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悲鸣

李特在红四方面军是黄超的上级；提及他俩时应称“李特黄超”，但更多的时候称“黄超李特”。因为这样更和平仄，比较顺口。

1936年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分兵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进。陈昌浩任西路军的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总指挥，李特任总参谋长。李特在西路军坐第三把交椅。

陈昌浩（1906年8月- 1967年7月30日）1926年入团；第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冬回国转为中共党员。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 1990年9月21日）1927年3月入党。

李特（1902年- 1938年）安徽人，原名徐克勋，1924年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入党；1936年11月任西路军总参谋长。

黄超（1906年- 1938年）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并入党，在中共上海杨树浦支部过组织生活；1936年11月编入西路军，仍任红五军政委。

以党龄论，黄超李特都是25年入党的。徐向前27年；陈昌浩30年。

西路军失败。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作出决定，主席陈昌浩和总指挥徐向前回延安。余部由西路军总参谋长李特主持，原一方面军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当时已死）政委李卓然副之。（不记白门楼吕布与曹操言：“公为大将，布副之，天下不难定也”？）李卓然1922年在中共旅欧支部入党，资格极老。

陈云（1905年6月13日- 1995年4月10日）1925年参加五卅运动；同年入党。1935年遵义会议后被派往苏联向“国际”汇报；1937年4月回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5月赴新疆、甘肃交界的星星峡地区，接应西路军残部四百余人进入迪化；11月回到延安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滕代远：（1904年11月2日- 1974年12月1日）1924年入党，1934年9月赴苏联，出席了1935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1937年春回到新疆；与陈云共同接应西路军残部；12月到达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王明：（1904年5月23日—1974年3月27日）1925年入党；1937年11月14日，王明一行由苏联乘飞机回国，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和兰州，于11月29日到达延安；1937年12月9日至14日，参加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作长篇报告《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

邓发（1906年3月7日- 1946年4月8日），原名邓元钊，广东人，1925年入党；1934—1935年参加长征，任中央军委纵队政委；1936年6月被派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1937年9月回国到新疆；同年11月、12月，当陈云、滕代远相继被调回延安后，已经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增补为政治局委员的邓发（化名方林）次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中共驻新疆第二任代表，并兼管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和驻在迪化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的工作,主持党的新疆工作。1939年秋回延安。

国内网上的说法是“1938年有一天李特和黄超被叫出去，结果再也没有回来。原因也许有很多，比如他们在被问到想去苏联还是延安时选择了苏联，比如他们在有人批判张国焘时不同意对方将张国焘的错误扩大到整个四方面军和西路军……这些行为让他们被王明扣上了‘托派’的帽子处死。”

从时间上核对，1937年4月到达新疆的陈云和1937年春回到新疆的滕代远代表中央于1937年5月1日到星星峡迎接西路军残部，5月7日到达迪化。陈云11月回延安，滕代远12月回延安。王明11月14日乘飞机回国途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和兰州，11月29日到延安。因为中途还去了兰州，他在新疆的逗留时间肯定少于15天。与王明同机到达延安的还有1933年7月去苏联的康生。

1938年初黄超李特失踪时，陈云、滕代远、王明、康生都不在新疆。当时在新疆的只有1938年1月正式接替陈云主持中共在新疆工作的第二任负责人并兼管驻在迪化的由红军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整编而成的“新兵营”工作，1939年秋才返回延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邓发。而恰在此时，“1938年有一天李特和黄超被叫出去，结果再也没有回来”。

杀害黄超李特的最大凶嫌看起来应该是邓发。

1945年中共七大前决定谁进中央委员会时张闻天夫人刘英曾建议说：“别人我都没意见，唯独邓发不能进中委，他杀人太多。”

1946年4月8日邓发和王若飞、叶挺等人一起飞机失事，成了烈士，不能污名化；文革后才都扣到死后被污名化的和王明同机从苏联抵达延安的康生头上。

李特不死，大将保底。黄超和陈云都是1925年参加上海五卅运动，并同年入党，资格相同；死时为红五军（不是红五军团）政委，如其不死，上将保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