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是政治、军事、外交权威，陈云是经济权威，胡乔木是意识形态权威，邓力群是半个意识形态权威。胡耀邦是反思共产主义，坚持实践标准的大脑，赵紫阳是认准市场经济目标、民主法制改革的大脑。八十年代改革史用标题上这句话便可写尽


　　胡赵唯一一次政治结盟：共产党人丢掉共产主义

　　《伐林追问》第107期，2020年6月8日首播

　　◆高伐林


　　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个改革派领导人的关系，一直是党史界、中国现代史界的关注焦点之一。两人各自的部下有过多种说法，比较有共识的看法是：经济有分歧，政治是同盟。（就在上个星期五，我见到一位刚从国内移民来美的朋友，不无忧虑地告诉我：胡耀邦和赵紫阳各自当年的部下，彼此有很深的芥蒂，有的人不信任对方，互相指责。对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谈不拢。——老高2023年5月10日注）

　　赵紫阳与胡耀邦

　　关于改造中共意识形态，胡耀邦和赵紫阳有高度共识。我这里想讲一个例子，看胡耀邦与赵紫阳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合作。
　　1986年，中共举行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决议》。这个决议，是当时中共总书记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如果要评选“中共党史上期望与实效反差最大的决议”，这个决议大概可以入选。我说的“反差最大”，就是起草过程中阵仗极大，争论火爆，几上几下反复讨论，各种意见相持不下，你死我活，这一派认为如果对方主张得逞，就会亡党亡国；那一派也认为对方图谋触碰自己的底线，如果让步就全盘皆输，天塌地陷。但是决议出来之后呢，根本就是废纸一张，民众根本就无人理会，对社会实际生活基本上没有起到任何作用，正面负面作用都几乎是零——我说“几乎”，是因为各级党的宣传部门肯定有不少人要忙活一阵。
　　试问各位观众听众，有谁还记得34年前这个《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决议》吗？

　　1986年10月，胡耀邦（右二）与邓小平（左二）、陈云（左一）、李先念（右一）等在一起。

　　这个《决议》起草过程中，有两个焦点问题激烈交锋。一个是提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个是提不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今天的人们听说为这么两个问题吵得天翻地覆，是不是觉得太不可思议，太是一个荒谬笑话？但这样的问题，在八十年代争得那样认真、那样投入、那样动肝火，拼老命也要一搏，正说明八十年代的斗争多么严峻，改革派要往前走一步，是多么艰难！
　　我记得海外的余英时先生、中国大陆的杨奎松先生，都讲过我们评点历史人物的功罪得失，心里对历史人物要有一份尊重、有一份同情的理解。今天我讲述胡耀邦赵紫阳他们这些往事，就算是讲到他们的致命失误，他们思想和性格中的局限和缺陷，我对他们也抱有极大的敬意，太不容易了！
　　争论的两个问题中，提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打算细讲——原来讲过多次，尤其是我请阮铭先生做“历史明镜”节目的嘉宾，有一期节目他讲前中顾委常委、曾长期担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最后挺身而出，大家还记得吧？那一幕在中共党史上太特别了，凡是参加过那次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委，没有谁会忘记：

