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问答三》之一

小 鹰

[摘要]本文分四部分，旨在说明“文革”的实质是建国后17年来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斗争积怨的总爆发，同时批评了杨继绳等人的“文革”是“反官僚”论，最后论述“文革”为什么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以及“走资派”在中国存在的必要性及合理性。

一、“文革”不是什么？

提要：

·   文革不是一场“反官僚”运动。

·   文革的起因不是由于“尖锐的官民矛盾”。

·   文革前“官民矛盾”主要不是源于“走资派”的“修正主义”，而是源于毛的“社会主义”方针政策及其各种政治运动。

甲：现在贪官污吏盛行，人人痛恨，而一些年轻人往往以为“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是“反官僚”、“反贪腐”，毛主席给了人民“大民主”的权力，因此是件好事，故也怀念毛时代。那么，“文革”的实质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发动这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

乙：是啊，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问题。文革结束已经四十年了，至今众说纷纭，扑朔迷离。不仅是年轻人那样想，一些亲历文革的“造反派”现在反思时，习惯性地又回到文革初期的状态和思维，仍然以为毛是人民盼望的正义和高尚的“大救星”，是英明的领袖带领百姓反“昏官”、“庸官”。例如，杨继绳认为，“毛泽东要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露党的阴暗面，企图以此保持党的纯洁性，他需要造反派实现这个目标。”^[1]

甲：这难道不是事实吗？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八机部长陈正人的《在洛阳拖拉机厂的蹲点报告》上做了批示。杨继绳特别提醒我们，在这个批示中，“请注意，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说法，并说“这些人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1]，[2]。这样替工人说话，真让人“热血沸腾”啊！

乙：从表面来看，文革似乎是解决“官民矛盾”的运动，它也的确冲击了大部分干部，“造反派”可以起来“批斗”官员，公开揭发他们的“罪恶”。但这种逻辑有两点说不通的地方。

甲：那是什么呢？

乙：第一，“官僚”是个含糊的概念。人们通常是在作风和道德的层面上来理解，即指脱离群众、无所事事，以至贪污腐败、鱼肉百姓的官员。然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刘少奇那一派的干部是“官僚”，要“火烧”和打倒，而毛派，包括他自己和“四人帮”等，则都不是“官僚”。这就说不通。

如果要谈论“官僚”，毛泽东本人难道不是中国一个最大的“官僚”吗？只要看看他建国之后的所作所为，便不难知道，心高气傲的他有哪一项主张不是严重脱离我国实际的空想和妄想？其中著名的“反右派”、“人民公社”、“大跃进”、“反右倾”，致使全国饿死几千万人，真可以说是败笔连连，劣迹斑斑，他却一意孤行，拒不认错！而他所扶持的林彪集团、“四人帮”一伙，以及康生、陈伯达等人难道就是“公仆”，而不是可憎的、无视人民的“官僚”？1976年的清明时节百姓不是表现得更憎恨他们吗？

所谓“造反派”一语，也很含糊。同样，只有跟着毛去倒刘的算是“造反派”，而那些反毛和林彪、反“四人帮”，或保刘少奇的林昭、张志新、遇罗克、李九蓮、丁祖晓、王容芬等就都绝对是“反革命”！

甲：你是说，这貌似正义公平的“反官僚”现象之下，有一条暗藏的界限？

乙：是的，那就是划分两条路线和两个司令部的界限，即所谓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问题。这其实并不是“暗藏的”界限，毛泽东从文革一开始，在“五·一六通知”里就讲明了这一点，只是许多人，包括杨继绳在内，对此“视而不见”，至今还在“隔靴搔痒”地谈论“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

此外，如果说文革只是毛泽东要治官、要搞平衡，或只是官僚之间的内斗，那怎样解释文革运动中“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怎样解释，除了“地富反坏右”之外，运动重点批斗的还有各种“反动文人”、“反动学术权威”？

这是“反官僚”一说的另一个说不通的地方。

甲：杨继绳这样来解释，即毛认为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也是附着在“官僚主义者阶级”上的“特权阶层”^[2]，所以也要批斗。

乙：这种推广把党内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学术权威”，都纳入了“特权阶层”，成为人们仇恨的对象，这是想给毛泽东发动疯狂的文革找一个“正当”，甚至“正义”的理由吗？

