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泉

八二年夏天，女朋友毕业来北京探亲。本来应由人事部门安排招待所，管人事的是个京油子，为省事嬉皮笑脸地说：“早就生米煮成熟饭了，还住什么招待所？” 就给我们开了结婚介绍信，当时法定结婚年龄是21岁，女友刚20，他硬给多写一岁，说就算他写错了。几包糖，一盘水果，就在单身宿舍走了过场。

娇妻的专业那一届正好没有进京的名额，这就造成了两地分居大麻烦。

九月她回武汉上班，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十月在西安秦皇陵会后，𤠣急转道去武汉的荆楚文化会。不管大会小会，头头都知道主要是与新婚太太相会，睁只眼闭只眼。

由于时间卡得太紧，到火车站时离开车只有几分钟，检票小门关了。我从大门缝里看到西安—武汉的列车，好像新媳妇就要飞了。

对着里面大喊两声开门，没人理，我跨着行李箱在候车大厅，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大木头门，然后起跳….我的三级跳成绩13米，身体加速度加行李箱，老旧的大木门轰然倒下，全候车室的人都吓呆。

我冲向天桥，火车已经启动，当时甚至有从天桥跳上火车的念头。

保安怯怯地把我拦住，我身着报社给的黑西装，打着领带，理直气壮要见站长。

此时我已经清醒过来，知道犯了错，有点心虚。面对站长，好像打德州扑克，牌没有等来，只剩下诈唬了。

“你们提前关门，耽误了我的行程怎么办”，看准了一般的地方官对“上面来的人”，唯唯诺诺是常态。

果然站长对我上下一打量，又看了看记者证，啥也不说，马上查看下一班到武汉的火车，还要有卧铺的。破大门的事，一字不提。

看看我这张只显二十岁的娃娃脸，站长内心里一定愤愤不平，只是言行已经被势利磨平。

第一张照片上的大门是对外的，对铁路那边的门一模一样，只是中间开个小门检票。

调回武汉其实很容易，我哪里舍得离开？报社不坐班，早上睡够了，晃晃悠悠进办公室，经常快十一点了。办公桌上一摞报纸信件来稿快速一扫，主要照顾关系户，然后去食堂吃饭。

食堂每天有面食、米饭、多款抄菜加酒水供应。厨师都有烹调学校文凭。有些半成品专门为你往家里带。我离开以后更是送歺到办公室。还每年派车到产地去拉蔬菜水果，汽油和司机都由国家负担。

报社年轻人多，边吃边聊天天都像party，吃完饭到楼上会议厅打台球。经常打到下午两三点，说是信息交流。

随着负责的范围越来越宽，饭局都排不过来。

到底回不回武汉？还有更大的困惑，身边有美女隔得很近，这是后面的题目。

80年代初，人们普遍对未来充满期待，也是胡耀邦权力巅峰，他搞完所有的冤假错案平反，大得人心，意气风发想做蒋经国第二，从根子上改变这个杀人机器、独裁政治。

几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他有意提问：“我党体内最毒的东西是什么？资产阶级？”下面竟然没人回答，他也不说，让这个提问传达下去。一共三次。几个月之后，他自问自答：是封建主义，皇帝太监那一套。

至于后面的话：必须搞政治改革，他还没敢说，想一步步来。

对中共体制，老毛甘之若怡、只爱不恨，老邓又爱又恨，老胡则对体制的受害者始终有颗同情心，这颗心我党几十年毒汁都没能渗透进去，可谓百年中共第一奇人。他下台后，若没有心梗，甚至有机会跑来美国，会毫不犹豫做个陈破空。

大学上历史课我就发现，公元前开始，从土耳其到西班牙，人们聚会的地方都是浴池、剧场，人类本该拥有的文艺生活和文明共享。看看这些剧场的规模，这才是人类的灿烂和骄傲。

而同时同刻在遥远的东方，我们中国人也在聚会，正在为秦始皇挖坟、修长城。残酷奴役，此后从未间断。

听完胡耀邦讲话，我全身细胞都被调动起来。

百年痛、千年恨！

看老子给“文明古国”泼大粪。

正好在自留地历史专栏，自写自编、连续发文，把封建臭酱缸骂个狗血淋头。有总书记讲话在先，总编辑一路放行。得人心、得好评、被转载。

阴错阳差，报社管人事的党组书记兼副社长王翠每篇都喜欢，说我写出了有冲击力的新《九评》，以后是写社论人选。

其间报社对新三届77，78，79级几十个大学生，搞了一次自选题时事杂文比赛，我有幸第一，王老太加强了对我的信任。

她家远，不是每天回去，下班后常常和我在食堂吃饭聊天。她说她注意到不久前的党十三大，中组部的副部长都不是中央委员，而中组部新成立的青干局局长李锐，却做了中委，可见选拔第三梯队已经刻不容缓。

