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1987年年初胡耀邦被整下台，得知赵紫阳并没有出手相救，很自然地就会问：他不懂“唇亡齿寒”的古训吗？他不懂两人可以唇齿相依，剩一人就孤掌难鸣吗？他不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寓言的警告吗？赵紫阳这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不懂？！


　　胡耀邦下台后，孤掌难鸣的赵紫阳打赢改革保卫战

　　《伐林追问》第108期，2020年6月10日首播

　　◆高伐林


　　很多人，包括我在内，回顾1987年年初胡耀邦被整下台，又得知赵紫阳并没有出手相救，很自然地就会问：他不懂“唇亡齿寒”的古训吗？他不懂两人可以唇齿相依，剩一人就孤掌难鸣吗？他不懂“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个寓言的警告吗？
　　赵紫阳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不懂。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1986年年末学潮趋于平息之际，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薄一波等七人到邓小平家反映学潮多么严重。邓小平通知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12月30日到他家谈话，斥责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胡耀邦决心将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1987年1月2日以《向小平同志交心》为题，写信给邓小平，毅然辞职下台，保护干部。

　　　　十二届政治局六名常委。

　　1987年1月4日，邓小平召集赵紫阳等人再到家中开会，决定罢黜胡耀邦。这次开会称作“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但十二大选出的六名常委，只有三人出席：胡耀邦未被通知到会，叶剑英已去世，李先念在上海——邓给李先念打电话，李答：“你们在北京定吧，耀邦可是个‘阳人’啊！”意即胡耀邦不搞阴谋。邓指定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胡启立五人召集一次“民主生活会”，由薄一波主持。
　　1987年1月10日至15日，“民主生活会”开了五个半天。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没参加。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习仲勋事先不知道，一进会场见到这个阵势，就发了脾气，质问“这样重要的会为什么事先不告知”！十七名中顾委老人列席会议。扮演落井下石打手的，是四个人：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胡耀邦两位老朋友——中顾委常委余秋里、王鹤寿，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

　　赵紫阳与胡耀邦

　　这个会是针对胡耀邦的批判会，也是表态会，过关会。赵紫阳有个发言，大体内容如下：
　　耀邦为人宽厚，吵架不记仇，好共事。但也有缺点，喜欢标新立异，喜欢一鸣惊人，不受组织约束，现在老人还在你就这样，将来气候变了，你的权威更高了可能成为大问题。
　　我过去也想过，虽然我们现在合作得很好，将来到了这种情况能否合作得好，就很难说了。刘宾雁、王若望这些人那么狂妄，你胡耀邦为什么对这些人这么宽容，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另有一种可能，是你要在国内、国外维持开明的形象。
　　他的发言中还提到1984年给邓小平陈云写过一封信，希望在他们健在的时候，认真帮助解决党中央一级的民主集中制问题。
　　这个发言，被胡家、胡系都看得很重。原共青团系统干部、胡耀邦部下，对赵紫阳的责难持续至今。赵紫阳后来对新华社资深记者、历史学家杨继绳辩解说：“我没有批评胡耀邦反自由化不力……学潮问题我不会批评耀邦。”
　　“反自由化不力”是邓最生胡耀邦的气的，赵紫阳的意思是，我已经尽量挑轻的说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也说：“赵紫阳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说胡耀邦根本立场有问题，只是说你工作作风有问题，这叫什么？这是党内挨过斗或者斗过别人的人都知道的避重就轻之举，小骂大帮忙……”

　　　　晚年邓力群

　　邓力群在现场观察，也看到了这一点，做了阴暗的解读，认为赵的发言“很用了一点心机”“话说得很巧妙”。
　　1月16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胡耀邦辞职，并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这似乎坐实了外界的推断：赵紫阳参与倒胡，是要取而代之，自己当总书记，从动机到结果就都说得通了。赵紫阳本人看到了这个逻辑，他对杨继绳说：对我和胡耀邦关系的传言有三个原因：一是不了解胡为什么下台；二是我俩在经济问题上确有分歧，三是胡下台是我接他的职务。赵紫阳剖白说：“我确实不愿当总书记。我愿意在总理岗位上把经济改革搞下去。但是，当时让我代理总书记我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在那种形势下，只有我能代。我代的效果可能要好一些。如果耀邦下台以后排山倒海地反自由化，就了不得。”