甲：我也觉得那样讲很“牵强附会”，因为那又怎样解释，文革中，除了少数御用文痞和秀才之外，几乎所有专家、教授、作家、演员、中小学教师、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一般干部，甚至一切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整治？中小学教师、校长又算是什么“学术权威”和“特权阶层”？为什么毛泽东也不放过这些人？

乙：所以，这里还是路线斗争，是政治权力的斗争。关键在于，毛泽东认为，“解放后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这些大帽子一压下来，中小学教师，甚至一切知识分子还逃得掉吗？

甲：不过，话说回来，国家本身“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时间一长，总会滋生贪官污吏，这也是事实。

乙：不错，共产党内的腐败历来就有，早年有顾顺章、向忠发，后来有刘青山、张子善等代表人物。解放后，干部收入高些，也的确有特殊的待遇，包括困难时期的“糖豆干部”、“肉蛋干部”等(指困难时期17级和13级以上的干部有些额外的糖豆和肉蛋的供应)。但总体上，那时干部与普通工农的差异，并不到《九评》所说的苏联官僚们“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那样严重的地步。那时官场上的营私舞弊，贪污腐化，也远不及今日那么普遍和猖狂。总体而言，政府还算清廉，官员也尚俭朴。

就高级干部来说，待遇和特权彼此大致相同，毛和刘二人之间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差别。不能因此便说，刘少奇及其一伙就是“官僚阶级”或“特权阶层”，而毛泽东的一派便不是。事实上，生活上刘反倒比毛要清廉自律，他没有毛的那些风流韵事。

所以毛并不能以“官僚主义者阶级”构成打倒刘少奇的口实，更不用说有“海瑞”口碑的彭德怀了。

甲：那毛为什么要提出“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一说法呢？

乙：我想，毛泽东关于“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批示，用意只是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妖魔化，更多具有激发众怒、煽情造势的意义。然而，令他感到不妙的是，这种说法因为阵线不清，它可能又有“引火烧身”之弊，也就是我们上面说的第一个不通之处。他恐怕人们会问：“你毛泽东的政策饿死了几千万人，就不是吃人的‘官僚’啦？”所以，后来就不再见他有这一提法，而是直接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恶谥来兴师问罪，以路线和司令部来作为划分干部好坏的界线。

现在一些人抓住毛在64年的一个批示，按自己推理的需要，大作文章，完全脱离了实际情形。

甲：记得是陈伯达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语太绕嘴，就给简化为“走资派”了。那么，究竟什么又是“走资派”呢？

乙：这个“帽子”果然厉害！它可大可小，大的可以戴给刘少奇，小号的可以戴给中学校长。毛自己的准则就是，只要是不合他的“社会主义道路”模式的，或他不喜欢的人，统统可以戴上此帽子，予以打倒。这样一来，连清官“海瑞”也逃不掉了。

甲：有没有中号的帽子？

乙：大多数就是中号的。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为例，一位国务院的部长，可以算是个“当权派”了。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争论党内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问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随口就点了煤炭部长的名：“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于是文革一开始，中央文革小组的爪牙戚本禹拿了这句“金口玉言”到北京矿业学院去煽风点火，正在“大庆”蹲点的张霖之就成了煤炭工业系统的头号“走资派”，立刻被“造反派”揪回北京，连续打斗一个多月，1967年1月22日凌晨，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打死在校园里。

甲：张霖之属于钦定的“走资派”，应当算是个“典型”了，但他到底有过什么“走资派”的“劣迹”？为什么是个“十恶不赦”的贪腐“官僚”？

乙：至今无人知晓！给他定罪凭的只是毛泽东当年讲过的那一句话。(注：据文革时的揭发材料，张霖之在煤炭部的确推行过“计件工资”措施，把煤炭产量搞了上去，这是他作为“走资派”的一条“罪状”。──小鹰又及)

甲：那为什么毛泽东这么恨张霖之？

乙：其实，毛对张霖之的“业绩”或“恶行”有多少了解，或张是否与毛有什么“过节”，这并无关系。毛泽东那是跟刘少奇过不去，张霖之就成了其斗嘴的牺牲。不难想象，假如刘少奇问的是：“冶金部、煤炭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恐怕会说“怎么没有？吕东(时任冶金部长)就是！”

