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死于非命”是我少年时代的期盼
江汉路小地痞的那些日子
旅泉
哥姐为躲开敌特父亲,随我妈和姑奶奶改姓程。五六年我在汉口中心医院出生,爷爷奶奶痛恨接班人大儿子我爸跑出去做上门女婿,要下我这个刘姓大孙子,心情上有点补偿。
父母每个周末坐轮渡过江到昙华林看我,懵懵懂懂过了三年多。四岁前的一个周末,我妈发现我昏睡不醒,急忙带我去医院,确诊为脑膜炎,医生说再晚来一点人就没了。
在师大隔壁的湖北中医学院附属住院部治疗脑膜炎,出院时诞生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住院部有非常大气的大院和建筑,古树成荫。仿佛我刚刚来到这个世界。
生病后我妈不放心奶奶,带我到汉口上幼儿园。奶奶耿耿于怀。
在昙华林我是只放养的走地鸡,幼儿园第一天,就从后门偷跑,在街上瞎转悠,被人交给警察。在派出所的二楼呆了好一会儿,估计他们什么也没问出来,于是把我带到大街上敲锣打鼓找家人,好不热闹。等我妈牵着我的手等公车回家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大概四岁多。
接着被送进汉口天津路上的一个老教堂幼儿园。我抱着门口的柱子不肯进去,送我的去的姑奶奶搞不动,只好回家。我爸很烦,骂我“叛匪、叛匪”,我听不懂,很久以后琢磨,估计爷爷就是这样骂过他。
父母一咬牙,把我送进全托,让幼儿园老师去整顿。
我爸老大,计划接手爷爷生意,后面的二姑二叔都去上了大学。公私合营我爸转到市商业局,是个科长。商业局幼儿园据说全市伙食最好。
全托老师个个凶悍,小孩一人一份饭菜,因为大饥荒不让剩余,我恶心小白菜菜心的味道,每次都悄悄从怀里滚落地上,再用脚踢开,最早的犯罪感觉。
7岁开学第一天,邻居小孩哭着要回家,说肚子饿了。我有幸没有饿的记忆。一年级跟风附近的集邮市场,有三年都不吃早餐,全部去买邮票、换邮票。在这个年龄,至少少长了两公分,在小学里一直是个矮子。81年武大邮展比赛,获第二名。然后把我的两公分全部送人。
江汉路与同上海的南京路,从民国这一带的租金就是最高的,私营公司的密度最大。
很不幸,文革这里成了武斗中心。周边的高楼都被不同派系占领,每天高音喇叭在那里瞎喊,瞎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抬头望见北斗星,每天直到半夜二点。那些反复重复的旋律,收录进我正在发育的大脑,几十年过去,脑子一有空闲,它就跑出来自己放一段。他妈的!祖宗三代都恨得要死的那块天安门腊肉,阴魂深入人脑,赶都赶不走。
江汉路小学是江岸区,马路对面的华中里小学是江汉区,小孩按区片上学,仅有一条马路之隔,我们互相不认识,每天都互相攻击。
在打斗中成长,最狠的大英雄是三五成群冲进对方小学,挑看不顺眼的大打出手,然后再跑回来。我当时三年级,内心跃跃欲试当大英雄。
文革家里多次被抄,墙缝被凿开,地板被挖开,定息收入也没了。小时候开智晚、迟钝,把打砸抢看得像游戏一样。家人安排我避开抄家现场,回家后看到我姐在哭,居然不明白为啥。
妈妈被关起来交代问题,我送过几次饭。69年她被遣送到湖北蕲春劳动改造。
于是没等当我上大英雄,就被送还给奶奶。就读粮道街武汉小学,紧挨的武汉中学是董必武早年创建,本意是追求新文化、 新思想,可是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追求什么?去学校只是为了打闹好玩,上学放学抄近路都是翻墙,最后干脆把墙打了个洞。
小兄弟们经常趴公交车去东湖游泳,从来不买票。有一次公交车正在行驶中,一个男售票员咬牙切齿冷不防把我推下来,在马路上打滾,直到头撞到马路牙。
奶奶看到遍体鳞伤的我,顿时泪流满面。她一点点给我伤口上紫药水:“你这个苕货,你妈又要算在我头上了。”