　　　　陆定一晚年痛切反省，赢得人们的钦敬。

　　在十二届六中全会上，陆定一不是中央委员了， 但作为中顾委常委，有资格列席。他在小组会上再次提出，应该删掉决议中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9月28日，会议最后一天开全体大会，宣读决议草案后，主持会议的总书记胡耀邦照例发问：“还有什么意见没有？”然后就准备说请大家举手表决了，但众目睽睽之下，陆定一站起来发言，说：我第四次提这个意见：我主张去掉现在的文件草案中“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这几个字。
　　他发言后，万里发言支持他的意见，都赢得一片掌声。但是杨尚昆、薄一波发言，反对去掉这几个字，也赢得另一些人的掌声。这时，邓小平讲话了。他斩钉截铁地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
　　这就一锤定音了。虽然《决议》中保留了这个提法，但是陆定一，这个文革前批人整人无数，毛泽东批为“阎王殿”的大阎王，最后挺立的身影赢得了普遍的尊敬。他逝世20年后，骨灰迁回八宝山，墓前塑有陆定一半身像，石牌上刻着他的临终遗言：“要让孩子上学，要让人民说话”！
　　我们要说的重点，是另一个争论焦点：提不提“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个提法，本是胡耀邦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报告中所讲的精神文明内核。但十二大这个政治报告，虽然是胡耀邦宣读，却是胡乔木、邓力群主导起草、经中央通过的。
　　这里我列举一下胡乔木、邓力群是如何卖力地推销“共产主义”的：

　　胡乔木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处提到“共产主义”；
　　1981年8月8日，胡乔木在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五次提到“共产主义”；
　　1982年3月23日，就任中宣部长第一天的邓力群，在中宣部理论座谈会上的讲话，标题是“我们的旗帜是共产主义”；
　　1982年8月，胡乔木在十一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标题是“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十二大开过之后，1982年9月24日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5500字文章，用了121个“共产主义”；
　　1982年8月17日，邓力群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即将举行的十二大“贯穿着实现共产主义思想这条红线”，要求各地宣传贯彻十二大文件，“一定要突出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邓力群说：“十二大报告是用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况、制订有关的方针政策的”；“共产主义制度是要在将来才能实现的，这是我们的最高理想；不管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我们都要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邓力群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开，胡乔木带着班子起草的政治报告提出：社会主义还必须有一个特征，就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报告中33处提到“共产主义”。
　　1982年12月，共青团开十一大，当时我在团中央宣传部工作，也参与了会务。邓力群来做报告，《中国青年的道路：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101次提到“共产主义”；
　　1983年3月1日，中宣部下发了《共产主义实践活动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研究提纲）》。
　　有人把这一段胡乔木和邓力群的行为，定义为刮“共产风”，使我们联想起1958年，毛泽东刮的“共产风”大灾难。好在这次只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过对经济工作、文化工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但是当时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更为紧迫，大家的兴奋点都不可能老被“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拖住。直到几年之后，我们这次讲到的1986年，共产风才重整旗鼓，再次猖狂。

　　邓小平与胡耀邦交谈。

　　在这个背景下，胡耀邦主持的《决议》起草班子，虽然不得不写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但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删除“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就捅了马蜂窝。
　　我读过一篇文章《新时期党的第一个精神文明建设决议诞生记》，作者高天鼎，在中国官方的《党史文苑》上刊登。虽然用的都是官方主流语言，但也可以看出这个精神文明决议双方拉锯扯锯多少个回合，一个字就是一个山头，双方要拼死争夺。
　　用军事上常用的术语，这次交锋“易守难攻”。胡乔木邓力群是防守一方：删除“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是违背十二大政治报告的，十二大政治报告不是你胡耀邦做的吗？而胡耀邦一方要进攻，真要把这几个字删掉，难度就大多了。
　　1986年北戴河会议上讨论《决议》草案，邓力群抓住邓小平以前根据政治需要反右、提倡共产主义的说法，以陈云、李先念的态度为后盾，8月9日做了长篇发言，全面否定胡耀邦主持起草的《决议》草稿，坚持要写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9月7日，邓力群把自己关于决议的书面修改意见又分送中央政治局常委，他还写了一封信。信中指责决议草案“对于十二大、党代会、中央常委讲话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精神，还是体现得不够”。三天后，9月10日，陈云在邓力群送的修改稿上批示：“我同意这个修改后稿子。”同一天，李先念批示说：“力群同志的修改稿，我也看了，都同意。”
　　这不是一个提法之争，而是一场重大的政治问题交锋。删不删去“共产主义”，推不推翻虚妄的意识形态约束，实则是市场改革派与计划经济派的话语权争夺。《决议》起草者之一龚育之说：这个问题上的争论已经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是不是背离十二大报告，从十二大报告倒退问题。这当然是一个原则问题，不可以含糊过去。所以胡耀邦决定，写信给邓小平、陈云、李先念，为了加大政治砝码，他决定联合赵紫阳。

