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他还进一步告诫说：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他所说的，就涉及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难中的选择


　　顾维钧和汪精卫看法相近，冯友兰与侯外庐反差鲜明

　　《伐林追问》第118期，2020年7月8日首播

　　◆高伐林


　　三个星期之前，我在《伐林追问》第110期提问“赵紫阳拒绝检讨，放弃复出执政的机会，是对是错”？牵涉到两种伦理观：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责任伦理就是这个职业所要求你承担的责任、要求你遵循的规范；而“信念伦理”，就是恪守自己的信念，而不管风险、不计成败。
　　视频播出后，观众网友讨论得挺热烈，多数是赞成赵紫阳的选择有风骨、有气节，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但是，持有另一方面意见的人之多，让我不免有点吃惊。“赵紫阳如果能够复出改变中国的走向，那么个人荣辱应该放下”；“赵应该暂时认错忍辱复出，然后以图大业”；“政治家权力在手是第一位的，没了权力一切都无从说起，像邓对毛、对华的策略是对的，保住了权力才有邓以后的作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紫阳如果能重新出山，今天中国恐怕是另一个局面。”“政治家要学邓小平，可方可圆，方是根本，圆是机变，政治家要以国家前途为首要”……

　　被软禁在自己家中的赵紫阳。

　　学者中对这个问题，也是两派意见都有。
　　有一位我很尊敬的退休学者兼官员朋友，给我写来微信，很婉转地反驳我：
　　“责任伦理”似乎很难被接受。当年只要我爹认个错，服个软，立即官复原职。但他不检查，始终没在右派结论上签字。如果他服了软就没有流放生活，也就没有那些用血泪写成的诗篇。在他诗集出版发行座谈会上，王学泰老先生说，官场顺遂可能多造就一个官，多了几首老干体诗，而少了一个直追老杜的旷世诗人。李锐、邵燕祥、钱理群、王康也深表认同。

　　中共掀起反右运动，摧残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的事业和信念。

　　我领悟到，这位退休学者兼官员误解了我所说的“责任伦理”，于是立即回覆：
　　谢谢您讲述令尊的选择，凡是有信念追求和人格坚持的人，都会支持您父亲的选择。我无疑也是如此。
　　我在节目中说的，并不是“现实功利还是价值信念”这样的选择，而是“责任伦理还是信念伦理”这样的两难。所谓“责任伦理”，并不是官位、级别之类考虑，而是与职务伴随而来的贯串责任的伦理规范。
　　我打个比方，您就明白了：如果令尊在任职期间遇到反右，这时正有一项极端有害国计民生的大工程，他在任上，就有权喊停、就能尽到自己的职责阻止其上马；他若被打倒，这项工程无人阻止，就可能生米煮成熟饭，千秋贻害。那么，他是应该坚守信念伦理，顶着反右炮火，拒绝认错，不惜被整下台，在厄难中淬炼成一位诗人；还是应该牢记自己的职责，在反右压力下违心检讨，蒙混过关，保住权力（往往还可能冒着被一些人视作“变节”的误解和非议），从而为国为民避免一场大灾难呢？
　　（上述经过，我曾在《赵紫阳拒绝检讨，放弃复出执政的机会，是对是错？》最后面的“老高补识”中讲过。这里就删略了。老高2023年6月2日注）
　　作为人，应该遵循信念伦理；从事任何职业，又都应该遵守责任伦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者有内在的联系，并不是互不兼容的，你担负的职责，不应该与你信仰的价值观念相抵触、相违背。然而，这两者有时会发生冲突，如何选择，并不是那么是非分明、可以一目了然地判定是非的。可以说，我们每个人都曾经面临过这种两难，需要我们权衡并作出选择。
　　我希望能找到这种两难选择时可以遵循的一般原则，请教过不少人。

　　汪精卫可算中国近代史上挨骂最多的人。

　　这里我想举出一个国人皆曰可杀、姓名前永远以“汉奸”为前缀的人：汪精卫。最近何频与香港的陶杰先生做节目，讲了好多期汪精卫，很多朋友看过听过他们的节目。陶杰先生绝大部分看法我都非常同意，他对汪讲了公道话，分析了历史的复杂性。
　　十几年前因为某种机缘，我与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和女婿何孟恒、以及他的外孙女夫妇，多次长谈；我初次见他们，汪精卫的大女婿已经年近九十了。但是头脑、记忆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远超同龄人。那几年我也看了很多关于汪精卫问题的资料，请教一些学者专家。

