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骆远志

上篇文章介绍基督之爱。耶稣教导人要爱所有人，包括敌人【1】。但中国没有基督教传统，近现代主要政治派别几乎都遵从卢梭思想，只是具体版本略有不同。他们都为大众树立敌人，号召大众仇恨敌人，与敌人做你死我活的斗争。比如反清革命党仇恨满清和皇朝专制；国民党仇恨各地军阀，包括共产党；共产党宣扬无产阶级仇恨资产阶级、农民仇恨地主；民运仇恨共产党专制等。这篇文章探究卢梭理论的现实意义，尤其是爱与恨的地位与作用，并与基督教相对比。

一、卢梭人性观

在设计理想社会时，卢梭打破西方千年传统，不再以基督教为基础，转而以人性为基础。他认为社会的基础是人，不是神；人的源动力是情感，不是圣灵，也不是同时代思想家们推崇的理性。他进一步提出人情感的基本结构：

1.  人最基本的情感是“自爱”(amour de soi)。与中国诸子百家讲的“自为”、以及现代人常说的“自私”，本质一样。

2.  与亲近的人相处，比如家人朋友等，自爱表现为“同情”(pitié)。就是看到亲近的人欢喜或痛苦时，自己也欢喜或痛苦。并且为了让自己欢喜、或避免痛苦，人愿意帮助对方获得欢喜、或避免痛苦。同情包含人与人之间所有正面情感，也可称为“本能之爱”。

3.  与疏远的人打交道，自爱则表现为“虚荣心”(amour propre)。就是为了自己从社会获得更多好处、或抬高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等，人愿意伤害对方。虚荣心包含人与人之间所有负面情感。仇恨是一种极端的虚荣心，对象就是敌人。

基督教认为，人心中有神性与人性，或称圣灵与肉体；爱来自圣灵，是无条件的；而仇恨来自肉体。耶稣要求人用爱消灭仇恨，知道人经常做不到，于是要求人坚信神，信仰能够帮助人做到这点。信仰只关乎人与神的关系，与外界或他人都无关，是人自主的，所以爱也是人自主的。如果社会希望变好，就需要心里有爱的人变多、仇恨减少，办法就是让人更坚信神【2】。卢梭理论只包含人性，不承认人心中有神性，认为爱也来自人性，就是同情。他又认为，人所处的外界环境，包括面对什么样的人，决定人爱或恨对方。所以本能之爱是有条件的、是被动的，它与仇恨并列，在人性中地位相同。人不能单靠自己增加爱、消灭仇恨，必须依靠外界环境改变。如果社会希望变好，增加爱、减少仇恨，就需要改变其成员面对的环境，包括社会制度与规则。

1.图解人性

图1. 卢梭认为人有三种基本情感。画面为日常街景。A、B属于同一家庭，在路上遇到陌生的C，双方互相攻击。卢梭认为，A、B、C都有自爱。其中A和B关系亲近，互有同情，或本能之爱。它们与C相遇，触发双方虚荣心。当敌对程度升高时，虚荣心随之升高，成为仇恨。

卢梭生活在18世纪的法国和瑞士，正值变革思想活跃的启蒙时代(the Enlightenment)，很多思想家推崇理性主义，认为人与世界的根本是理性，希望依靠理性反对教会对人和社会的控制，所以启蒙时代也称理性时代(the Age of Reason)。理性虽然存在于人脑之中，但本质上只与事实和逻辑有关，独立于人。卢梭理论与主流理性主义分道扬镳，认为社会的根本是人，人的根本是情感，不是理性。

卢梭理论其实脱胎于基督教。基督教崇尚爱，认为爱是人与社会的根本。爱就是一种情感。卢梭也认为情感是根本，但认为爱来自人性，不来自神。他的人性模型就是保罗二元人心模型的简化版【2】，去掉其中圣灵，只留下肉体，再细致分析肉体。卢梭和后世学者进一步发现，如果人心中只剩肉体、没有圣灵，人与动物就不再有本质差别。卢梭提出的三种人类基本情感，动物也有。所以图1用狗做例子讲解卢梭的人性观。

伟大的哲人们生活在不同时空环境里，看问题角度各异，留下的理论自然不同，但在底层相通。如《圣经》所言，所有人都是神的孩子，本质一样，无论时代或民族。哲人们观察同样的人心，如果他们的理解都包含正确部分，必然存在一致性。与所有同时代思想家一样，卢梭深受基督教影响。基督教认为人心二元，也就是除掉圣灵之外，人的其他动机都可归结为一个基本元素，就是肉体，并认为肉体败坏。卢梭提出人的三种情感，但他的同情和虚荣心只是自爱在面对不同环境时的不同表现形式而已。所以卢梭的人性观属于一元论，本质是自爱，就是自私，与基督教对肉体的论述一致。他对人性充满信心，认为单靠人性就可建成理想社会。但后人实践他的理论，结果却是灾难，印证基督教的肉体败坏论。

