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花

三十年多前，我辞别父母前往美国。

临行前的那一天，我爸主持家宴，弄了一桌子我喜欢的菜，又忙着给我夹菜递汤。兄弟姐妹们谈笑风生，说我们家土了吧唧一辈子，总算开始了有海外关系的历史，下一回见我，可能就是会见国际友人了。我没心没肺地吃着，笑着，漫无边际地答应着每个人的要求，说我肯定不会“一阔脸就变”。

谈笑间，我突然意识到，出国这件事儿，我终究还是办成了。

那是多么漫长而艰辛的路呀。想起来各部门，各级别的各种名目的刁难，想起来我为了求人经历过的，敲门前的踌躇，敲门后的低头，不禁悲从中来。鼻子一酸，在哭出来之前，我放下筷子，匆匆别过，站起来走了。

刚推着自行车走到院门口，在跨出铁门之前的瞬间，我爸匆匆跟了过来。

我爸届时六十多岁，年富力强，平时站如松，坐如钟的他，那天突然有点虚弱，扶着铁门边上的墙，对我说，“想办法留在美国吧，不要回来了”。

我惊了一下，没想到我爸临别赠了这样的言，就没好气地说，“你不怕海外关系影响家人吗？”

我爸说，“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他们几个影响不着。但是，出去一个是一个”。

我狠狠地撇了我亲爹一眼， 啥也没说，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从此别过的，就是后半生。没有意识到，我爸不是心肠硬，而是看的比我远。

事实上，在当年迈出国门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和父母今生今世的分离。注定了往后余生，我都会在辞别，相聚，再辞别的循环往复中渡过。

再一次和父母相聚，已是七年后，还是因公出差。我怕回去后再回不了美国，就绕道加拿大某大学讲个座，顺便签了回美的签证，才敢回去。我后来做过很多次梦，都是回去后被各种理由扣押，我得重新办理出国手续，回不了美国，儿子在美国哭着喊妈。当年出国的艰难，给我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再往后就是，每年积攒假期，回去和父母短暂相聚。也请他们来过美国两回，一次半年，一次三个月。出国三十多年加起来，和父母相聚的日子，屈指可数。

有一年回去探亲，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我爸突然说，“将来我和你妈百年，你就不用回来了”。我说，“那怎么行？这么大的事儿，我一定得回来送你们”。

我爸又说，“我们以后不在世了，你要记得回来看看，记得这里还有你的亲人”。我又说，“那还用说？这不是肯定的吗”！我转过头认真看着我爸，严肃地问，“爸，你今天怎么了？净说些奇怪的话？”

我还是没有意识到，我爸依然看得比我远。

最后一次和父母相聚是瘟疫前。

那次时间比较仓促，每天忙着去医院陪母亲，忽略了一个人在家的父亲。除了每天匆匆见面时喊声“爸”，直到临行前才安排了和我爸单独相处。那天晚上，我爸除了交代那些交代了一百多遍的事情后，又颤颤巍巍拿出来一堆泛黄的旧纸让我看。

我小心打开，原来是我爸当年的冤假错案平反文件。不知道我爸有什么预感，那天特意给我看这个文件。我不想细读，就糊弄我爸，说我拍个照回去慢慢读吧。

举起手机，调焦，镜头后面的文件上印着的红印章，像张开了的血盆大口，张牙舞爪迎面扑来。

这红印，就是权力对人生的肆意蹂躏，我爸却视如生命地保管了几十年。

后来瘟疫了。

瘟疫改变了一切，也彻底阻断了我和父母每年的短暂相聚。

两年前，我妈在瘟疫中去世，我没能回去送终。两个月前，瘟疫的第二波，我爸去世，我又没能回去送终。一切如我爸预言。

我爸严防死守，躲过了病毒高峰的第一波儿。第二波来的时候，还是沦陷了。我这时已经买好了秋天的票，打算回去葬母，探父。可是，我爸没能等到我，突然的，就被呼啸而来的病毒挟裹着，带走了。

我爸享年九十五岁。当年他十几岁的时候，走在街上，饿得前心贴后背，看见粥棚就坐下来吃。吃完人家拉住不让他走，说这算参军了。我爸说，“参的是国军，打的是侵略者，还有一日三餐，参”。后来辗转又参了解放军。因为有文化，打下南京的时候，被留在南京电台当军代表。不久因吃不惯南方饭，卸甲归田。后来的岁月里，我爸一直为参过国军被“整”，各种“整”。但是我爸身体一直很好，一辈子没生过大病，每年体检都成绩亮丽。只是我妈走后几个月，我爸失智了，越来越严重，但是身体机能还很好。我姐和我弟们常说，“咱自己得多保重，说不定活不过咱爹”。可是这回，在历次战争和运动中幸免于难的我爸，却被一个小小的病毒放倒了，收走了。

病毒繁殖的速度，远快于我回家的步伐。我终于还是对我的父母失了信，没能给他们送终。

父母双亡这件事，终于发生到我的身上。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痛。

最后，那根牵在父母手中的风筝线，还是断了。

三年前的辞别，终成永别。

我和父母，辞别再无相见日，从此孤独渡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