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战争的故事比讲述和平的故事更激动人心；对战争即将到来的警告比善意的保证更加激动人心；鹰派相对鸽派、现实主义者相对理想主义者就是拥有这样的叙事优势。一位美国情报官员说：“中国就像一本你一直想读的厚书，但你总会拖到来年夏天”


　　老高按：“中美之间难免一战”——中美贸易战爆发和扩大之后，尤其是在俄乌战争之后，我的朋友中越来越多地讨论这个话题，“修昔底德陷阱”成为他们最常提起的依据，仿佛它不是哈佛的一位名叫格雷厄姆·艾里森的教授在书中借用的可能的先例，而就是颠扑不破的铁定的历史必然规律。
　　中美在这么多问题——从根本路向，到细枝末节，都充满争执，随时可能上纲上线、动了肝火、擦枪生变。我感觉需要从激烈争吵双方的声浪中跳出来，倾听一下美国学者的看法。读到一篇《纽约时报》7月18日的文章，感觉有一定参考价值。
　　许多人诟病美国媒体被白左控制，尤以《纽约时报》为最，因而不读、不听、不信。我则从来信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且我问过很多人，左右都有：您认为美国哪几个媒体比较可信？他们的首选五花八门，但是在其列出的七八个相对可信、值得参考的媒体中，有《纽约时报》。


　　为何他们认为中美难免一战

　　Carlos Lozada，《纽约时报》中文网，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2023年7月21日


　　Carlos Lozada自2022年9月成为时报专栏作者，此前他在《华尔街日报》担任编辑和书评人17年。他著有《What Were We Thinking: A Brief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Trump Era》一书，并且获得了2019年普利策评论奖。

　　Doug Mills/The New York Times

　　虽然这不公平，但讲述战争的故事往往比讲述和平的故事更激动人心。同样不公平、也许更不公平的是，对战争即将到来的警告比善意的保证更加激动人心。极其严重的风险设想和升级几乎总是比解释如何避免战争的反对声音更让人着迷。鹰派相对鸽派、现实主义者相对理想主义者、相信噩梦的人相对于梦想还有其他选择的人就是拥有这样的叙事优势。
　　美国与中国的全方位竞争最近已催生了一大堆关于爆发武装冲突可能性的书，其中还有大量如何先发制人的建议。如果说“谁丢掉了中国？”是冷战初期美国忧心忡忡的问题，那么“谁输给了中国？”有可能成为它的当代变体。华盛顿和北京已打了五十年的交道，其间既有美国的单极耀武扬威，也有中国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许多此类书籍都声称，这个时期已经结束，两国现在正走上可能导致战争的“碰撞路线”，尽管它们给出的理由各种各样，有时甚至相互矛盾。
　　在这些书中，对立的双方注定会发生冲突，有些书给出的理由是中国已变得太强大、或正在变弱；有些书给出的理由是美国太狂妄自大、或太缺乏安全感；有些理由是领导人做错了决定，或政治、意识形态和历史的力量盖过了个人作用。这些书的书名——《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危险区》(Danger Zone)、《2034年——讲述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以及《可避免的战争》(The Avoidable War)——揭示了这种争论的范围和局限性。
　　我不知道美国与中国的竞争是否最终会以战争为结局。但在这些书中，战斗已在激烈进行。到目前为止，讲述战争的故事占上风。
　　这些书的作者们只关心他们的想法，而且自我指涉，所有的作者似乎都必须引用的一部著作是2017年出版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该书作者是哈佛大学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里森。他以崛起的雅典与统治雅典的斯巴达公元前五世纪的一场战争为例，借用古代历史学家、身为雅典将军的修昔底德给出的观点，写道：“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因此逐渐产生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读者只需把中国代入雅典、把美国代入斯巴达，就能明白本书的要点。
　　艾里森最知名的著作是1971年对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决策的本质》（Essence of Decision），他并不认为美中之间必然爆发战争。但他在书中的确认为这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当一个崛起大国威胁要取代另一个大国的统治地位时，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就会使暴力冲突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他回顾了称霸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16次交锋——包括葡萄牙与西班牙争夺贸易和帝国霸权、荷兰与英国争夺海上霸权、德国挑战20世纪欧洲列强和其他冲突——发现其中12次都以战争告终。