再看中国传统。诸子百家知道神存在，但他们生活在春秋时代，华夏受到蛮夷围攻，面临存亡危机。君王们求治心切。书生们辅佐君王，强调迫在眉睫的治国问题，忽视了更深远的信仰问题，也就忽略了神。如孔子所言，他们“敬鬼神而远之”。就是知道神存在，但选择远离神。在这个预设前提下，他们也发现人的所有动机都可以简化成一元，与西方思想不谋而合【2】【3】。

2.理解卢梭的“同情”

爱是社会粘合剂。基督教社会依靠基督之爱保持和平与有效运行。卢梭设计新社会，其中没有基督教，但也需要粘合剂。他在人性中寻找，找到了同情，试图以之代替基督之爱。同情是肉体范畴内的爱，人性之爱，本能之爱，天然的爱，也是动物性的爱，是卢梭社会理论中的一个关键点。

关于同情的理论解释已有很多，我不赘述，而希望带给读者一些直观认识。电影《活着》里有个情节，生动演示了同情。男主角褔贵本来家财万贯，但沉溺于赌博。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他把家产都输给了龙二。不久后，因为这些产业，龙二被共产党抓起来枪毙，而褔贵因已一贫如洗，逃过此劫。

图2. 电影《活着》截图。左，褔贵夹在人群中，听到新政府宣判龙二死刑。右，褔贵被吓得尿急，撒尿时传来龙二死刑的枪声，褔贵全身发抖，尿在自己裤子上。

龙二被杀，富贵觉得如果没输掉家产，龙二的结局就是自己的，二人处境相差很小(亲近)。虽然富贵并没处于危险之中，但龙二的遭遇让富贵惊恐万分，仿佛自己也被枪毙(同情)。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富贵有能力阻止龙儿被枪毙，纯粹出于自爱，富贵应该愿意，因为可以避免自己被惊吓。同情让人愿意帮助别人，有点像基督之爱。但富贵的整套心理过程都来自生物本能，属于肉体、或人性范畴，不需要圣灵参与。

一般来说，亲近造成同情。人与人之间关系复杂，亲近的适用对象千差万别，并不限于血缘。既可以是家人、恋人、朋友、同学、同乡、同事、同袍等，也可以是在一起喝过酒的人、一起打过牌的人、一起坐过牢的人等。富贵和龙二因赌博而形成亲近关系，也算奇特。亲近与疏远可以互相转换，所以同情与虚荣心也可以互相转换。《水浒》中有个著名片段。武松与孙二娘互不认识。孙二娘想杀掉武松、并吃他的肉。武松也想杀孙二娘。但在打斗中二人发现彼此都是官府要抓的罪犯、处境相似，于是突然觉得“亲近”，反而结拜成生死兄弟，满满的“同情”。

3.同情与基督之爱的区别

同情属于人性范畴，出发点是为“我”，目的是自爱，就是我的生存、安全与发展。同情的强度受亲近程度影响。基督之爱属于神性，源于人心中的圣灵，出发点是为神，目的是爱神。神要求我们爱人，如果爱神就必须爱人，无论对方是谁。爱人就要为他着想，用对他好的方式爱他，目的是让他好、荣耀神。基督之爱本质上与亲近程度无关，比如特蕾莎修女为无亲无故的人奉献一生。

心中没有神、完全自私自利的兄弟姐妹之间也有感情，因为他们或明确知道、或潜意识里感到，彼此相像，利益相关；一人荣辱，波及全家。有人说那是因为血浓于水，其实不然。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如果兄弟姐妹长期相隔、利益脱钩，感情经常不如邻居，说明血缘并非关键。同情源于自爱。决定同情与否、或同情程度的是亲近程度。而亲近程度背后是广义的利益相关度。

同情是本能之爱，本能之爱里也有爱字，看似与基督之爱类似，但二者本质上不是一回事，不可混淆。即使在无神论者中间，很多人也懂得本能之爱不是真爱。比如成年后的兄弟姐妹之间，甚至父母与孩子之间，即使平时互相照应，但有人内心只想自己，让家人深感他没有爱，或没有多少爱。朋友之间可以在一起喝酒吹牛，看似情谊浓浓。但很多人心里清楚，这种关系的本质可能只是互相利用、没有真情谊。爱人之间也类似，如果其中一个只求自己好处，另一个会感到爱情缺失，即使两人结婚生子，共度一生，有深厚的共同利益。人都渴望真爱，无论是否信教。真爱需要爱人如己，需要超越肉体的爱，就是基督之爱【1】。