　　中共十三大后选出的政治局常委。左起：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

　　人们不知道的是，在1月4日邓家这个秘密会上，胡启立不赞成用民主生活会对待胡耀邦，认为震动太大，应该程序化。他主张耀邦告病请假，由赵紫阳代理过渡到十三大，而赵紫阳响应这个建议，说“启立同志的讲话是有道理的”，但被邓陈王老人们喝斥否决，他们要立即把胡耀邦轰下台。薄一波不由分说：“这事已经定了！不要再讨论了，政治局代表中央，交中央表决。”
　　卢跃刚在《赵紫阳传》中说：埋怨赵紫阳没有对胡耀邦出手相救的说法，是对赵对胡本人，对事态发展的背景、对八十年代改革进程和中国政治生态不够了解之故，高估了赵在当时高层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此前，当胡乔木、邓力群、王震恶整胡耀邦所信任的胡绩伟、王若水、李洪林、孙长江之际，胡耀邦处在党内名义上一把手的地位，不同样是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这支思想理论和新闻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吗？
　　我认为，平心而论，赵紫阳对救胡耀邦是无力回天的。他说“那时不可能为胡讲话，讲也没有用，早就定下来了”；这是实情，在这一点上不能苛求他。他只能尽力控制、尽力减弱胡耀邦下台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冲击、损害。就这一方面看，赵紫阳的行动可圈可点。当胡乔木、邓力群指挥的反改革逆流铺天盖地而来，赵紫阳真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赵紫阳在十三大报告征集修改意见报告上的批示。

　　胡耀邦下台事件如同过去党内斗争一样，极可能扯起葫芦带起瓢，株连一大串人。邓小平拿下胡耀邦，其他老人则紧紧盯着胡耀邦所谓“青红帮”，也就是所谓提携、重用共青团派的组织路线。
　　赵紫阳接受杨继绳采访时说：“我代总书记，首要任务是少伤一些人，把运动控制住，把反自由化调整到改革开放。那个时期我多次讲过不当总书记。现在我想，让别人搞就没有十三大这个结果，肯定不如我。”他在《改革历程》回忆录中说，彭真、薄一波等老人对批胡在干部问题上所谓小圈子即“团派”问题很有兴趣，提出要在会上批评胡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不好，后果会很严重，会搞得人人不安，又是以人划线，我提出这个意见后，大家表示同意，不提“团派”，不提干部圈子问题。
　　左派老人盯住了胡启立。胡启立不同意违背党章规定，开民主生活会处理胡耀邦，薄一波三次找胡启立谈话警告：“生活会上必须表态，不表态就意味着‘团派’成立，不划清界限，可能株连一部分人。”中央书记处书记王兆国也面临胡启立同样的问题。其实他们两人都是邓小平看上、下令提拔到中央工作的，与胡耀邦无关；但是老人不这么看，认定他们都是“团派”。胡耀邦很敏感，在个别谈话时对胡启立说：“你怎么这么糊涂，要过去这一关！你先保住自己，不要顾我了，别打成反党集团！”

　　晚年胡启立。

　　事实上，没有赵紫阳的保护，胡启立不可能平安无事。赵紫阳对邓说：没有团派；共青团就是党培养干部的地方；耀邦离开后，需要一个管意识形态的助手。他回忆，“耀邦下去了，常委会不能开，搞了个五人小组，启立是一个，是我提的，老同志不赞成，小平同意了。耀邦下来后，启立受到很大牵连，他参加五人小组，做了十三大常委，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
　　胡耀邦时期重要人物还有个中办主任温家宝，从某种角度来说，大内总管的位子比胡启立还重要，核心机密和身家性命都在中办主任手里，通常总书记换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第一个要换的就是中办主任，要先换成自己人。1987年3月2日，邓小平专门找赵谈人事问题，提出要拿掉温家宝。赵紫阳不同意，说“为什么不改一改总书记下就非要换中办主任的规矩呢”？温就留下了。