　　艾里森警告称，随着中国不断积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似乎越来越不可持续，“美中军队互相厮杀的场面变为现实的可能大到了吓人的地步。”当高层缺乏互信、价值观不可调和、而双方又都认定占据主导地位的应该是自己的时候，任何摩擦都可能成为导火索。“美国和中国军舰在南海相撞、台湾走向独立、中日之间争夺无人愿意居住的岛屿、朝鲜的不稳定局势、甚至是不断升级的经济争端，是否都会引发一场中美两国都不愿打的战争呢？”他问道。（在《注定一战》书中，这是一个修辞性问题。）
　　以上这些情节都是美中故事的主线。美国企业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和迈克尔·贝克利2022年出版了《危险地带》(Danger Zone)，这本书的开篇背景就是中国在2025年初出人意料地入侵了台湾。美军在西太平洋的部署过于分散，无法有效应对，老眼昏花的拜登总统很快就开始考虑是否要对中国大陆港口和机场的军队进行低当量核打击。“美中是如何走到第三次世界大战边缘的？”布兰兹和贝克利这样问道。这样开战未免太过轻率。
　　长期研究中国问题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可避免的战争：美国与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之间灾难性冲突的危险》（The Avoidable War: The Dangers of a Catastroph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S and Xi Jinping’s China）一书中设想了10种不同的情节，其中许多与台湾的命运有关。例如，如果中国试图武统台湾，而美国选择不做反应会如何？陆克文写道，那将是美国的“慕尼黑时刻”，会削弱美国的道德权威。更糟的情况是，美国以军事力量作出反应但随后输掉战斗，这将“标志着属于美国的世纪就此终结”。陆克文指出，他书中的半数设想都与“某种形式的重大武装冲突有关”。而他还是这群人里最鸽派的一个。
　　小说《2034》讲述了一个漫长的战争故事，两位作者分别是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前海军陆战队特种作战军官、小说家埃利奥特·阿克曼，和退役四星海军上将、前北约盟军最高司令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2034》出版于2021年，基本上是一本关于我们如何走向核战争的轻松读物。作者设想，一场看似偶然的对峙在南海出现，一支美国驱逐舰舰队和一艘携带高科技情报设备的中国拖网渔船发生对峙，几个月后就会升级为一场世界大战，导致大城市化为灰烬，上千万人死亡，华盛顿和北京都无法掌控局面。其中一位主角是一名与美国有着深厚关系的中国官员，他回忆起在哈佛大学上过的一门课，“一位亲希腊主义教授的讲座，有个浮夸的标题，叫‘战争史’。”如果这是在暗指无处不在的艾里森，可能也算是一种致敬，因为在《2034》中，中国和美国都陷入了修昔底德的圈套。
　　陆克文在《可避免的战争》中警告说，无论是为了挽救生命还是挽回面子，北京和华盛顿升级敌对行动的冲动“可能是难以抗拒的”。阿克曼和斯塔夫里迪斯遵循了这个剧本。在他们的小说中，一位不计后果的鹰派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其姓氏“怀斯卡弗”（Wisecarver）恰如其分——和一位自鸣得意、过度自信的中国国防部长不断交手，直到圣地亚哥和上海等城市不复存在，而印度在其军事能力和调解权威两个方面都成为一个全球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甚至从纽约迁往新德里。）“这场冲突感觉不像一场战争——至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而是一系列升级，”一位有影响力的前印度官员在故事快结束的时候宣称，“这就是为什么我选择的词是‘悲剧’而非‘不可避免’。悲剧就是一种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
　　从这些角度来看，人们更偏向于预测为悲剧。艾里森认为，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源于为中国“百年耻辱”复仇——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并恢复其上国地位的长期计划。艾里森解释说，美国和中国都将自己视作特别的国家。华盛顿的目标是维持“美利坚和平”，而中国则认为所谓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只是美国制定规则、中国听从命令的代号，是一个压制性计划，旨在遏制和破坏中国被压抑的民族伟业。
　　这种伟业的范围和持久性在这些书中存在分歧。艾里森认为，经济力量平衡“已显著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使得美国自诩继续称霸变得不现实。但在布兰兹和贝克利五年后撰写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中流的中央王国，尽管它做出各种“武力威胁”（在外交政策论述中，这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行动），但仍受到外敌、人口老龄化和国内经济步履蹒跚的威胁。“中国成为一个衰落强国的速度将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快得多，”布兰兹和贝克利宣称，“别人看到的是中国的快速增长，而我们看到的是巨额债务和苏联水平的低效率。别人看到的是闪闪发光的基础设施，而我们看到的是鬼城和通向无名之地的桥梁。在别人眼中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方，我们却看到了迫在眉睫的人口灾难。”