同情与虚荣心，或本能之爱与仇恨，都依赖外部环境，所以较容易被操控。《水浒》里卢俊义本是一方豪杰，不屑与梁山上的土匪们同伙。智多星吴用使用计谋、诱骗卢写下反诗，造成卢家破人亡。卢发现自己也成了官府要抓捕的人，与梁山土匪们处境相似，于是不但不恨吴用等人，还和他们称兄道弟。吴用通过改变卢俊义的处境，凭空制造出亲近关系，成功操控了后者的同情。相对比，基督之爱来自神，只受信仰程度影响，他人难以左右。

在近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本能的爱与恨随之变得复杂，操控它们的手段也愈发专业化。比如父母与孩子之间存在最亲密的天然关系与感情。但在文革期间，党通过教育、宣传、直白或隐含的威逼利诱，成功让很多孩子在内心疏远、敌视父母，然后仇恨、批斗父母。当时的官方说法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要“背叛反动家庭”、“与父母划清界限”等。这类事在苏联、中国、朝鲜、红色高棉等地，都大规模、系统性地发生过。在如何操控人心方面，这些政府投入大量资源，积累丰富经验，互相切磋学习，让手段愈发精准有效。他们的成功说明，即使最强烈的本能之爱与仇恨也会被人操弄。印证了基督教几千年来的观念，就是肉体软弱，不可信赖。

4.近现代中国精英选择卢梭，无视耶稣

中国文化精于人性。很多人单靠直觉就懂如何通过改变环境、操控别人情感、为换取自己好处，并摸索出各种实用方法。相关例子很多，比如有些朋友本不爱喝酒，但在饭局上拼命喝，还劝别人一起喝，就是为了与对方营造同醉经历，增加亲近感，人为生产出双方的同情、或称为“交情”，为自己以后升官、发财铺路。古往今来的国人都擅长此道，其社会普及程度远超西方。但有一得、经常就有一失。精英们工於各种人性机巧，却严重缺乏对人心中神性的认识，思想局限于肉体范畴，于是很难理解基督之爱。

图3. 基督教堂在中国和上海的分布图。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众多传教士在中国辛勤耕耘，建立了很多教会。在今天，纸质和网上《圣经》都较容易获得。中国精英们有机会接触基督教，但感兴趣的很少，真理解的就更少。这让人联想起明朝时利玛窦与徐光启一起翻译欧几里得的名著《几何原本》，本以为中国读书人会如获至宝，结果却乏人问津。中国人读书刻苦，可以头悬梁锥刺股，但只为考试、然后升官发财。如果真理对考试、升官、发财没用，即使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也没兴趣。

基督教比卢梭理论，以及它的极端版本，马克思主义，都更早进入中国。很多传教士在中国抛头颅洒热血，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缓慢，且困难重重，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精英专注利益，无视心中神性，严重程度举世罕见。人心中有人性与神性两个维度，而专注利益的人把自己拘禁于肉体范畴，就像只看眼前胡萝卜的驴，即使忙个不停，也只可能围着磨盘转圈，看不见更广大的世界。因为头脑里只有人性一个维度，中国精英看基督教，就像二维动画片里的人看三维空间里的事，从根本上看不懂。近年来，中国基督徒多出自女性和底层社会，因为他们争权夺利的欲望相对少一些，天性未泯，相对容易被耶稣感动，然后接受基督教。

卢梭把人性分析得透彻，准确性和实用性远超中国传统思想，差距类似牛顿的《微积分》与《九章算术》。比如孔孟注重父子、兄弟、夫妻等亲密关系，看到更多人性中的同情，于是声称人性本善。而荀子与韩非等更在意人在整个社会中的表现，就是疏远的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于是看到更多虚荣心，声称“人之性恶”、“人皆自为”等。卢梭虽是外国人，但他的人性观涵盖、并超越了诸子百家的性善与性恶论，让近现代中国精英觉得它较容易理解、同时又很先进。

王阳明与卢梭有很多相似之处。前者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人本质上无善无恶；后者认为人本性是自爱，在与其他人接触之前无所谓善恶。二者殊途同归。王阳明继承宋代理学，推崇“去人欲而存天理”、教人“去恶“，就是压制、消灭心中邪恶，这与卢梭和基督教都一致。王明阳又讲，“心即理”、“人胸中各有个圣人”，与朱熹的“性即理”类似，意指代表善的天理来自人心或人性。卢梭认为人性中的同情是好的，普遍意志也是好的。政府和哲学家告诉普通人什么是普遍意志，政府再用法律手段，把普遍意志强加给个人，压制人性中坏的虚荣心。政府是人的组织，哲学家是人，所以卢梭的两种善，同情和普遍意志，最终都来自人，与王明阳一致。但基督教认为善来自神，人依靠神扬善去恶。王明阳与卢梭则把希望寄托在人性上，主张借助教育、个人修养等方法，实现扬善去恶。卢梭与王明阳的区别，前者更讲逻辑，且设计出一整套新的社会制度，而后者没有。所以近现代中国人觉得卢梭理论优于王明阳心学。