甲：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刘少奇说他不是“走资派”，那他一定就是了。

乙：正是这样，此乃“两个司令部斗争”之谓也。毛这般定罪法，是不是个专制的“官僚”？这和斯大林动辄指人为“人民的敌人”，便予以枪毙，又有何区别？

甲：可是杨继绳一再强调：“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是多方面的：他对等级制、官僚高高在上不满，……。他对官僚们用物质利益作为调动积极性的手段不满，……。他对官僚们欺压百姓和特权腐败不满，……。”“毛泽东看到官僚们‘私’的一面不断膨胀，他身边的大量事实也证明蜕变在发生、在加速。他怀着深深的忧虑。”^[2]

乙：“官僚，官僚，官僚，……”，“一言以蔽之”，就这样轻易地给刘少奇以及文革中所有挨斗的干部，包括彭德怀、张闻天和邓子恢，以及胡耀邦、赵紫阳和万里等在内，都戴上了“官僚”的帽子，我想，这种说法很迷惑人，也很煽情，但不合实际。我们不要根据自己的理论需要，就抽象地推理和想象，说文革是“毛泽东要发动群众清洗官僚集团。”^[2]

请结合具体谈谈，文革所打倒的那些从大到小的“走资派”代表人物：国家主席刘少奇、煤炭部长张霖之、中学校长卞仲耘，以及那些被“官僚主义者阶级”捧为“学术权威”的知识分子，如吴晗、杨献珍、邵荃麟、孙冶方，以至老舍、周谷城等，为何统统被称之为“官僚”？他们到底都有哪些可憎的“官僚贪腐”、“鱼肉百姓”之恶行？究竟与群众又有些什么不可调和的“第一重紧张关系”？非要由毛泽东发动“造反派”来打斗至死不可？难道今天还要杨继绳按照毛关于“做官当老爷”的“文艺批示”来给他们定罪吗？

甲：你这么一问，就不难看出那种美化毛泽东的说法之虚伪。他们深陷毛氏“文革思维”中不能自拔，反而努力揣摩毛的意思，说“他怀着深深的忧虑”来“反官僚特权”。而对于毛自己的问题，杨继绳却只用这样一句话就轻轻地打发了：“用对执政者个人的道德的批判来研究政治与历史，不可能穷究事情的本质。所以，我在这本书里不评价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2]

乙：多么堂皇的理由啊！但我想，不这么搪塞一下，杨继绳“文革反官僚”的文章恐怕就做不下去了。那好，我现在也不谈什么“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只想问一句，那时百姓的怨言怒气或“官民矛盾”，是针对刘派官员的“劣迹”或“修正主义”为多？还是针对毛的方针政策和他发动的各项政治运动为多？

从解放初期批判各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开始，从“反胡风”、“反右派”，到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面红旗”、“反右倾”、全国饿死几千万人，大抓“阶级斗争”，这些不得人心的事不都是老毛干的吗？但为什么到头来，文革中反倒是刘少奇因所谓“官民矛盾”而被打倒？是因为他反对过“合作化”、搞了“包产到户”、搞了“物质刺激”，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替“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者”平反翻案，又包庇了“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而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吗？这说不通啊！这还是老毛的说法耶。

甲：可是杨继绳在他的文革史《天翻地覆》第一章“简短的结论”中，却告诉我们，自1949年以来，“为了防止官僚蜕化变质和缓解官民矛盾，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发动群众揭露官僚集团的黑暗面。”

乙：这真是一个大忽悠！杨要继续“打倒刘少奇”，也不能这般不顾事实地美化颂扬毛泽东啊！谁都知道，解放后毛“一次又一次发动”的各项运动都是为了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斗争”，他的“阶级路线”不断地煽动“阶级仇恨”，制造更多的社会对立，哪里有过什么要“缓解官民矛盾”的事？毛的宣传方针只许歌颂“社会主义”的“形势大好”与“前途光明”，文艺作品不可以写矛盾，只能描写全国到处“莺歌燕舞”和“花好月圆”^[3]，又哪里有过什么要揭露“黑暗面”的事？

甲：正相反，1956年10月匈牙利事件之后，记得毛倒是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控制新闻出版怎么行？中国五十万个大队，一个大队报道一条社会黑暗面，不出一个月我们就垮台了。”(大意)