　　但这些诠释并没有减少中国对美国利益或安全的威胁。布兰兹和贝克利认为恰恰相反。随着中国看到自己的机会窗口迅速关闭，它可能会决定为了实现目标而立即采取行动——占领台湾、扩大势力范围、实现全球霸主地位。因此，2020年代是美中竞争“将达到最危险时刻”的十年。
　　艾里森相信战争是可能的，因为中国正在不可阻挡地走在增长和影响力的道路上，而布兰兹和贝克利则担心冲突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力量可能正在减弱。这是国家安全思想领导力的职业危害：一旦你确定可能发生冲突，任何一组条件都可以可信地证明这种信念是正确的。
　　美国梦的概念与美国的民族认同密不可分，即便它对不同的美国人可能意味着不同的事情。但中国也有中国梦，它是由一个人表达出来的，没有明确的定义或形式，这个人就是习近平，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关注美中问题的书籍会花很多精力在中国领导人的动机和意图上。艾里森将习近平的中国梦描述为权力、繁荣和自豪的结合，“是西奥多·罗斯福对美国世纪的强盛愿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充满活力的新政各占一半。”陆克文在书中用11章的篇幅讨论习近平的野心和世界观，包括他死死抓住权力不放；他推动国家团结，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他需要维持中国的经济扩张；他推动军队现代化，特别是海军力量；以及他挑战西方自由主义范式的努力。
　　陆克文写道，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中国外交政策精英中流行“美国衰落论”，尤其是在后9·11战争和大衰退之后，因此这些目标对习近平来说似乎更容易实现。当然，这一理论的推论是，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已经到来。在《2034》中，同样的观点在中国国防部长的一段戏剧性的独白中得到了体现。“我们的优势一如既往——那就是我们明智的耐心，”他宣称，与美国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人“像季节更替一样频繁地改变他们的政府和政策”，并且“被他们的情绪、盲目乐观的道德感和认为自己不可或缺的信念所控制”。他表示，一千年后，美国“甚至不会作为一个国家被人们铭记”。“人们将只是记得那是一个瞬间。白驹过隙的瞬间。”在小说中，中国抓住自己的机会试图结束属于美国的时刻。然而，这两个时刻都结束了。
　　《华尔街日报》记者王春翰在《一人之党：习近平的崛起与中国的超级大国未来》（Party of One: The Rise of Xi Jinping and China’s Superpower Future）一书中指出，中国国家主席对美国并无深仇大恨，事实上对美国文化还有一定的好感。王春翰写道，在担任副主席时，习近平送女儿去哈佛读书，还表达了对《拯救大兵瑞恩》等美国电影的喜爱。当然，一位中国国家主席对这样一部电影——讲述过去世界大战的残酷、英勇和迷茫——的迷恋可能不见得就是证明美国软实力的好事。
　　王春翰解释了习近平如何通过反腐败清洗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并部署国家安全和监视来压制对中国稳定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对他的权力的威胁。王春翰写道，习是一位“热忱的民族主义者”，他在国家领导层和人民中“激发了一种中华文明的自豪感”。习近平将一支更强大的军队作为“他的中国梦的核心，要求军队‘能打仗、打胜仗’。”无许太多探究也能想象出谁会是这些战争中的敌人。王春翰写道，习近平关于东方崛起、西方衰落的主张“已成为党内外的信条”。“质疑这些观点几乎等同于不忠诚。”
　　布兰兹和贝克利相对不那么固着于习近平身上。他们认为中国的修正主义计划早在这位中国最新领导人出现前就已经存在。他们写道：“美国面临的是中国问题，而不是习近平问题。”但他们可能会认可王春翰的报道。王春翰写道，通过将如此多的权力和控制集中在自己身上，并利用恐惧进行统治，习近平“可能已成为他建立中国超级大国的过程中最薄弱的一环”。国家官僚机构由于害怕让习近平失望而变得裹足不前，任何潜在的继任者都很难领导这个全靠某个个人来注入活力的政党。
　　“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傲慢但脆弱，大胆但不安全，”王春翰总结道。“它是一个急于成为超级大国的国家，渴望征服世界，同时又忧心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在这些关于中国和美国的书中，战争场景比比皆是，而通往和平的道路却不太明显。艾里森怀念华盛顿智者的时代——乔治·凯南、乔治·马歇尔、保罗·尼采和其他冷战杰出人物。艾里森告诫说，美国不需要再制定一项“中国战略”，而是当世界上可能存在一个比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时，认真反思美国的目标。“军事至上对于确保重要的国家利益是否必不可少？”艾里森问道，“美国能在一个由中国制定规则的世界中兴盛发展吗？”他写道，我们需要宏大的思想者，因为“命运发牌，但打牌的是人”。