中国精英浸淫在传统思想里，对孔孟之道、宋代理学、王明阳心学等心领神会，所以较容易理解卢梭理论，理解后也容易被折服，觉得它与自己固有想法相通，又具有西方学说的逻辑性和科学性；如果把它用于实践，就可以推动中国进步，实现现代化。基督教宣扬和要求人灵魂重生。中国精英需要在自己心中创建以前没有的第二个维度，名曰圣灵。他们不懂，懂了也觉得太难，所以从者甚少。于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各代中国精英纷纷选择卢梭，无视耶稣。卢梭思想推进了中国进步，同时也造成一系列重大社会灾难。

二、革命者实践卢梭理论

1.三日暴动

卢梭去世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他的理论第一次被用于实践。法国大革命历时约10年，大致分三个阶段：温和期，试图学习英国光荣革命经验，总体走洛克路线，实行君主立宪；极端期，遵循卢梭理论，废除君主制，在国内大开杀戒，实行恐怖统治；维持期，革命失去方向，阵营内部腐败、互斗，直到拿破仑发动政变，终结革命。三日暴动发生在极端阶段中期，是执政的极端派(Radicals)内部斗争【4】。

图4. 法国大革命期间著名的“三日暴动”，发生在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暴动前，极端派已经掌握最高权力，但内部分裂成吉伦特派(Girondins)与山岳派(Montagnards)。两派同在议会中，但前者占优势，主导政策，期间杀了路易十六和王后，残忍对待教士阶层等旧势力，绝非善类。后者是少数派，无法控制政策，于是变得比前者还极端，是极端中的极端，与街头暴力运动同盟。画面描绘暴动中两派对峙的场面。左边是一批吉伦特派议员，右边是山岳派人物和长裤汉党人混杂在一起。长裤汉党是底层街头暴力组织，是二百多年前法国版红卫兵。山岳派与长裤汉党联手，突发政变，用法律外手段推翻极端派自己的议会，抓捕吉伦特派议员，然后把他们送上断头台。图中吉伦特派议员跨出议会大门，与暴动的山岳派、长裤汉党人见面，大概还没意识到，自己马上就要被眼前这些革命同志杀掉。

吉伦特派、山岳派、长裤汉党同属极端派，都相信卢梭理论。为什么高喊同样口号、在老百姓眼里政见相同的极端派内部同室操戈，且狠毒程度丝毫不逊、甚至超过对待外敌呢？在过去一百多年里，中国经历过太多类似情况。比如蒋介石的国民党与毛泽东的共产党都是列宁式政党，都高喊爱国、抗日、土地改革；互相武斗的红卫兵各派都喊保卫毛主席；邓小平与江青都说要继承毛主席遗志；中国政府和海外民主派都说支持民主自由等，但他们互相仇恨，残酷斗争，你死我活。中国人要理解当年法国革命者为什么内斗，最好的方法就是察己知人。

法国极端派与西欧传统决裂，不再信神，思想和言行都依据人性。如卢梭所言，人性的根本、也是最高目的，就是自爱，包括生存、安全、与自我发展。这是极端派的信仰，他们也做到了，就是放任自己的人性，与近现代中国人很像。山岳派位居政治顶层，要自我发展，就要更上一层楼，从少数派变成实际掌权人。如果革命停止、政权稳定，他们就没机会了。长裤汉党是街头流氓组织，需要生存与安全，所以希望永远革命。如果革命停止、社会恢复正常，不但政府将追究他们在革命中的犯罪行为，被害人的亲友、知道他们罪行的旁观者等，都不会饶恕他们。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组成联盟。对他们来说，只有天下大乱，才算形势大好。他们需要继续革命，就需要革命对象。当时吉伦特派掌权，他们就革吉伦特派的命。革命需要借口。借口就是吉伦特派忘本了，与反革命阵营妥协，变成了反革命，或一直就是隐藏的反革命，云云。

山岳派与吉伦特派的关系，类似文革时毛泽东之于刘少奇，或六四时赵紫阳之于邓小平，或文革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老干部集团之于以江青为首的当权派。以邓江之争为例，他们都是毛泽东思想继承者。 在斗争公开化之前，很多老百姓还以为一个是毛的助手、一个是毛的夫人，两人肯定是亲密无间的同志。但毛助手还是以毛夫人背叛毛思想为名义，把她关押到死。这类斗争有共同点。在各自支持者眼里，双方领袖有天壤之别，因为谁上台对支持者的利益影响巨大。但在局外人看来，两派政治思想同出一炉，所以斗争不可能是关于大原则，因为他们的大原则一样，而只能是权力与利益之争。赢者靠阴谋、狠毒取胜，经常卑鄙、凶残。失败者也可能一样卑鄙，但因为输了、死了、被关押等，所以没机会显露出来。卢梭式政治里没好人。

