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礁

地处河南省中部的许昌市，文革前是许昌地委和行署所在地，统管两市十二县，有500万人口。文革中许昌发生过两次不算小的武斗，连《中共许昌历史大事记》都有记载：

“1967年10月13日‘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反复辟联络站’和‘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两大派群众组织在许昌市榆柳街和房产处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不少领导干部遭毒打，许多群众受伤。”

“1968年5月13日下午，许昌两大派群众组织在许昌火车站对面服务大楼进行大规模武斗，双方参加数千人之多，并使用了枪、炮等现代化武器，武斗一直延续到次日11时结束，伤80余人，当场死1 人。”

文革中自1967年初始，各地武斗不断。与那时的“武斗大省”湖南、四川、广西相比，河南的武斗规模不大，并且有明显的阶段性，以1967年7月25日中央宣布支持“二七公社”为界。七·二五之前是被河南省军区支持的保守派组织“十大总部”试图摧垮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的几次大规模武斗，大都发生在省会郑州和两派争斗激烈的开封。这些武斗引起了中央重视，招河南三派（除了“十大总部”和“二七公社”，还有处于差不多中间立场的“河造总”）和这三派背后的前省委领导刘建勋/纪登奎（二七公社）、赵文甫（十大总部）和戴苏理（河造总）到北京谈判调停，本意是想让这三派握手言和，让河南局势稳定下来。

不期然武汉发生的七·二零事件让河南发生了影响整个河南文革局势的变化。毛带着要员七月中驻跸武汉，要遏制被武汉军区支持的湖北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百万雄师”对稍显弱小的造反派组织“三钢”“三新”的迫害摧毁，希望两派言和。但中央文革小组对造反派组织的偏袒和毛的随员王力谢富治的处置不当，尤其总理周恩来的三条处置意见：

         一、武汉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公开检讨；

　　二、“三钢”、“三新”等群众组织是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

　　三、“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他们自己会起变化。

对社会的公布，激怒了“百万雄师”和支持他们的武汉军区，导致了七月二十日民众与支持他们的着便装的军人冲进毛居住的东湖宾馆，暴打王力谢富治，毛在隔壁目睹，吓得仓皇登上飞机逃离到上海，破了自己为安全不乘飞机的戒。目睹湖北保守派与军人联手掀起的倾天大浪，毛改变了看法，全力支持造反派，在武汉压垮“百万雄师”，在河南支持“二七公社”打垮“十大总部”。

七月二十二日文革旗手江青在接见河南二七公社代表时提出“文攻武卫”，扣动了大规模武斗发令枪的扳机，二十五日中央文革宣布“河南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河南“十大总部”一朝崩解，形势一边倒。

本期望河南能消停下来，没想到这却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河南二七公社恐怕是就像当时各省的跨地区组织一样，是由各个不同背景、不同阶层成员、理念也各异的大小组织汇聚而成，二七公社被省军区政委何运洪宣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后，各地受压制的组织都汇聚在“二七”旗下，凝聚激发了更坚韧不屈的反抗。七月二十五日中央表态支持二七，八月二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新任河南省军区政委）、纪登奎任副组长，河南大势的定。胜利的狂笑没持续几天，与“宜将胜勇追穷寇”打垮报复保守派的同时，二七派内部争抢“胜利果实”的争斗就开始了。各派在争谁是最坚定的造反派，谁对二七的胜利贡献最大，当然，最要紧的竞争是谁能抢到更多更大的官帽。或许这些造反派们一开始真是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为共产党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色，豁出身家性命出来造反，但一年多来看到并亲历了政治的黑暗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无情，也看到揭露出的当权派文革前的作威作福和平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奢侈生活，把他们心底的原始欲望激发了出来，像推翻秦朝的三位大人物说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大丈夫生当如是！”（刘邦），“彼可取而代之！”（项羽）。他们开始为争得最大的权利份额开打了，枪口指向不久前还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是1967年6月成立的，那时还是风雨如磐，而当年9月成立的“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反复辟联络站”就是在二七胜利之后了，9月还有河南二七公社许昌红旗飘飘"和“610纵队"建立。，十二月"促联"建立，1968年1月"河造总许昌指挥部"建立。除许昌分社和反复辟这两大派外，那些打出旗号的小组织，包括打出在省里的权利分配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河造总”的许昌分枝都没能成气候。据说“许昌河造总”曾想推出被打倒的原地委第一书记赵天锡做自己的“革命干部”没成功。