乙：这句话，初听起来似乎也有些“道理”，但其诡辩之处在于：以把事情推到一个“极端”而出现的荒谬，来“证明”另一个“极端”存在之必要。

甲：是啊！那会儿有过这么件事：1960年7月26日，湖南女工、贫农女儿刘桂阳在北京中南海北门外，双手高举纸牌抗议，上面写道：“消灭人民公社！人民公社饿死我叔叔一家六口！”和“打倒毛主席！彭德怀万岁！”刘桂阳因此被判入狱五年。刘少奇知道后批示：刘桂阳无罪，应回原单位工作，撤消判决。文革中，刘少奇被打倒之后，1969年3月16日刘桂阳又被地方军管重新收监，维持原判，并加判有期徒刑五年，直到文革后的1979年才被平反。

乙：记得大约是1964年，我也听说农村中有过这样一副春联：上、下联分别是“二三四五”及“六七八九”，横批是“社会主义好”。当时校方党领导告诫我们，这是恶毒讽刺“社会主义”缺衣(一)少食(十)，“今不如昔”，这是“阶级斗争”！但难道那不是事实吗？谁好谁坏，农民心里明白得很，毕竟横批不是“三自一包好”吧？

甲：问得好！这些“黑暗面”，毛都让“揭露”了吗？当时这些公开的抗议和讥讽，以及更多人私下的议论及腹诽，都是指向了“谁”和“什么”？难道我们现在还分辨不清楚吗？因此，我们不要抽象地、笼统地谈论“官民矛盾”，而是要具体看是什么“路线”引起什么“矛盾”？而且，我们是讨论文革的是非问题，也不要把现在的“官民矛盾”掺和进来，说什么文革那时就反了贪腐和特权。

乙：现在很多人谈到文革起因，都笼统地以“官民矛盾”为基础。但是我要问，文革前夕我国“官民矛盾”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

60年代台湾当局几度认为大陆遍布干柴，是“反攻大陆”的绝好机会，只要派人点火，民众必然“揭竿而起”，一举推翻共产党。但这并未发生。

如果说“官民矛盾”是文革的主要起因，而文教界是文革中的“重灾区”，那里的“官民矛盾”应当是很突出了。但我们那时都在大学，对那里的“官民矛盾”又有多少亲身感受？高教部最大的“走资派”蒋南翔又怎样是个“官僚”了？那会儿清华的党干师生不都是很拥戴这位蒋校长执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吗？

甲：自62年到65年，毛认为是以刘少奇为首的“修正主义分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时期，但事实上，可以说，这正是建国后“官民矛盾”最少的时期。那时就那点宽松的政策，似乎已足以让人心情舒畅，工作积极性陡长，国内经济和文化，一派“欣欣向荣”。许多家庭出身不好但成绩优秀的学生也可以入读清华，甚至保密专业。你仔细想一想，是此时的“官民矛盾”更突出呢？还是68年以后刘派彻底倒台，毛派一统天下之时？那时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五七干校”，“革命委员会”，可都是纯“毛”制品，再也没有刘少奇掣肘，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连“白卷英雄”也可以受到全国吹捧。总之，一切都非常之“革命化”，不亦乐乎？但百姓都没有怒气和怨言吗？青春荒废的一代人也都“无怨无悔”吗？恐怕正相反。这你总不能把这“矛盾”也归到刘派“官僚”的头上去吧？

乙：我们这里还没有谈文革的66年到68年，那是个变迁过程，不是稳态。就算它不能定性，但毛路线下的那两年，又搞得多少人“家破人亡”、“民不聊生”？有几个人对它满意？总之，毛、刘的路线有没有区别，各人自己应当心里有数。

甲：所以说，冤有头，债有主，我国的“官民矛盾”到底是从何而来的？这要做具体分析，对共产党、对毛和刘，不可“一概而论”，更不能“颠倒是非”！

乙：当然，我必需承认，杨继绳文章中提到“极权主义官僚体系”的问题，他讲的都对，而且“于今为烈”。但我们应当看到，毛泽东顽固地要走他那条“社会主义”道路，正是要进一步强化这个专制体制，他发动的文革从理念到方法都是错的；相反，被杨继绳称之为“官僚集团”的刘少奇等“走资派”，以及为其“摇旗呐喊”的所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他们主张“新民主主义”道路，反封建、倡民主、开展经济建设、传播西方文化，反倒是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希望。

从大局上看，难道不是这样吗？尽管他们在细节上并不像杨继绳所要求的那样完美无缺，例如，他指斥刘少奇等人在谈论罗瑞卿自杀一事时，表现得“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没有道德”^[2]，刘少奇在文革初也“贬损过梁启超、梁思成”^[1]，但因此就都成了令人憎恶的“官僚”了吗？