长裤汉党与红卫兵类似。有点头脑的红卫兵都希望文革永远不要停，如果停了自己必将倒霉。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点。邓小平痛恨“三种人”，包括红卫兵。所以蒯大富、韩爱晶等红卫兵领袖都在默默无闻中了却余生，一般红卫兵则几十年生活在羞辱里。

本文着重斗争的共性、以及斗争双方的共性，当然承认斗争双方必有区别，但不具体评判。他们的共性远大于他们的区别，但国人经常忽视，因为习惯于自我政治站队，总以某一方支持者的角度看待政治斗争，缺乏客观与公平。

2.为群众树立敌人

三日暴动是一批最坚定的革命者，以革命为借口，杀掉另一批最坚定的革命者。它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之前，革命的对象主要是过去的当权者、压迫人的人，革命者还可以声称革命是正义和理性的，虽然是否如此有待商榷。三日暴动及其后的政治运动，革命对象主要是原来的同志，革他们命的理由只是借口，实质为了争权夺利。于是革命变成无可争辩地荒唐，失去道义、违反理性。总之，三日暴动标志法国大革命从对外转向对内，革命的驱动力从理性占主导变成人性占主导。

我介绍三日暴动，因为它反映法国大革命、以及所有卢梭式革命的一些基本特征。中国的辛亥革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以及很多政治运动，包括六四，都是卢梭式革命。当局者迷。所谓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庐山中。我们居于中国文化之内，经常难以看清中国的事。刨析三日暴动，以局外人角度探究卢梭式革命，所获感想与领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

三日暴动里包含千百个问题，这里只选一个非常简单、却又根本性的，就是仇恨在政治中的实用性。因为自身人性需求，山岳派和长裤汉党想继续革命，他们如何做到？国王、旧贵族、宗教势力等在当时已被打倒，革命敌人都不存在了，还怎么继续？他们的解答简单而实在，就是把眼前的当权者，吉伦特派，树立成新敌人。旁观者会问，吉伦特派是革命同志，一起出生入死。现在兄弟阋墙，山岳派能下得了手吗？革命者都充满理想主义，山岳派难道不受良心谴责吗？答案是他们能下得了手，并且不觉得良心谴责。因为心中只剩下人性，他们必然把生存、安全、与自我发展当作最高追求。这既是现实，也是革命的道德准则。而现在生存与发展要求他们杀原来的同志，他们就充满热情地杀同志。这在革命道德里是高尚的。

革命者经常不直说自己的最高目的是自我生存、安全、与发展，因为有政治效果更好的说法，就是万事为革命理想。革命理想就是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卢梭式新制度基于人性。而人性的本质是自爱；面对他人时，自爱就是自私。经过这么一长串逻辑推导，最后的结论很简单，革命就是为了革命者人性里的自私目的。很多革命者坚决不承认自己自私，在心里对自己也不承认，还认为革命是为了更高尚的目的。但面对具体选择时，他们毫无例外地选择自私，因为他们心中只有一个维度，就是肉体或人性，而人性的本质就是自爱。在人性维度里，所有理性选择都只可能是自私的。他们从没跳出过人性，所以不知道什么是真的不自私。

革命领袖自私，所以为夺权不择手段。如毛泽东斗死刘少奇、邓小平斗死江青等。革命群众也自私。领袖对群众说，你必须忠于我，做到了我奖励你，做不到我处罚你，包括杀了你。于是群众就忠于领袖，然后对自己说，“我忠于领袖就是忠于革命，为此我不在乎自己私人的事，证明我不自私、很高尚”。他们忘了这种“高尚”只是为了活命，能得到奖励、避免惩罚，这就是人性最根本的自私。当年方志敏杀掉自己的五叔方雨田；牛荫冠用铁丝穿过亲生父亲牛友兰的鼻子，然后游街；文革中千千万万的孩子与父母划清界限，批斗他们；红卫兵斗死自己的老师；无数人告密、揭发同志、朋友、亲人等。他们看似不徇私情，实质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安全、和发展。无论领袖或群众，他们加害同志、亲人、朋友等，都下得了手，不觉得良心谴责。他们与法国革命者一样，都觉得自己充满革命理想，为革命牺牲小我，是高尚的。很多人说文革违反人性，他们说得不对，文革其实释放了人性。他们没看懂人性是什么，伟大的卢梭看懂了。

有吉伦特派作敌人，山岳派与长裤汉党联盟就有了仇恨与斗争的对象，革命就可以继续。在斗争中，联盟自然变得更团结，战斗力提高。积极分子们如鱼得水，重要性提高，阵营更加保护他们，他们的生存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斗争呼唤强有力的领导，于是领袖的重要性和权力增加。山岳派核心人物，罗伯斯庇尔，不久后变成法国权力最大的人。联盟合力推翻吉伦特派，后者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成为前者的战利品，联盟各方都有份，皆大欢喜。法国革命者得到一条宝贵的革命经验，并为后世留下典范：