“反复辟”的成立宣言现在已无处搜寻了，我一个中学同学是我校二七组织的一号“勤务员”，他说他被人“蒙蔽”参加了“反复辟”成立的筹备会，会后“反复辟”高调发出了“成立宣言”，除了捍卫毛主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套话外，还高调将斗争矛头指向了许昌分社保举的“革命领导干部”、前地委书记范青民和原行署专员王延太，“擒贼先擒王”。我校二七组织名列反复辟发起组织名单之中。我这个同学的父亲在官场上与王延太有旧，生怕王延太由此迁怒他父亲，那些天他到处为自己辩白消毒。

许昌那时并不是重工业城市，只有几家大企业，属河南“十大总部”系统的许昌保守派组织的重镇是许昌烤烟厂，在压制二七派时烤烟厂的保守派组织曾有亮眼表现。我目睹过烤烟厂反二七组织的全市大游行，队前高擎“十大总部”大旗，紧随头戴柳条帽，手拿精钢长矛，着崭新蓝色帆布工作服的方队，后面跟着浩大的群众队伍，高喊“踏平二七公社”口号，一路上随时有支持他们的群众加入，队伍越走越长，差不多扯了半个许昌，气势骇人。

当中央表态支持“二七公社”前后，“十大总部”困兽犹斗，如郑州在七月二十六日夜里已传出中央表态后，“二七公社”和“十大总部”在郑州烟厂地区还展开了一场“大决战”，据说各有几百卡车人马，加在一起，当时说有一二十万之众。七月二十五日前夜，许昌也盛传“十大总部”已派出人马，与许昌烤烟厂的同党汇合，要血洗“许昌分社”，许昌分社的老巢许昌一高造委和豫南七处“大联合”都施行了坚壁清野，人员分散躲到乡下。分社有人守在长途电话站，时刻与郑州的革命战友通话，监视郑州十大总部出动的消息，万幸惨剧没有发生。我当时家住烤烟厂宿舍，就我的了解和事后分析，烤烟厂反二七组织虽然兵强马壮，但缺乏有大韬略和大眼光的组织者和有名气的头目，一旦失势，就土崩瓦解了。许昌的其它反二七组织都大致如此。

二七公社许昌分社中的学生组织当然以一高造总为龙头，产业工人组织以属省交通厅的许昌汽车修理厂（省许汽）和豫南建筑公司第七工程处（豫南七处）力量最强大，也有有能力的领导者。在1967年上半年二七公社艰难时期最顽强不屈的还有以手工业者甚至社会零散人员（这些人很多是临时工）为主体的零散的小单位的小组织，由于一直处于社会底层，这些人最抗压，也最有通过运动改善自己社会地位和生存环境的强烈意愿。他们浴血抗争捍卫的二七公社胜利了，胜利后权利分配的图景浮现，一高学生领袖胡林涛和省许汽的寇保洲和豫南七处的张长生站在了胜利的指挥台上，而这些小组织和他们的头目还在另册，他们不平，要奋起抗争了，他们围成一团，“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反复辟联络站”大旗在二七胜利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打了出来，他们还出了《反复辟》小报与分社的《风雷激》争夺舆论阵地。

反复辟指责分社不能继续革命只是借口，对权力和主导权的争夺才是实质，矛盾无法调和，争斗白热化不可避免，反复辟成立一月后，10·13武斗爆发了。

遍查互联网，回忆描述许昌文革的文章只搜到一个系列，是一个叫周光敏的豫南七处的老职工留下的，弥足珍贵。周的《许昌文革纪实》有15篇，对许昌的两次武斗有细致的白描。

周光敏说，从10月初“二七分社”就计划“踏平反复辟”，在做了一系列准备之后，订10月13日晚10点示威游行，游行的路线一反西大街南大街七一路惯例，而是从西大街折向榆柳街，专从房产处的“反复辟”门口路过，摆明对“反复辟联络站”挑衅示威。

意料之中，在做为“反复辟”总部的“房产处门前，两派发生了剧烈冲突。“反复辟”有备在先，大门后照壁两侧，垒有沙袋工事，架有两挺机枪，分社的工人往里冲，机枪开火，一个工人受重伤。

直到14日早上，枪声还在暴响，周光敏说他到了武斗现场，看到分社在房产处对面的几间房屋的屋脊上，架有两挺机枪正对着房产处的大门进行扫射。在榆柳街北口西大街路北的一个30多米高的水塔上，反复辟在上面布置了火力，居高临下，武斗如火如荼。