　　汪精卫的大女儿汪文惺（左）和女婿何孟恒。（高伐林摄）

　　汪精卫为什么搞和平运动，1940年在南京成立汪精卫版本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是非功罪，说来话长，请大家多看陶杰先生的精彩分析。这里我只想简单地说，从我获知的资料，我认为，人们通常指斥汪精卫的三个动机，都缺乏证据支撑：第一他不是贪生怕死，第二他不是争权夺利，第三他不是卖国求荣。
　　我就不展开这三条了，只说一点与我今天话题有关的。汪精卫年轻时从东京秘密回到北京，刺杀满清摄政王，奋不顾身、义无反顾，他在被满清政权抓住关到牢里时写的《被逮口占》四首，其第三首充满大无畏精神，最为脍炙人口：“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但是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的紧要关头，我们看不到他早年那种破釜沉舟的胆魄和视死如归的决心呢？
　　汪精卫本人没有解答为什么自己的青年和壮年有这种落差，为什么四分之一世纪前后态度有这种变化。但他的女婿女儿转述了变化的缘由，那就是：身份转换了！

　　汪精卫。这张照片是其长女汪文惺1938年2月26日拍摄，汪精卫题字留存。

　　作为普通国民、作为个人，没有职务，也就没有职务所带来的责任，“无官一身轻”，不可能遇到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这样的矛盾，可以一心一意地践行自己的信念伦理，可以下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强敌当前，尽可跟满清、跟日寇对手同归于尽，像俗话所说：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就赚了。但是身为国家领导人之一，不是普通人了，你有了职务所代表的重权，也就有了与之相伴随的重责，不能去逞“匹夫之勇”，更不能带领民众都去逞“匹夫之勇”——你若把民族的元气、民族的资源、民族的生存空间都拼光了，你就带着民族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你就是千古罪人！
　　著名的民国外交家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说过这样的话：
　　在外交上不能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原则，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
　　他还告诫说：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应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否则，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

　　　　中国著名外交家顾维钧。

　　我体会，顾维钧说的，就是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两难中的选择，他强调的是责任伦理。你作为代表国家的领导人或者外交家，在与对方交涉时，如果只想着自己实践信念伦理，不在乎谈判是否能够获得成功，我们能认为这种选择正确吗？汪精卫的后人所转述的也是这个意思：普通平民的个人选择，与领导人关于国家的选择，两者有重大差别。我们不能把对普通人的道德伦理的要求，简单地套用来要求担负重大责任的领导人。
　　这里我要再强调一遍，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道义与利益之争。关于道义与利益之争，中外先贤已经有了无数言传身教的表率；我们讨论的，是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发生矛盾，该怎么取舍。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为公还是为私，并不容易分辨。有些人，内心里盘算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力名位、高官厚禄，但对外却宣称自己是为了捍卫社稷江山、挽救民众危亡——必定用这些东西来包装。实践责任伦理有真有假，实践信念伦理也有真有假，是真正以身殉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还是为了个人沽名钓誉，展现大义凛然？有时也不那么容易分得清楚，需要细心地辨析，也需要时间来淘洗、检验。我们作为观察者，既不能轻信忽悠，一听表白就热泪盈眶；也不能跳到另一个极端，一言以蔽之认定都是骗子。
　　最近华人老学者郭罗基先生在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新书《“梁效”顾问冯友兰》，其中不少章节很能发人深思。郭罗基先生的经历、成就和这本书的内容，我今天就不多讲了，以后我会专门讲。这里单说他写到的冯友兰。冯友兰与侯外庐两人正好做一个对比。

　　　　郭罗基《“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

　　冯友兰这个名字，寓含“与兰为友”之意，古人说：兰，香草也，在中国文化中不只是一种好看又芬芳的植物，赋予了它高洁风骨的象征意味。冯友兰这个名字，我相信是寄托了亲人和他自己的关于价值观念的期许。
　　侯外庐这个名字，也有来历。他原名兆麟，又名玉枢，自号外庐，是将苏东坡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反其意而用之。