树立敌人 ==> (仇恨

仇恨是内在情感，政治需要外在言行。仇恨的外在表现就是矛盾与斗争。仇恨、矛盾、斗争，互为表里，在政治上是一回事。仇恨、杀人、斗争等，让人不愉快，平时群众反感，不愿做。但如果为他们树立一个敌人，告诉他们这个敌人有多坏，即使是凭空捏造的，他们也会相信，并强烈地仇恨他，愿意与他斗争，直至杀了他。集体经常表现出最恶劣的人性，愚昧、懦弱、野蛮、无知、无德。中国人有很多这类经验。比如江青是毛泽东的太太，一生对丈夫忠心耿耿，但邓小平说她违背毛。那些曾被整肃的知识分子、老干部们马上相信。他们是中国最博学、最有政治与社会经验的人，却以最大的热情相信和拥护这么简陋的谎言，然后仇恨江青，打倒江青。再比如林彪本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全国人民都喊，“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但中央一声令下，全国人民马上转向，一夜之间都愿意仇恨林彪，与他斗争。

图5. 左，毛泽东去世后，华国锋、江青、邓小平作为国家领导人，并排坐在大会主席台上。右，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夫妇与江青合影。当时江青是邓小平长官的太太，也是私人朋友，是邓家敬仰的人。

中国领袖争权，必发动内斗，过程中为群众树敌，制造并利用群众仇恨，引发大规模社会矛盾与斗争，这几乎已成铁律。袁世凯是推翻满清最关键的功臣。辛亥革命成功后，袁成为大总统，孙中山想继续革命、夺回权力，于是指责袁背叛革命，号召大众以袁为敌，引起多场内战。中共执政后，毛刘之争造成文革，赵紫阳与邓小平之争引起六四。习近平为压制江泽民派，开展反腐运动，其实官场人人腐败，运动只针对政敌，但冠以“反腐”名义，为激发群众仇恨。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政治领袖或集团为了权欲或生存，不断为大众树立仇恨对象。至于为什么仇恨、谁仇恨谁，其实不重要。当没有外部敌人可用时，完全可以把战友或同志树立成敌人。这个诀窍在中国被称为“群众斗群众”。毛泽东曾感慨，“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就是指这个诀窍。

3.仇恨比爱更实用

想象一下，如果山岳派、孙中山、毛泽东、习近平等换个战略，不为群众树敌，不激化仇恨，而依靠卢梭思想中的同情，就是本能之爱，来凝聚自己阵营的团结，感化对方阵营，能否成功夺权？比如三年困难时期后，毛泽东失去了最高行政权，被刘少奇取代。如果毛不与刘做你死我活的斗争，而选择与刘、其他高层，还有全国老百姓搞革命情谊，规劝所有人牢记革命理想，为更高的革命目标而奋斗，然后说，“你们帮我劝刘少奇，把最高行政权还给我吧”。头脑正常的人都懂那是可笑的，行不通。北洋时代，黄兴就曾犯过幼稚病。二次革命之后，他不愿再与孙中山一起攻击原来的盟友，反对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于是各处游说老战友，包括孙中山，劝大家保持原有的革命情谊，停止恶斗，珍惜来之不易的共和体制。结果手下人纷纷离开他，他本来拥有与孙中山抗衡的势力，却很快溃散，于是失去政治影响力。如果孙中山、毛泽东、或习近平像黄兴一样迂腐，结局也类似。

图6. 左，1913年3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上海商讨如何讨伐袁世凯。右，袁世凯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接见各国使团。孙中山与黄兴是辛亥革命“双元领袖”，革命成功时地位相近。1912年3月，《临时约法》生效，袁世凯出任临时总统，孙中山下野，成为中国铁路总公司总裁，大权旁落。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孙袁两阵营互相指责。目前大多数人认为是袁指使，但百年来孙的名声远超袁，这个结论并非来自公平的第三方。孙得知宋遇刺后立刻开始游说各地军头，要撇开宪法，武装讨伐袁。当时行宪只一年，孙中山就已经厌倦了宪法的约束。黄兴有保留，认为应该走法律路线，尊重新生的共和体制。二次革命在同年7月开始，历时一个月，孙阵营失败。之后孙放弃民主原则，组建独裁制中华革命党，黄兴反对。二人关系于是紧张。黄兴于1916年病逝，去世前他说，“中山负我！”一些现代人为此感慨。其实这句话停留在个人恩怨层次。我们更应该感慨的是，孙黄二人对辛亥革命贡献相当。为什么放弃了共和理想与民主原则、追求个人权欲的的孙中山，一直被国人尊为国父；而坚持共和理想与民主原则、不惜牺牲个人政治利益的黄兴却被国人淡忘？【5】