五年级的时候有个学农下乡,到南湖国营农场摘棉花。学生都不怕老师,整天瞎玩,有天晚上,我用手电照着一个碗口大的虎蛤蟆,好奇观察这个吃蚊子的怪物,还想用手去摸它。
忽然背后大石头砸下来,大蛤蟆瞬间血肉横飞,粘我滿脸,甚至冲进嘴巴里,我一阵恶心,肠子都快呕吐岀来。那就是一个血腥野蛮的年代,没有一丁点爱人、爱生命教育。
由于我们在农场四处捣乱,最后不得不散伙,三五成群各自长途走回家。走到南湖机场飞机跑道边,见到农用小飞机不停的起飞降落洒农药。飞机离地面很近,我们三个一伙就用弹弓射,飞机还是有点高。我们钻进铁丝网站在跑道上边射,石头砸在飞机上蹦蹦响。嘹望台发现了,把我们三个抓了起来。
我爸不得不去派出所领人,妈妈再次确认奶奶靠不住,我又被转学到汉口。奶奶气得直到九十都不释怀。第二次我搬回汉口,奶奶就搬到北京姑妈家。71年夏天我到北京看她,过了一个暑假,整整两个月没有打架。
除了妈妈劳改,哥姐下放,姑爷姑奶被赶到附近的一间阴暗小屋。他们一走,隔壁的套房搬进一大家工人。
七十年代初搞统战。台湾关系又受到一些优待,开始退还部分抄家的东西和补发钱。
那时没有外卖,经常由我拿着小锅子去餐馆,中山大道夾江汉路上的四大特色名餐厅;粤菜冠生园、川味芙蓉、湖北特色四季美、上海碧园春,它们离我家都只有一、二百米。回锅肉、抄鳝丝0.55,红烧肉¥0.60,叉烧肉、鱼香肉丝¥0.65,反正净肉就是最贵的菜。我的早餐是两毛钱一天,另外我们家多余很多粮票,都被我拿出去卖给搬运工,那些年我把市中心的早餐店全都吃遍了。把小学头三年不吃早餐,少长的二公分身高又补了回来,中学升为高个。
回汉口坐进教室字都不会写了,父母并不知道,实际上汉口的环境比武昌要糟许多。如果比坏,乡村的孩子与闹市区的不是一个级别。
每天街头混混,经常玩晚楼下住户就把大门锁了,我干脆去消夜,或者去同学家挤一挤,或者就在街上追野猫晃荡一夜,天亮我爸上班再回去睡觉。开始我爸还出去找我,后来就不找了,到哪找呀?
有一次和铁杆程同学翻墙赚了一笔(后面坦白),我俩跑到上海杭州黄山去玩了多二十天,没告诉家长,反正他们不会同意,还会追问我们钱是哪里来的?结果他爸妈找了一圈找到我家,坐在家门口一直等到我爸下班。我爸着急地说:我正要去找你们呢!
没有学习压力和其他任何管束,我看起来很风光。常言道;只见贼吃肉,不见贼挨打。有一次被街头得罪过的人突袭,上来就用半个砖头砸到左耳,昏迷在路边没人管,醒过来自己回家。耳膜破裂后,头剧痛,接下来每天往外流血流浓,我没告诉我爸,也没上医院。自生自灭,不久耳膜又长上了,听力还不差。
多年后做头部扫描体检,左脑耳部深处有一个大痂。体验医生仔细观察好半天,不知为何物。我告诉医生后,他才恍然大悟。
打架、滑雪、工伤,我经历了五次脑震荡。还有几次被“吹灯”,不知道算不算。吹灯就是趁对方不注意,一拳突袭眼睛。我最讨厌这个毒辣的恶招,就像非洲野兽掏肛。眼睛被打会非常的胀痛头晕,基本没了还手之力,而且恢复很慢,瞪着熊猫眼,尽显一副被人欺负过的模样。
很快我也学会了吹灯,并且屡试不爽。那个给我一砖头的狠家伙,很可能被我吹灯后的复仇者。
最近CT加核磁头部诊断,确认我患有创伤性脑萎缩。记忆力、反应能力下降。医生让我为失智做准备。还在政府卫生局备案,随时可安排护工上门护理。我吃的药也是每个月免费送上门。
生长在武斗中心,除了外斗还有内斗,我鼻青脸肿回家是常事。我爸总是心疼的说:“打不赢不会跑?”
江汉路中心百货商店,这个家门口的十字路口就是我们的地盘,左面是华康糕点。
中心百货对面是姑爷爷的老四明银行大厦,再另外一个角,就是我的江汉路小学,不过老早就拆了。
我爸其实说的不对,我对所有打架前的动静,特别敏感,时刻准备防范或者逃跑。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工地施工有铁器碰击,或有人大喊一声,我都会突然警觉,看是否有人手握砖头,或从怀里拔出凶器。甚至当我走到大统华超市肉案,脑子里会出现剁肉的大砍刀飞过来!