甲：由这个“反官僚”的前提出发，杨继绳继续推理：“造反派是毛泽东的左手，冲击官僚体制需要他们；官僚集团是毛泽东的右手，恢复秩序需要他们”，于是他就得出结论：“文革，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1], [2]}

乙：这真是一大“发现”！在他描绘的这幅图画中，似乎毛泽东是以救世主的姿态，超然地站在这三角形的顶端，好像他发动文革的用意和宗旨是好的，只是那“左右逢源”的方式方法错了，结果竟“令人扼腕”：文革因为“造反派”没有革透“官僚”们的命而失败，才招致今日官场的腐败横流！

然而，如果笼统地说，“文革就是反官僚特权”──而官僚特权正是人人痛恨的东西，尤其在今天──那就会导致基本肯定文革，并且把毛泽东划在大多数人民群众的一边，结果，他成了一位让人同情、怀念和拥护的“失败的英雄”。而一些论客也跟着把“文革”解读为“百姓怨左不怨毛，刘派反毛不反左”(秦晖)，好像毛泽东始终与百姓同在，文革“左”的不是毛泽东，竟是那些“反毛的官僚”，即刘少奇等“走资派”！──马屁居然可以这样子拍法，实在是“匪夷所思”啊！

甲：到目前为止，我们还都是限于从政治上来谈“谁才是‘官僚’？”的问题，并没有涉及“毛泽东的个人道德操守”。但即使退一步，按今天人们对贪腐官员的概念标准来看，刘少奇既没有那些全国各地为毛修建的奢侈行宫和上亿的私人存款，也没有如毛派主将康生住的那种豪华宅第和私藏珍贵的国家文物，那怎么向他问罪才好呢？

乙：是啊，如果现在有人要把刘少奇打成是“特权腐败”官僚的代表，那恐怕就要“掘地三尺”来坐实他的“形穷实富”罢？

甲：现在还有人喜欢引用毛泽东1975年谈到“走资派”的话来批刘少奇，说他们“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乙：毛说的那些批评“官僚”的话，“好房子，汽车，高薪，服务员”等，对毛自己和毛派都适用，怎么“官僚”都跑到刘派一边去了？毛派就个个清廉？此外，为了避免“穷究事情的本质”，毛也忘了提自己还有用特权霸占的“许多民女”和用特权强制发行“毛选”获得“巨额存款”，刘少奇没有。……毛这样把“走资派”和“官僚”混为一谈，这是“忘我”煽情，还是把水搅浑好忽悠人？你懂得。

甲：值得注意的是，杨继绳在他的文革史《天翻地覆》一书的第二十六章里，几乎不加任何批驳就大段列出毛在文革后期的荒谬言论，其中也包括刚才的那段话，最后他还动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给后人留下了他的看法。这些看法对中国以后的政治会发生影响，它将成为反对官僚集团的政治武器。”一副很欣赏的样子，他是要把这些毛语录作为“政治武器”传给后人啊！

乙：这些人现在说起话来还是毛腔毛调，“鹦鹉学舌”地写文章。不过他们只学了前半句，为我所用，就大骂“官僚”，而对毛后半句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是“反动”？却不置一词，对“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一事，也不作评议究竟谁是谁非？这就完全掩盖了“文革”的本质，明显地站到了毛派一边去了。

甲：所以，如果像杨继绳那样，认为毛泽东是“用民众的力量来平衡极权主义的官僚体系，就是鼓励群众造官僚的反”^[2]，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美化了毛，至少会误导今天的一些人在心理上的认同，甚至向往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

但是，我要问，如果“文革”不是一场“反官僚”运动，那它又是什么呢？究竟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么大规模的“文革”呢？

待续之二：“文革”是什么？

2016年1月初稿，2018年7月修改。

引文出处：

[1]杨继绳，《从清华大学看文革──读孙怒涛回忆录<良知的拷问>》， 2012年为孙怒涛文革回忆录《良知的拷问》所作的序。

[2]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2013年。2017年作为“导论”收入作者的《天翻地复──中国文化大革命历史》一书。

   [3]小鹰，《究竟什么是“中间人物”？》，http://www.azcolabs.com/xy_what_is_zjrw.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