在政治上，人性中的仇恨远比同情更好用。其背后的基本道理很简单。根据卢梭理论，同情源于亲近，虚荣心源于疏远，仇恨是极端的虚荣心。近现代社会里人数众多，个人只与其中极少数亲近，与绝大多数疏远。仇恨的适用范围远大于同情的适用范围，所以操作仇恨远比操作同情回报率高。在现实中，这个对比非常明显。比如在1940年代，大多数中国农民完全远离现代经济。共产党在陕北号召农民仇恨遥远的资产阶级，然后支持自己的革命事业，轻而易举。在当代，中国曾与日本有过和睦期。当时政府希望促进中日友好，强调两国一衣带水，友谊源远流长，宣传鉴真和尚东渡等。但多年下来，国人对日态度没大改善。后来政府对日态度转变，电视里开始放抗日神剧，中国青少年立刻大范围仇日，连带仇恨买日本产品的中国人。培养爱费时费力，激发仇恨却很容易。更进一步，普通人即使心怀好感，也生不出什么政治效果；而如果心里有仇恨，可能造成明显政治效果。比如一万个人对日本有好感，即使都买日本车，也没什么政治后果。如果一万个人恨日本，都敢拿U型锁打开日本车的人，就会形成一个新打砸抢运动，一股恐怖力量，政治效果很大。所以政治家们争相操控大众仇恨。

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还要讲？因为它非常重要，且很多人看不清。古今中外，除了耶稣，几乎所有英雄、伟人、领袖、元勋等，要么出自战场对决，包括对外战争、内部造反或冲突，要么出自宫廷阴谋，总之说白了都是最会杀人、害人、与人斗争的人。这些伟人满腔仇恨，却主宰社会。他们把大众当作夺权工具，自然要剥夺大众的权利与自由。他们的伟业基于仇恨，却被老百姓歌颂，占据社会文化，让很多人不知仇恨的危害。这是人类的悲哀。卢梭看懂了，于是悲天悯人，感叹道，“人生而自由，但目力所及，人无不戴着镣铐”。他追求自由与民主，厌恶君王和霸业，视教会为君王同路人，于是抛弃君主制，也抛弃了神。他基于大众人性设计理想社会，希望用爱压倒仇恨，但事与愿违。法国大革命按他的思想打造新社会，却发现里面仇恨当道，没有自由。后来的实践也一次次得出同样结论，包括中国革命。卢梭很聪明、也很伟大，但没看懂一个古老的道理，完全基于人性的社会必然是灾难。《圣经》说，“顺着肉体撒种的，必从肉体收败坏”。卢梭之前的神学家们，从奥古斯丁到加尔文，也告诫说人性彻底败坏，人不应只依靠自己，必须依靠神。可惜卢梭没理解。近现代国人也不理解，甚至没听说过。

三、总结：卢梭式政治带来社会灾难

卢梭是世界政治思想史上的巨擘，各国革命者的思想导师，百年来被中国各主要政治派别推崇。他的名著《民约论》提出一套全新民主制度，其中没有基督教，民主选举的政府掌管社会里的一切。他的理想社会完全基于人性，他心目中的人性又完全基于情感，而非启蒙时代思想家们崇尚的理性。他认为人最基本的情感是自爱，无所谓善恶；但在与他人相处时，自爱可转化成善的同情、或恶的虚荣心。他设计的新制度扬善去恶。

卢梭理论最惊世骇俗的地方是彻底抛弃基督教。他的理想社会里没有基督教的位置，他的人性观其实由《圣经》中人心二元模型修改而来，但删去圣灵，再细分肉体。后世追随他思想的多数革命者也如此，要么知道神存在、但不依靠神，要么相信无神论。马列主义是卢梭思想的一种具体化，其中彻底否认神存在。

法国大革命期间，信奉卢梭理论的极端派上台，开始不断内斗，且越来越残忍，理由越来越荒唐。派系之间仇恨深重，社会越来越混乱，经济越来越差，直到旧制度复辟。类似地，辛亥革命成功后，或中共掌权后，都遵循卢梭理论大框架，内部仇恨与内斗也愈演愈烈，造成社会撕裂，民族遭殃。

法国大革命中的极端派与中国革命者们都不承认神的作用，希望建立以人性为基础的新制度。由于万事都建立在人性之上，新制度无力制约人性。实践证明，这样的社会必然充斥仇恨与斗争。领袖与竞争对手们都需要利用大众仇恨与互斗为自己夺权，于是不断为大众树立敌人，挑起斗争。因为没有制衡，仇恨与内斗变得无底线，带来的财产与生命损失也无上限，社会因此不断陷入灾难。