　　布兰兹和贝克利明智地指出，与艾里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相反，国家的崛起和衰落可以同时发生，巨大的地缘政治危险时刻不仅发生在一个国家崛起之时，也发生在它的野心和孤注一掷相遇之时。不幸的是，他们的务实建议被国家安全场景下的自救口号所掩盖。“关键是要承担经过计算的风险，并避免鲁莽行事的风险，”他们建议，“危险区战略是要打持久战，并确保你能赢。”布兰兹和贝克利甚至呼吁华盛顿部署“战略性马盖先主义——利用我们拥有的或能够快速调遣的工具来拆除即将爆炸的地缘政治炸弹”。（翻译：跟着感觉走并寄希望于某个超级聪明的人介入解决危机。）
　　当然，在任何外交政策行话中添加“战略”一词都会立即赋予其更崇高的氛围，而陆克文是这种方法的大师。在《可避免的战争》中，他引用了战略认知、战略对手、战略方程、战略逻辑、战略思维、战略共同体、战略方向、战略出口、战略语言、战略素养、战略红线、战略合作、战略接触、战略温度和联合战略叙事——这还只是在书的引言里。
　　毫不奇怪，陆克文为避免这场可以避免的战争而制定的计划被他称为“受控的战略竞争”。它涉及北京和华盛顿之间密切、持续的沟通，以了解彼此“不可逾越的战略红线”，从而减少因误解或意外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陆克文类比了古巴导弹危机后华盛顿和莫斯科为改善沟通所做的努力。）在受控的战略竞争中，双方都可以将竞争欲望引导到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并将合作需求引导到气候变化和军备控制等领域。
　　华盛顿可能正在以某种形式采取陆克文所说的策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和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最近访问了中国，气候变化特使约翰·克里也于本周抵达中国。“我们相信世界足够大，足以让我们两国繁荣发展，”耶伦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只不过繁荣发展不再是双方的唯一目标。在谁的领导下、在谁的限定下繁荣发展？拜登政府实施措施限制对中国出售半导体技术，并正在计划采取更多措施，而中国黑客最近侵入了一直批评中国商业政策的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的电子邮件帐户——所有这些都提醒人们，经济紧张局势可能会蔓延到纯粹的商业领域之外。
　　就连陆克文也承认，他首选的做法可能只是对注定发生的冲突起到暂时阻止的作用。他还承认，受控的战略竞争需要美国各政治阶层达成“前所未有的两党共识”，无论哪个政党执政，都能确保其连续性。通常情况下，华盛顿任何需要两党合作的倡议都会失败，但中国一直是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中少数几个始终一致的领域之一。拜登政府前国务院政策规划高级顾问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在最近一篇引起热议的外交事务文章《中国陷阱》中指出，现任美国总统“赞同必须遏制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评估”，并且，在国会山，“与中国死磕可能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唯一能达成一致的事情”。
　　白洁曦预见的陷阱并不是中国诱使美国陷入冲突，那是《2034》中的情况。相反，华盛顿只了解零和世界，因此会认为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或必要的。换句话说，两党合作可能是获得和平的需要，但也可能导致战争。
　　白洁曦建议美国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不仅讨论危机期间如何以最佳方式沟通，“而且还讨论合理的共存条件和国际体系的未来——北京必然会在塑造这个未来方面发挥一些作用。”她呼吁“包容和积极的全球愿景”，这听起来不错，但从未得到详细解释。白洁曦认为，“美国不能将如此大的影响力让给北京，以致于国际规则和制度不再反映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但今天更大的风险是，过度热衷于对抗中国的影响力将会破坏这个体系本身。”这种区别只有事后才能分辨出来：一定要走得足够远，但又不要太远。
　　在《2034》中经常出现的一项关于世界事务和国民性格的专题研究中，一位中国官员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问题不是缺乏对其他国家意图的情报，而是缺乏对这些意图如何转化为行动的想象力。然而，从这些不同的书籍来看，美国和西方的思想者似乎完全有能力发挥他们的想象力。这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阿克曼最近在《自由》杂志上撰文说，等到对上一场世界大战有记忆的一代人离世后，新的世界大战是否会变得更有可能发生。“如果没有记忆来约束我们，我们就会变得依赖我们的想象力，”他写道。不过，到目前为止，想象的战争场景比和平场景更有说服力。
　　这些不一定是我们讲述的唯一故事。一位美国情报官员告诉布兰兹和贝克利：“中国就像一本你一直想读的厚书，但你总会拖到来年夏天。”今年夏天我终于拿起了这本书。我希望未来会出现更多的书，让和平的故事也至少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