这种热兵器的对决让分社有更强烈的对枪支的渴求吧，在文革许昌中留在“史册”的“砸抢许昌军分区军械库”就发生在此时。还看周光敏说的：

“10月14日上午9点左右，还是在两派武斗僵持的时候，以张长生为首的“二七分社豫南七处大联合”的“八一战团”和许昌四中“八二一”的“红卫兵”带领了两千多人，围攻设在汽车站对面的许昌军分区军械库准备抢枪。许昌军分区守护军械库的战士劝阻不住，只好紧闭大门。大约僵持到中午，二七分社的造反派们用一辆大卡车撞开了军械库大门，蜂拥而入，砸开了每个库房的铁锁，把里面存放的所有枪支弹药洗劫一空。”

许昌分社与反复辟的这次武斗持续到14日下午，我那时是个十六七岁的吃瓜中学生，吃过午饭沿着西大街往东跑过去看热闹时枪声已消停，围观者汹涌，解放军战士在维持秩序，看到战败的反复辟斗士们从水塔下的据点里被押出，一脸沮丧。这时我看到了戏剧性的一幕，战俘群中有四个中年人，有人认出为首的是文革前地委组织部长梁化平和许昌市委书记市长孙景信，市长儿子与我是中学同班同学。围观群众中有人向这四个“当权派”扔石头吐唾液，四人狼狈不堪。事后有人说，反复辟从亮出反旗前就开始了扶保自己的“革命干部”的运作，可惜落了后手，公开支持胜利的二七公社的前地委主要负责人范青民王延太已被分社绑牢，他们只能从已被打倒的“走资派”中筛选，梁孙等四位就是他们相中的目标，邀到反复辟晤谈，不幸被围被擒获，点太背了。后来还传出了反复辟在许昌当权派中扒出有特殊背景者将之保举上位，做为自己代言人的传闻。或许这四位被分社抓住遭到了更非人的虐待，据周光敏说，武斗结束后得胜的分社头目还将已被封为“走资派”的地委前领导赵天锡段永健等与梁化平这四位一起拉到豫南七处批斗虐打，这就是《中共许昌历史大事记》上说的，10·13武斗后“不少领导干部遭毒打”。

有当时处于许昌分社高层者回忆说，10·13武斗发生时张长生不在市内，二七分社的游行队伍从反复辟门口走过，是由军分区的宣传车引导，并无事先策划，惹怒反复辟发生武斗并无预先计划。张长生闻讯回到许昌，在专医院看到重伤的战友，痛哭着怒不可遏，张当年是二十六七岁的转业军人工人，血气方刚，要以暴制暴，血洗反复辟，被军分区领导和革命干部范青民压下，避免了更多牺牲。半个多世纪一瞬间，当年这场武斗的细节都已随风消散，伤者的血和被打的几个“当权派”的伤痕早已平复洗净了。

豫南七处武斗有功，1967年元宵节过后不久，河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纪登奎率许昌地区“革命领导干部”王延太、许昌军分区司令高书官等莅临，纪登奎亲为豫南七处颁发“革命委员会”证书，把一面“豫南七处革命委员会”证书镜框双手授予张长生，并握住张的手说：“热烈祝贺豫南七处革命委员会诞生！热烈祝贺你担任豫南七处革命委员会主任！向豫南七处革命造反派致敬！向许昌二七分社的全体战友们致敬！”纪登奎在文革中被毛和中央文革看中，火箭般窜上高位，岂是幸致？

为弥合许昌分社与反复辟的矛盾和争斗，各方都出面做工作弥合，1967年11月9日，许昌有了一次“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誓师大会，共 100多人参加，纪登奎、王廷太、高书官到会作指示，在省革委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帮助下"河南二七公社许昌分社"与“许昌反复辟联络站"合并为一派，并达成一个 "十二点"协议。

1968年1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许昌有三位位列省革委会委员，革命干部前行署专员王延太、鲁山县的女劳模文香兰和省汽修厂的工人、分社派的负责人寇保洲，一名学生代表名额空缺。许昌的权利格局定盘，王延太迈过了范青民，寇保洲成了造反派的工人代表，文香兰只是摆设。3月21日许昌革委会成立，王延太顺理成章当上了革委会主任。这种格局“反复辟”恐怕很失落。在4月8日成立的王延太领衔的反击右候翻案风核心领导小组"中有寇保洲和张长生，反复辟的一号负责人苏勇也位列其中，算是在权利分配中对反复辟的抚慰吧。