作为对比，基督教承认人性中有仇恨，但要求人用基督之爱压制它。在基督信仰浓厚的社会里，比如卢梭之前的西欧，无论谁在言行中表现出仇恨，包括君王，其他人会根据基督教义阻止他，并要求他根据信仰自我谴责。所以传统基督教社会里虽然存在仇恨，但被多方压制，很难大规模爆发。

2023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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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附录：为什么法国大革命口号里有“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口号，在中国家喻户晓。其中“博爱”是基督之爱的常见说法。法国大革命反对基督教，为什么口号里包含基督之爱？原因是中文翻译不正确。更重要的是，很多人故意以讹传讹，让错误延续上百年。

图7. 各个时代、各种介质上，法国大革命口号的法语原文：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 ou la Mort。对应英文：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or Death。中文直译：自由、平等、兄弟情，或死亡。但官方翻译一直是，“自由、平等、博爱”，将原文中“兄弟情”改成“博爱”，并去掉了结尾的“或死亡”。

原文有两重意思。一是表达坚定决心，“我们要求自由、平等、兄弟情，愿意为此而死”。二是威胁反对者，“我们要求自由、平等、兄弟情；如果你不同意，我们要你死”。其中Fraternité的字根是frater(拉丁文“兄弟”)，整字意思是“兄弟情” 或“兄弟关系”，出自极端派领袖罗伯斯庇尔之口。他在1790年12月发表演说，主张成立民兵组织，国民卫队。其中提到兄弟情，意指军队里的战友情，就是面对敌人时战友之间生死相托的感情。后来极端派上台，它成为整个共和国的口号。

极端派推崇卢梭。卢梭推崇同情，贬斥虚荣心。前者因为亲近，后者因为疏远。口号中的“兄弟情”就是革命者之间的同情，“或死亡”则表现对敌人的仇恨。革命者之间要亲如兄弟，对敌人则充满仇恨。敌人就是极端的疏远，仇恨就是极端的虚荣心。极端派把法国人看成你死我活的两个阵营，不容忍反对派，也不容忍中间派。你必须支持我们，成为革命者，我们待你如兄弟。不然你就是敌人，我们仇恨你，并要杀了你。

极端派与基督教不共戴天，立法禁止基督教，并大规模处死教士与修女，所以不可能允许基督教元素进入革命口号。法国的基督教传统特别深厚，人人熟悉基督教义，基督教义又特别强调爱。法语中基督之爱的专用词汇是Charité，对应英文Charity；“爱”的日常词汇是Amour，如英文Love。二者都大量出现在《圣经》和基督教日常语言中。革命者选择Fraternité，就是绕开Charité和Amour，与基督教撇清关系。法国大革命口号原文里绝没有“基督之爱”或“爱所有人”的意思。

 “博爱”本是古文词汇，但不常用，意思是“广泛的爱”。比如西汉《说苑》中讲到，“人君之道…务在博爱”，就是君王要爱所有老百姓。基督教进入中国后，借用古词“博爱”代表基督之爱。但二者有根本区别。比如基督之爱强调爱与被爱的双方人格平等，而博爱原义里没这层意思。基督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经常借用古词，同时改变其意思，现代读者需要特别小心。清末民初，基督教在中国蓬勃发展【1】，“博爱”成为时髦词汇。一个例子就是孙中山为后世留下大量“博爱”题字。他少年时代到美国求学，期间被神感动，等到成年，就在香港受洗成为基督徒。

图8. 左，孙中山墨宝之一。右，南京中山陵，匾额之上篆刻着他自己的“博爱”题字。

法国大革命口号的中文翻译省略了“或死亡”，又以“博爱”代替“兄弟情”，严重篡改了原义。为什么在过去百年里一直没有改正？政治考虑是首要原因。自辛亥以来的各主要政治派别，不论当权者还是反抗派，都推崇法国大革命，把它当作自己的样板，所以都试图美化它。口号原文中“或死亡”部分恐怖意味太明显，后世法国人羞于再提，中国政客们当然也乐于省去。中国大众不熟悉基督教，分不清、或不在乎，博爱与兄弟情之间的深刻区别。国人又历来有天下大同诉求，历代政治人物都迎合。博爱听起来更像天下大同，政客们喜欢；而兄弟情有草莽之气，不利于招揽支持者。于是大家将错就错，不想纠正。崇尚卢梭的政治人物，无论中国的还是西方的，几乎都愿意为政治好处而撒谎。

注释

1.  骆远志，2023，基督之爱，https://lyz.com/charity/

2.  骆远志，2023，自由的人性观基础，https://lyz.com/human-nature

3.  骆远志，2020，与无神论朋友漫谈基督教，https://lyz.com/chat-christianity/

4.  骆远志，2022，乱世、治世、与现代民主，https://lyz.com/ locke-rousseau

5.  骆远志，2022，中国民主化的最大障碍与解决之道，https://lyz.com/democracy-je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