　　《精神文明指导方针决议》起草者之一龚育之和夫人。

　　这可以看成是胡耀邦、赵紫阳的一次政治结盟，得到赵紫阳的积极回应。
　　以前我说过，八十年代初期，在粉碎“四人帮”稳定全国局势中功劳最大的是华国锋，但邓、陈这些回朝的老官僚，不满华国锋，不断削弱他的权威。有人说“华下台了，自然就轮到众望所归的邓小平”了。这是对当时政治形势不了解，对中央这些人的关系不了解，对高层的政治格局不了解。邓小平是不可能当上中共一把手的。粉碎“四人帮”功劳第二大、革命资格跟邓、陈差不多的叶剑英，肯定不会赞成邓小平掌管大权，他的理由很现成，让人无法反驳：毛主席都要培养接班人，1976年让55岁的华国锋当第一副主席，怎么能在1980年让已经76岁的邓小平倒接班？陈云也不可能同意华下邓上，他当时的意见是“你们两个矮子里面出一个”——也就是说让邓、胡二人中出一个；另一个常委李先念的态度，也绝无理由推邓小平取代华国锋当中共一把手。
　　阮铭先生曾经介绍过，叶剑英看到邓小平复出后的常委班子中是“四老一新”，新人只有华国锋，虽然是一把手，但势必挡不住邓小平抓权；所以提议再加两个新人，胡耀邦、赵紫阳，变成“四老三新”的格局，而且在高层和党内形成了脆弱的共识：“三新”在第一线：华是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胡是总书记，赵是国务院总理。“四老”叶剑英、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任务，是辅佐“三新”。但华国锋到底还是不见容于邓、陈，被搞下去，而叶剑英也因年迈而退出政治舞台，政治局常委的构成，就成了“三老两新”。
　　（叶剑英的权威作用，在1983年表现得最明显：陈云对胡耀邦提出了严重指责，胡乔木等人的鼓噪呼应，掀起倒胡；当时邓小平并未丧失对胡的信任，但抵挡不住，向在广东休养的叶剑英求援，在历史上两次救了胡耀邦的命的叶剑英，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态，反对这股倒胡逆流，逼宫阴谋终于破产。——老高2023年5月10日注）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和陈云。

　　现在“两新”，联名写信给邓小平等“三老”，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信不长：

小平、陈云、先念同志：
　　我们两人同意起草小组的这个意见：这次精神文明决议不用十二大报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提法。这是因为：讨论中许多同志对精神文明建设要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理解极不一致。现在看来，“为核心”的说法，确实不怎么确切，执行起来必然会发生很多矛盾。为了从理论和我们党的历史实践上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查了毛泽东同志《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文化性质问题的偏向一节中的三段论述。从这三段论述中也可以得到启示：我们今天仍然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作为全体人民的行为规范。这次决议只是不用这个提法，这样处理也是慎重的。如果有必要，还可以在全会后从容讨论，留待十三大去处理。
　　胡耀邦 赵紫阳 九月十四日

　　决议起草者之一吴稼祥，在明镜出版的《中南海日记——中共两代王储的陨落》一书中，回忆了胡耀邦写这封信的经过。他说：

　　吴稼祥《中南海日记─中共两代王储的陨落》（明镜出版社）目录第一页

　　耀邦对我们的稿子以及他的大秘书郑必坚的稿子都不满意。认为太平，套话太多。他自己起草了一份言辞锋利的稿子，直接了当地宣布，现在提什么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既说不清楚，也办不到。这次决定稿修改十二大的提法，从组织原则上说也是允许的。他对家宝和周杰说，“你们拿去抄一份，不要改，改一个字可以，改两个字不行。”家宝说，耀邦看上去很生气，看来邓力群把他激怒了，“你们看到过我以前发过火吗？”