不上学、没作业,又精力过剩。骑三轮车都算我们的娱乐,有一次我和袁家兄弟俩把居委会纸盒厂的三轮车偷了,三人轮换用这个老破车,从江汉路出发穿越武汉三镇,翻过长江、汉江两座大桥去东湖游泳。
下桥车速快。多次侧轮悬空,离车毁人亡就差一点点。全程长达25公里,从东湖出来,一点点力气也没有了,只好把三轮车扔了,趴公交车回家。那个车是街道办纸盒厂唯一资产,车没了纸盒厂破产了。如果有人知道去告密,那我们家就惨了。
除了趴车游泳。还经常扒轮渡,从汉口武汉关下水扒船到上游武昌中华路码头,然后从渡轮跳水,横渡长江回家。江水很混也很急,还有那么多的船来来往往,那个年代淹死的小孩很多,只是没有统计和报导。隔壁邻居两个不上学的野女孩常去长江没事,家里的最小的宝贝儿子第一次下水,一瞬间就不见了。除了水流急,江水混如泥浆,脚下坑坑洼洼完全看不见,秒杀不识水性的小孩。他妈悲伤过度,神经衰弱,40多岁就像个老太婆。
中学我最要好二个同学,一个是和我一起偷三轮车的袁大炮,每次面对高年级大块头同学的凌霸,他总是目光尊严冷静,瞅准的机会就来个先下手为强。即使被打得满脸是血,他仍然是进攻方,再不行就去找砖头,比他高半个头的恶少总是被他打跑。他身上有伤,脸上有疤,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初中目睹姑奶奶、姑爷爷痛苦死亡全过程,那个时候我就萌生,人生不要等到老死、病死那一天,需要的时候就来个痛痛快快、大义凛然的。
从袁大炮身上,我看到乱世做人的底气。身居一片毫无希望的黑暗之中,反正命也不值一文,做一头有尊严的狼!打不赢,就砖头上!“死于非命”在我看来,是省略衰老病痛最好的办法。宁做亡命之徒,决不苟且偷生。
袁兄弟打架盗窃在我们那一片大名鼎鼎。他们有钱就及时行乐。当时的层次就是抽烟,喝酒下馆子。吃的太撑了,用手伸进喉咙,把小舌头一扣,吐出来再接着吃。
他偷了钱没地方藏,就藏在我这里。我们在一起喝咖啡、喝可可,品尝海鲜等一些没有吃过的东西。他大哥干大案,不跟我们玩。二哥大二岁,在江汉路这种繁华地带,搞点零花钱易如反掌。
哥仨很早就意识到打架不能当饭吃,凶悍只是谋生的武器。
那个时候出门逛商店全是带现金,尤其是外地人,二哥有办法就偷,不方便就抢,江汉路两边全是大胡同,胡同里面大门后门全是通的。里面住的小孩也都认识。二哥让我推个自行车。他一下手,我就瞅准那一刹那,把自行车中间一拦,二哥一跑开,如果当事人找我的词,袁大炮一脸凶相就上来了。如果当事人是凶悍的北方人,还有两三个要动狠,周围的狐朋狗友都会自动来帮忙。拳脚相加,然后一哄而散。现在想起来,我们江汉路当时真有点像纽约的黑人区。这是我后来在纽约提着公文箱办货,无意中到了纽约的黑人区,那些青少年盯着我的目光,我觉得好熟悉。于是警觉、镇静、快速地全身而退。
有一次大夏天,我和袁大炮在华康—-江汉路最高级的糕点店不停地买酸梅汤、吃雪糕,与售货员小姑娘纠缠,二哥从侧门把商家放大钞票的盒子给搬走了。二哥踩点多日,我一分钱都没要。当时的价值观,就认哥们仗义。
原华康糕点副食店。
武汉夏天热,我们的竹床就放在江汉路大马路上过夜。一些商铺里面堆着西瓜,拉着铁栅栏,尽管商店里有人值班,就睡在西瓜边的竹床上,我们从工地偷来前面带个钉子的长木条,伸进铁栅栏钉上西瓜,拖到铁栅栏边,再用刀一切拿出来,根本不怕值班的人。有一天碰到一个胆小的,眼看我们偷西瓜,他在竹床上翻来覆去装作没看见。别说报警,那时小店连电话都没有,我们就吃完了再回来,再吃完再回来,到后来10分钟就在江汉路上撒泡尿,直到把一堆西瓜全部吃光,满江汉路都是尿和西瓜皮。早上睡到直到江汉路汽车按喇叭,然后再把竹床搬到胡同里接着睡。
外出踢足球,路上总会口渴,我就晃进商店里,只要售货员一走神,就从啤酒箱里抽出一个,干净利落。然后在小兄弟面前一仰脖子喝下去,喝一半还在冒气,再把玻璃瓶往马路上使劲一摔,啪的一声,吓坏了过路的,自己觉得特别帅,也是对内的一种宣言;这酒瓶可以砸在任何人头上,谁也不要惹我。只要袁同学兄弟不在,我就是最胆大妄为的。
虽说只是青少年,周边环境有利,我们又心狠手辣,这让我们越来越危险。
事实上,袁家兄弟正在慢慢职业化,等我从下放回城,他们已经是武汉市公安局挂号的惯犯,逃离了武汉变成流窜犯,成了富有反侦查经验、专谋大案的江洋大盗。在南昌刑警抓捕时,大哥挺身引诱警察,搏斗中胳膊腿均被打断,押送武汉。碰上严打,市公安局开了公审大会,他已经站立不起来,被两个刑警拖出来架着。判词千篇一律:“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和其他三个犯人一起枪毙。
袁大炮和二哥从此失踪,至今没有消息。有一次做梦,他俩偷越国境,在东南亚一个角落独霸一方。
前期回顾:
(一)家族兴衰 何须三代
(二) 民国到“解放”,祖宗全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