从内地来。另一方面，香港居民却由于本地物价高昂，选择北上消费。据香港各行业业者反映，南下旅客的消费并不能够抵消港人北上所造成的出超，言者无不戚戚然。但是当我到了广州，并没有见到很多港客。北京路步行街上打卡的人流主要是国内其他省市的来客，却不过是稀稀落落，与疫情前相比是大不如前。由此我想到，港人的所谓北上消费大概只惠及深圳，难以及远。
由于刚到过越南旅游，很自然地会把在广州的见闻与之比较。在越南的时候，习惯把各项开销换算成新西兰元来厘定其性价比。往往是小女与我都觉得价格已经相当亲民，我家娘子却总是认为“在这样的地方，根本就不值这个价钱”。面对广州的物价，娘子终于找到了贴心的感觉。
我们选择经深圳湾入境。由于当天是周末，过关的人流多如过江之鲫。当我们提着行李随人群跌跌撞撞地进入深圳边检关口，掏出手机找出早已填报妥当的“黑码”，没想到负责检疫的工作人员不停地挥手让旅客直接过关。看来这项检疫措施非常有弹性。
阔别羊城接近四年，再次踏上这块土地，既陌生又熟悉。叫我感觉到难以接受的是干什么都要实名制，毫无个人隐私可言。熟悉的是某些事物几乎是一成不变，故我依然。譬如在老城区，窗口式空调机的滴水对行人造成困扰，行人习以为常，只是绕道而行。老城区街角的垃圾桶，承载不了的废弃物，“外挂”在垃圾桶周边，发出阵阵腐臭的气味，与在越南老城区所见相去不远。另一样特色是人们习惯于在公共场合高声说话，旁若无人。
住家附近有一家酒楼，出品一向不错，我们以往也不时光顾。有一天偶然路过，透过擦得锃亮的玻璃看到餐堂里排放了两行椅子，椅子上坐了十来个街坊，另有一张圆桌则围坐着正在进餐的酒楼员工。好奇心驱使之下，趋前问个究竟。原来酒楼的营业时间还没到，酒楼方面为免等位的街坊在店外忍受炎炎夏日的燠热，特地把等候开门的顾客请进店里“叹冷气”。桌子上还放得有几瓶冰镇的饮用水，免费供应给等位的顾客。有感于店方的暖心举措，我们也加入了等位的行列。
过了一会，员工们用餐完毕，开始把桌椅归位，并把等位的顾客引导入座，我们两口子被带进大厅旁边的一个隔间。隔间里有四张小桌，两张大桌。其中一张大桌坐了十几个人，老中青都有。一顿饭没吃完，我们就对邻桌十几个人饭聚的由头以及各人之间的关系有了些大概的认知。不是我们八卦，实在是他们的嗓门太大，而我又还没能达到听而不闻的境界。更为令人尴尬的是，他们中个别人说话的时候，多多少少总会附带联系到人体器官的“语助词”，铿锵有力，声声入耳。
原以为这是街坊菜馆的特色之一，其实也不尽然。这几天也曾应约到过两家所谓的高级食府用餐。巧的是两家店的名号分别有天有海，却同属一个饮食集团。说起这两家名店，住在广州的人即使没去过，对它们的大名也绝不会陌生。这两家店的装修绝对称得上富丽堂皇，桌椅也摆放得宽展裕如，但是用餐的时候总有一种嘈嘈切切，嘤嘤嗡嗡的杂音，令人不甚舒服。有一次，厅堂中忽然响起一把响亮的呼喊声“X总，在这儿哪，在这边。”顿时教人以为到了菜市场。
电影《南海十三郎》中有这样一幕，鉴于个别茶楼伙计对于十三郎的轻慢，当那端着笼屉叫卖包子的伙计经过身边的时候，十三郎忽然问了一句：“有冇死仔包？”这场戏直接戳中了观众的笑点，也还原了那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毕竟那时的人们对于茶楼酒馆中顾客的交谈声与伙计的叫卖声此伏彼起，交相重叠视之为理所当然的市声。然而这种现象再现于装修豪华高雅，极力显示其高端大气的高级食府，未免产生违和之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