　　卢跃刚2008年10月前来美国参加研讨会。（高伐林摄）

　　卢跃刚在《赵紫阳传》中披露，赵紫阳回忆中国八十年代改革笔记备忘中，这样写道：
　　经济上市场化，又要人们保持为公不为私的心灵纯洁，已不可能。腐败问题，靠传统的思想净化和自上而下的打击运动已不可能。根本靠：一，权利财产的私有，二，权力的制衡，舍此没有别出路。
　　如果不是这样，势必是，强调打击、反腐，势必阻碍改革开放，强调改革开放，势必助长腐败，这样一紧一松，而腐败之风必越演越烈，不可救药。
　　9月13日，胡耀邦信改定。9月14日，上午11点30分，赵紫阳去勤政殿与胡耀邦单独见面，估计是与最后敲定信的内容并协调立场有关。当天，胡赵的信送达邓小平。
　　第二天，9月15日，三位老人都做了批示。邓小平批示：耀邦、紫阳的意见很对。
　　陈云批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提法没有错，并没过时。
　　李先念批示：是否以十二大提法为好，要改到十三大再议，这样更从容些。
　　第三天，9月16日，邓小平办公室又告：“小平同志又看了一遍耀邦和紫阳给常委的信，说：还是照他们兩位的意见办。”这是龚育之的回忆录中所写的。
　　为什么邓小平敢于不理会陈云、李先念兩位元老的意见？因为这个时候只有五个常委，胡耀邦赵紫阳已经先表了态，陈云明确反对，李先念含糊反对，邓小平支持哪边，哪边就是多数：3比2。
　　9月17日上午，《决议》要提请十二届六中全会审议前，邓小平接见胡耀邦。胡回来后很兴奋地向《决议》起草组成员传达邓小平的意见。胡耀邦对邓小平说，邓力群要挑起争论，邓小平说，不要紧，实在要挑明就挑明，就让他挑开。最后还是以表决的办法解决问题。打的是我的牌子，总的倾向是要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行。这么一改，会使人感到我们的政策又变了。现行的路线不能动摇，我最近讲过多次，我们的政策还要放。
　　9月18日上午，邓小平找邓力群谈话，希望做通他的工作，让他不要反对《决议》。这次谈话被邓力群称作“拔钉子”。但邓力群态度坚定，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这次谈话的记录在网上可以查到。当我了解到这一史实时，不由得对邓力群也抱有一定敬意。

　　1986年，陈云（左）在家中与邓小平（中）和李先念商谈。

　　最终，《决议》删去了关于“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这句话，中共改革派从胡乔木、邓力群设置的共产主义陷阱跳了出来，在改革伦理方面跨进了一大步。
　　以前赵紫阳埋头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不对重大政治问题表态。这一次，他的政治态度正式亮相，胡赵两人达到配合的最高峰。不过，正如卢跃刚所说：以法统论，邓力群确是正宗。“共产党”坚持共产主义天经地义，否则坚持什么主义？这也是包括苏联和东欧等所有共产党国家改革，改革者都好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不敢理直气壮的根本原因。
　　卢跃刚还写了一番话，可以作为我们这期节目的结束语：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大线索梳理，或可概括为三个半权威和两个大脑的故事。邓小平是政治、军事、外交权威，陈云是经济权威，胡乔木是意识形态理论权威，邓力群是仅次于胡乔木的半个意识形态理论权威。两个思想解放的大脑，一个是胡耀邦质疑毛、反思共产主义，坚持实践标准的大脑，一个是赵紫阳深刻认识计划经济弊端、认准走一条市场经济目标、民主法制改革“新路子”的大脑。
　　一部八十年代改革史，一句话便可写尽：三个半权威管着两个大脑，然后废掉两个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