　　1989年2月26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赵紫阳（右）会见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老布什。

　　赵紫阳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他新上任代理总书记，在1987年春节团拜会上说：
　　“三中全会以来规定，今后不搞运动。但过去人们搞运动搞惯了，一说要反什么，还是搞运动那一套。现在我们反自由化，为了避免用过去那套搞运动的办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一开始，就要把可能发生的一些偏差，主要是左的偏差先提出，加以防止，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什么政策、界限一概都不讲，只讲大胆放手、坚决、一个劲地反。结果呢，一开始就出偏差，搞扩大化，结果又不得不纠偏。”
　　出于这种考虑，赵紫阳主持制订《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即四号文件，详细规定了方式、界限、政策、范围。春节团拜会上还说了四个不变：全面改革不变，对外开放不变，对内搞活不变，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也不变。
　　当时图谋总书记职位的另有其人。批胡生活会上，最令人瞩目的就是邓力群。五个半天的生活会，他就讲了两个半天。当然他有后台——陈云称赞他是党内知识分子优秀的代表，李先念也说“邓力群是个好同志，还要很好地发挥他的作用”。他们对这个四号文件极不满意，认为是划框框定调子，要限制他们大斗一番、动很多人的手脚。

　　赵紫阳与鲍彤（左）。摄于1986年。

　　赵紫阳不能全部硬顶，只能讨价还价。作为妥协，拿下了中组部长尉健行、中宣部长朱厚泽，公安部长阮崇武——阮崇武就是阮铭先生的妻弟。其他文化部长王蒙被认为自由化、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被认为是团派、山东省委书记梁步庭被认为是“胡耀邦的人”……对这些人，左派保守派跃跃欲试都要动，都被赵否决，保下来了。动了的那几个人，也随后起用。
　　中纪委对处理自由化的事很积极，邓力群便与他们结合在一起，邓力群的班子主要是书记处研究室，他们搜集材料，把谁在什么时候讲了什么话摘录出来，作为错误言论，开出名单，报中纪委提出处理意见上报书记处。他们当时准备一批批地开名单，一批批地上报。不难想象，这样下去不知要整垮多少人！
　　胡乔木邓力群第一次提交政治局讨论的名单中，有于光远。赵紫阳建议采取由中顾委开生活会批评的方式解决，不做组织处理；1987年3月2日，邓小平问对张光年怎么处理，张光年就是《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作者光未然，当时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赵紫阳说：对张光年也按于光远方式处理为好。除了被邓小平重重地点了名要开除党籍的人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之外，其他的人就保了不少。

　　1988年赵紫阳在北京国际高尔夫球场友谊赛上。

　　邓力群左派保守派掌握意识形态部门，极其凶悍。突破“四号文件”的代表性事件就是“涿州会议”。我当时在北京一个文艺单位从事专业创作，记得有一位很活跃的中年作家找我，眉飞色舞对我讲述涿州会议如何令人振奋。这位作家很年轻时就被打成“右派”，文革中更是吃尽苦头，但他思想非常左，与丁玲等人类似，他与丁玲也很投契。他越讲，我的心越发凉。“涿州会议”是个什么会议呢？1987年4月6日到12日，在王忍之当部长的中宣部直接支持下，《红旗》杂志文艺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理论与批判》三家在河北涿州举行组稿会，120人参加，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红旗》总编辑熊复、文化部副部长刘白羽等左派大佬参加，成立了一系列大批判组，分人分专题，撰写反自由化的文章，打算系列推出。会上这些老左派纷纷发言，向胡耀邦主政时期的文艺界思想界反攻倒算，要掀起反自由化高潮。
　　左派提出很多观点，最突出的一个，就是新任中宣部长王忍之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说，这次反自由化，就是继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二次拨乱反正”。赵紫阳专门把王忍之找来，质问：这话是不是邓力群让你讲的？王不肯透露，只承认自己是考虑不周。事后证实，这话确实就是邓力群讲的。

　　离北京王府井不远的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曾被软禁在此达15年之久，这也曾是胡耀邦寓所。