但这种合并和抚慰的结果并不理想，1968年5月13日原来的两派成员之间又爆发了一场大武斗。周光敏说，借从中央最高层发起的反击“二月逆流”，张长生操控的二七分社势力与苏勇的反复辟争端多多，二人的戾气部分来自于在权利的分配中他们没拿到实权（寇保洲位阶远在张长生之上）。5月13日张长生得知苏勇正在许昌火车站对面的车站饭店召开许昌地区12县的“反复辟”头头会议，上午9点来钟，约1000多许昌“二七分社”的工人和学校的二七派红卫兵包围了车站大楼，“反复辟”的人们立即将饭店大门紧闭。“二七分社”的“造反派”们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砸门、砸窗之后，占领了一楼和二楼的所有房间，但通往三楼的楼梯口被门板桌椅和大木床层层堵死，从三楼窗口又向外伸出了许多长矛，“二七分社”的人们冲不上去，于是他们就采取了断水断电的措施，想把“反复辟”的人们困在上面。对大楼围困了整整一昼夜，“二七分社”的“八一战团”还不断用冲锋枪向大楼射击，但楼内的“反复辟”仍不投降。到了14日上午9点，“二七分社”向“反复辟”发起了“总攻”，有一名八技校的姓孙的学生，被一颗子弹击中了后背死亡，“二七分社”运来了炸药包要炸平大楼，紧急关头军分区的解放军战士冲进大楼阻止炸楼，10点多钟苏勇答应投降，但大楼的第四层到饭店一楼的所有楼道口都站满了“二七分社”的武斗士们，手挥木棒、皮带或枪托向从楼上撤下来的“反复辟”人员打去，此次包括苏勇在内有80多人受伤。

许昌的这两次武斗虽然不算大，但武斗双方都动用了机枪，还差点用炸药包把高楼炸掉，可见枪支在社会上群众组织之间的泛滥，那时许昌不断传出因枪支走火和不同造反组织间因抢夺枪支发生小规模争斗打死人的传闻，这种乱局河南省里的当权者一定是不愿看到的吧。看看中央办公厅存档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与红太阳的对话：

1967年9月22日，毛泽东南巡途径河南，刘建勋、纪登奎汇报工作，谈到武斗：

刘：现在少数人打砸抢，叫战团。

毛：死多少人啊?

纪：郑州每天都抓人，打死人、打伤人。

刘：我们工作没做好，我们领导上有责任。

毛：你们河南多少人?

刘：五千万。

毛：那么多人，一天死一个，一年三百六十天，才死三百六十人，怕什么，没什么了不起。

刘：现在武斗动枪，原来民兵那一派有枪，不光是大刀、长矛。

毛：也不必怕，这边也武装起来。武装起来有两个可能，可能打，也可能不一定打。发了枪可能不打，武装起来，他就不敢动。

刘：都武装起来，会打起来的。

毛：一反对二不怕。听说你们河南形势很好么。按你们说的，不是问题很严重吗?

刘：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形势也是很好的，只是一部分人的问题。

1982年刘建勋致信中纪委和党中央的信中说似乎没有发枪。但纪登奎纠正说，发了，谁敢不执行毛泽东的最高指示？结果发枪以后，局势更加失控，刘建勋很快又下令收枪。

看，红太阳对武斗每年只死360个人不以为然，觉得死的不够多。 

记得看过一个毛身边的近臣晚年写的回忆录里提到过刘建勋，文革前毛乘坐他的专列路过河南，招刘建勋上车询问河南形势，这是毛工作的惯例。刘进了毛的包厢，脱鞋光脚盘腿坐在毛的对面，面对红太阳侃侃而谈，不卑不亢。从以上的刘建勋与毛关于武斗的对话也可以看出，刘建勋面对文革中威望如日中天的伟大领袖敢于面诤，着实不易。河南在1968年后全省武斗逐渐消停，刘建勋的处置功不可没。

武斗不打了，各方都求安定，68年6月7日分社领导人之一、许昌造反派学生领袖胡林涛还被增选为地区革委会副主任，论造反功劳行赏。9月17日许昌开工代会，寇保洲被选为工代会主任，张长生和苏勇当上了第一第二副主任。后来寇保洲当上了地委副书记，漯河市委第一书记，一直当到了1977年底，胡林涛当上了团地委副书记，进入了接班序列。

可是眼见他起高楼，又眼见他楼塌了。76年9月红太阳陨落，10月王张江姚束手就擒，天大变，借文革窜升的寇、张、胡、苏也在劫难逃了，四人都被摘去顶戴花翎，锒铛入狱，好在比起北京1970年以清除“五一六”为名被整肃的“五大学生领袖”和各省市同期开始的打着“一打三反”旗号残酷整肃甚至残害杀戮的造反派，刘建勋的稳健让河南的造反派们多过了五六年的好日子，但还是花开终到了花谢日。

呜呼许昌武斗，甚至全国武斗的死者和伤者的血白流了或没有白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