总之，她有了培养我的想法，郑重地告诉我，不要回武汉，“我帮你把小爱人调进来。”

她让老资格的官太太，人事处李处长东跑西颠想办法，让团中央组织部想办法，有些沸沸扬扬。

王老太是大学生延安干部。老公也是个老部长，夫妻俩都尝过党的残酷。当时的北京户口非常难办，司局级的配偶都要排队，小编辑根本提不上讨论日程。老太找她的私人朋友，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周杰。二话不说，周杰直接为中办档案局立一个进京名额，还答应进京后，找别的更满意的工作也是自便。

整个过程我与周杰未见一面，连一根烟都没有送过。

我心里清楚，王老太痛恨专制，甚至想把我运筹成中组部青干局备案人选。

二十八岁，我被提拔为星期刊文化生活部副主任，部门有二十多人，除了关系户都是名牌大学毕业，我分管电影电视文艺娱乐，在北京做了个小太监。

所谓分管就是有签字发稿权，文化方面的报道、评论，我签字就可以排版见报，印刷前总编辑过目就开印了。哪个电视剧电影演出质量高，当时都没有评选机构，报纸越大，话语权也就越大。

我们搞个神州歌坛十二星大型评选演出，号称读者来信作选票，虽然来信一麻袋一麻袋，根本没有一个认真的统计程序，在中国谁把老百姓的声音当回事？入选者拍板完全由我们的印象和关系，很自然就演化成拍马屁成风。演员无论观众多么喜欢，用不着中宣部说话，各官媒文艺部主任就有权封杀。比如陈佩斯，出名后一封20多年。

党文化不给力，港台歌大流行，被《中顾委》老家伙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耀邦有压力。国内作曲家写一首歌只有十元人民币稿费。总书记就让我们部门搞个活动，重奖好的作曲家，比如《在希望的田野上》，避免港台歌全面占领大陆。

我们遵旨搞了个《中国十大作曲家作品新作展》颁奖大型演出，以行政手段对抗海外影响。奖金奖品从哪里来？当然是赞助，一搞赞助就有很多油水，报社仅挂名，找个想捞油水的赋闲文联操作。

至于谁是中国十大作曲家？根本没有一个民选的机制。我是具体办事的筹备组副主任，到施光南家象征性的征求了一下意见，他怕圈内麻烦不表态，筹备组把十个人内定下来，开始筹备演唱会。中央电视台必须全程转播，中国广播台必须出录音带。赞助款也不用经过正规审计，随便怎么花，有发票就行。

半年多办完这台戏，团中央的头头找我谈话，说总书记想在中央电视台新设一个青年部，在电视台开个口子，多推一些开放思想的活动。青年部由团中央负责组建，头头他自己去做主任，希望我去做副主任，级别也升了，副司局级。

我当然动心，嘴上没有马上答应，有些恋恋不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以为部门主任的位置很快就是我的。

紧接着中央左派反自由化，胡总失势，中央电视台青年部无疾而终。这还不算，福星过后来剋星，而且是两个。

（十三）特务遭遇双面间谍

（十二）北京做记者兼职党的特务

（十一）大学入党 领教这个私利集团

（十）女子不才便是德 男人不才便是胆

（九）武大校长之死看毛腊肉有多阴险

（八）老干部姐夫痴情仗义  桃花运序幕拉开

（七） 爱我的人我不爱  我爱的人不爱我

（六）目睹青梅竹马美人毁灭.

（五）抗拒上山下乡 用搓衣板自残

（四）16岁离家闯荡上海苏杭

（三）“死于非命”是我少年时代的期盼

（二） 民国到“解放”，祖宗全栽光

（一）家族兴衰 何须三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