　　保守左派闹得乌烟瘴气，表演得比较充分了，赵紫阳决定全面反击。要反击，如果没有反自由化的始作俑者邓小平点头，也不可能。赵紫阳在涿州会议之后拿到了会议上许多人发言的材料，4月28日，与邓小平做了一次长谈。当然要说一通反自由化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自由化言论占领舆论阵地的情况已经扭转云云，重点是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有人以左来反对改革开放，这种气氛与打算把十三大开成改革开放大会的要求极不协调，必须要着重宣传改革开放。这番话得到邓小平首肯，邓也感到一些人反自由化要“第二次拨乱反正”，矛头是指向改革开放，指向他本人。他要赵紫阳好好准备，讲一次话。
　　1987年5月13日，赵紫阳在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上做了重磅讲话，第二天北京各大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邓力群推波助澜的反自由化炮战，顿时哑了火。
　　这只是改革派的防守反击，还得进攻。赵紫阳认为，要为十三大创造一个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必须解决主管宣传理论工作部门与中央唱对台戏、打横炮的问题。这只有从解决人事上入手。鲍彤的秘书吴伟后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写了系列文章讲述改革开放的艰辛历程，回顾这一段时，他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赵紫阳做了三件事：

　　1987年赵紫阳视察。右一为时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成员、鲍彤的秘书吴伟。

　　第一，掀翻邓力群的意识形态总管的地位，由胡启立接管。
　　赵紫阳向邓小平建议，对邓力群明升暗降，十三大安排进政治局，给他一个发表见解的地方，但不进书记处，不再主管思想战线。也巧，这件事正酝酿，李锐给赵紫阳写了一封信，反映邓力群在延安整风时，趁李锐被隔离审查，和李锐的妻子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还附上了当年杨尚昆主持党小组会批评邓力群时的原始记录。赵紫阳把这封信转给了邓小平。几件事凑到一起，邓小平同意了胡启立取代邓力群。
　　第二，撤消邓力群当主任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
　　这个研究室是邓力群控制的左派笔秆子大本营，聚集了一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秀才。动这个研究室是一年多前胡耀邦没做成的事，赵紫阳这次做成了，算是釜底抽薪，使邓力群彻底失去控制思想理论界的组织基础。对此邓小平表示支持。
　　第三，撤销《红旗》杂志。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同样是左派势力的大本营。赵紫阳向邓小平提出了撤销《红旗》杂志的建议，邓表示支持。由中央党校另外创办一个党内理论刊物《求是》。
　　中共十三大前党内这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博弈，从十三大最终开成改革开放的大会、政治体制改革终于提上全党日程这个结果看，是赵紫阳取得了上风。他胜就胜在了他掌握了邓小平“两个基本点”的精髓。

　　吴国光教授曾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任职。（高伐林摄）

　　吴国光教授讲述了一段往事，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高层博弈的思路。吴国光曾在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任职，1997年他写了《赵紫阳和中国政治改革》一书回忆，1987年5月28日，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第七次会议，讨论民主选举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赵提出民主化未来的目标是“过渡到县长直接选举”。讨论什么是民主时，薄一波强调“专政”和“党的领导”问题。薄说：搞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的三权鼎立不同，这在理论和实践中怎么表现？共产党的领导怎么协调进去？他说：专政算不算民主？赵紫阳说：专政是民主的保障，但不是民主。邓力群则说：多数人的专政就是民主。

　　卢跃刚著三卷本《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

　　卢跃刚评论说，这一来一回的对话很有趣。薄一波最关心政治改革中的党的领导和如何行使专政权力，也就是一党专政权力；赵紫阳用“专政”，却赋予“专政”新的含义，而且潜台词是，“专政”等同于法治，是手段不是目标，民主才是目标。邓力群则赤裸裸，“专政”就是“民主”，虽然“专政”前面加了一个“多数人”。
　　这种说法，其实我们这代人耳熟能详。谈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工农大众专政，都是这个多数人专政，邓力群解释，这就是民主。
　　赵紫阳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得很。他要结束“假得很”的问题，于是在十三大上小试牛刀，搞了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的差额选举。一下子就把迷信专政的邓力群的中央委员和中顾委常委先后给差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