　　侯外庐的全家福。摄于1954年。

　　冯友兰是河南人，诞生于1895年，是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逝世于1990年，享寿95岁。侯外庐是山西平遥人，比冯小八岁，诞生于1903年，逝世于1987年，享寿84岁。他就读于巴黎大学。这两位，都是中国现当代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泰斗级大师：
　　冯友兰曾自拟对联“三史释古今，六书纪贞元”，总结自己得意之作。三史是《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等三套中国哲学史著作；六书是“贞元六书”即《新理学》、《新世训》、《新事论》等六本自成体系的哲学著作。
　　《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完成于三十年代，是第一套以西方哲学概念完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许多概念已成为定论，称得上是中国哲学史的奠基之作。《中国哲学简史》是由1948年在美国宾州大学讲学时编写的英文教材。此书译为十多国语言，销售数百万册。是西方大学中国哲学史课程必用的教科书，也是西方了解中国哲学的最佳入门途径。《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是冯友兰用最后的生命写成的哲学巨著。
　　冯友兰研究范围限于哲学史，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思想史著述；侯外庐著有《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中国思想史纲》等。《中国思想通史》是第一部中国思想通史著作，也是中国思想史学科的奠基之作，综合论述了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五卷六册，洋洋260万言，它的撰写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成于60年代初。

　　侯外庐著作之一：《中国思想通史》。

　　这两人，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领域的奠基者，但学术和人生轨迹差异极大，在基本学术观点上，冯友兰的“变”与侯外庐的“不变”，形成极鲜明的对照。冯友兰的学术观点和价值倾向多次进行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总在像陶渊明所说的“觉今是而昨非”。

　　中国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

　　1949年之后他在土改、文革等政治运动中都有迎合当局的言论，尤其是在文革后期，1974年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的所作所为更受到后人的广泛批评：竟然给“梁效”当顾问。“梁效”是什么？是“两校”的谐音，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校写作组所写文章，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刊登时专用的笔名。“梁效”是毛泽东和“四人帮”臭名昭著的御用喉舌，在文革后期两年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冯友兰居然去给“梁效”当顾问，人们口诛笔伐，认为他大节有亏，甚至是丢弃操守，苟且偷生。

　　“梁效”随“四人帮”垮台后，内部运作逐步曝光。

　　侯外庐则正好是鲜明的对照。他一生任凭风云变幻、潮起潮落，总是坚持己见，从不屈从。他以信仰为生命，并以之自励。侯外庐晚年曾说：他在史学领域跋涉近50年，最感庆幸的，莫过于一生没有为了“需要”而拔高或贬抑历史人物。文革初期，侯外庐在一次批斗中突患脑血栓，卧榻不起，生存环境异常险峻。1972年，在文革极左思潮笼罩下，侯外庐抱病编辑成《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书中对他曾受到猛烈批判的“封建土地国有论”原文照录，一字不改，不作半句检讨；1974年批林批孔期间，有人来暗示侯外庐：“你出来表个态，你的日子就全变了。”可他一言不发，不予理睬。
　　有学者概括侯外庐的学术时说：“在已经过去的20世纪，他的学术思想在大部分的时间里被人们视为不合时宜。……然而，正是这‘不合时宜’，凸显了执著追求真理的学术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西北大学校园内侯外庐雕像。

　　两人不同的人生态度摆在那里，应该褒谁贬谁，相信谁都不会含糊吧？
　　但是知道了接下来发生的事，评价起来就有点棘手了：冯友兰文革中因为“紧跟”而躲过一劫，活到高龄，在生命最后几年里，以惊人意志写完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册，在生命最后11年，他眼睛近乎全瞎，耳朵近乎全聋，每年住院数次，但他口述，弟子笔录，赶在辞世之前，完成这部哲学巨著——周质平教授评价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当道迫害的最后反击，也是一种永恒的抗议。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分为七册出版。

　　而侯外庐呢，则因其刚烈而惹祸，被迫害致残，他曾计划撰写约百万字的《中国思想通史补编》和一部更为完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终因身体被摧垮而力不从心，未能完成。
　　“士可杀不可辱”与“忍辱负重”这两种选择，由来已久。太史公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少卿书》长信中，对他因言获罪后何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做了阐释：他要写出一部“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历史巨著，“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才正确，要具体分析，也不容易得出结论，司马迁就估计到，这个问题对一般人而言未必能理解，“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但是从这个角度想一想，对历史上政治、文化、学术等等各种人物在复杂情况下作出的选择，可能会有更多角度的判断、更深一层的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