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华林的故事

◆旅泉


几十年不生病，来加拿大很久了都没有家庭医生。去年到附近的walk in clinic开胃酸药，华二代实习医生说：你这把年纪啥都不检查？！坚持让我去验血，接下来就连续验了四次。第四次验血单是专科医生开的，小标签打印出来比人还高，共抽血样两盒22小瓶。有朋友说因为我这些年为了旅行方便，打了三针不同的疫苗所致。

我竟然一点也不沮丧,松垮垮的精神被拉紧了一下，胃镜、肠镜到年龄的例行检查全部免了，昏昏噩噩的日子终于有了一点紧迫感。
 
几十年天天都在琢磨美食、美元、美色、美滋滋；还有球场、商场、情场、名利场，赢一场，再赢一场。没想到一眨眼工夫就峰回路转，主题变了，琢磨办点啥样的后事，尽最后一点责任。

我的孩子四岁离开中国，18岁离家上大学，又从加拿大到伦敦工作，成了英国的第一代移民。茫然不了解父辈一路走来的足迹，混血的孙辈就更不用说了，对家史一无所知。别说他们了，这篇东西连我自己都是边打听边写的。我爱他们，可惜看不到他们的未来了。走在凋零的路上，在沉入泥土之前，想让他们回望一眼祖国、祖宗。我们改变不了这片土地，我们就先离开它。而早年千辛万苦带着孩子离开的，正是我这个祖宗。


　
曾祖父从黄陂到武汉闯天下，到我爷爷时站稳了脚跟。

爷爷原居武昌黄鹤楼下，长江边上。在千湖之省，地势高就有无比的优势，算老武昌城最繁华的地段。

爷爷是个大屠户，兼营皮蛋、咸蛋、腊肉等食品生意，他一步步把这个行业成功改造升级一体化，具有现代企业的雏形。

看照片爷爷是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狠人。
 
1956年修长江大桥，爷爷提前搬迁到武昌昙华林，与老华中师范大学校园仅一墙之隔。
昙华林环境幽雅，古树参天。丘陵之间的建筑，很讲究格调和利用地形，既古香古色，又富有层次。不远就是沙湖。
光是昙华林这个名字就饱含人文渊源，好些人考证，尚无定论。郭沫若认为从字面上看，出自佛教。那个无名的起名者八成是个有文化的大人物，而有文化的大人物八成产生在相应大的文化范围。

从晚清洋务派大佬张之洞主政到民国初年，这里有十多所学堂，学子们开始接触西方文明。附近还有瑞典教区、花园山牧师楼——这一切散布的精神种籽，都是熔铸进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思想基础。

老华师大门口的大路边，有两行巨大的银杏树。我喜欢吃银杏果，可是银杏树特别高大，树干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爬上去用竹竿敲打，很容易失去平衡，我为此摔断了胳膊。

老华师大有百年朴树的朴园和百年榆树的榆园，还有梅园、融园。

只可惜老华师经历数度易手，变过美院，又变过军营，现在早已面目全非。

华师大老校长章开沅，2004年7月携夫人回昙华林寻根。这是网上仅存二张老校舍照片。

光从银杏树看就要早于武汉大学。事实上，张之洞时代珞珈山还是荒郊野岭。武大的建筑师正是从昙华林吸收了大量的营养，什么梅园、桂园，建筑物的层次，整个武大校园包括田径场，对地形的利用都达到极致。

后来武大面对“中国最美校园”的美誉，还想再上一层楼。校内某位精英，突发奇想，去挂上地理位置不沾边、1892年张之洞仅办了几年的自强学堂，作为校史的源头，这样就可以偷来三十多年。

本来是个很不要脸的想法，但墙国就是一个伟大的不要脸时代。

国家教委内校友一番运作，高层领导笑纳美意，反正无伤大雅，装模作样一认证就批了。1930年还在筹建中的武大（网上有照片可查），1993年就理直气壮地搞起百年盛大校典。忽悠了四百多所中外名校的贺电，包括哈佛耶鲁剑桥，不信的也可以上网查。

邮票都印了。

尽管都知道其中猫腻，百年校庆依然一片欢呼，大大方方、发自内心地认为我们赢了，将一大把老名校甩在后面。

被甩的北洋口岸学府（1895年），天津大学带头掀桌子，后面跟上一群人。无奈管教育的副总理李岚清，以及最高层的江泽民、李鹏，都已为武大百年校庆题了词，被甩的老名校这口气不得不咽下去。
　　
我们的近现代史，文人从来只能卖力打扮，哪有资格鉴定？

我爷爷搬迁到昙华林，是他有眼光？还是政府的安排？政府有无补偿？现已无从考证。爷爷盖了两进院子的平房，有十多间，院子里还有一口井。

这是网上找到的晚清家具照片，爷爷客厅木沙发、八仙桌基本就是这个样子，条案比这个要大许多。堂屋（客厅）面对后院的门也是这个样子，不过有六扇。

进入两千年，武汉市政府忽然发现昙华林很有真货，想把它当年的牛哄哄再吹大点，拱高武汉的历史地位。于是大手花了好多钱整改，又好吃好喝招来中央电视台拍系列片，吹得山响。

电视片也没办法，吹的都是历史，现实很打脸。我这个“老昙华林”还真回去看了。爷爷家拆了，制药厂污染严重，新建筑乱七八糟，到处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老校区的大银杏树连根在哪都找不到。

当今昙花林一角，恶朝恶代，把大美人的骷髅架都碾碎了，还想让她重现风韵？后来也的确也招不来游客。

我一出生就住进爷爷家，他每天吃小灶、喝闷酒。对我爸的婚姻不满吗？反正整天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我和爷爷一起生活多年，竟然从来没有一次祖孙对话，相比现在我和两个孙宝宝开怀大笑的人间常情，当年可不是一般的畸形。

爷爷见我不听话招人烦，也从不动狠，总是自言自语同一句：“个杂种，怎么会有这种子孙？”然后扭过头去。
　　
爷爷曾在黄鹤楼老房子附近埋了一缸银元，搞建设被挖了出来，他不敢去认领。狠人不仅狠不过共产党，还跟上时务，怕房子住得大太显眼，把全部生意和住房的一部分，主动送给政府。于是后院、侧院，挤进来几家附近药厂的工人家庭。
　　
生活每天走下坡路，1960年初买菜、买肉都要天不亮去排大队，天亮再去就空了。对于每天要吃小炒下酒，喝鸡汤、排骨汤解酒的爷爷，心情怎么会好得起来？大约在我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酒后一声不响地闭眼走人，反正什么家训、遗产、遗嘱，党国都不认。
　　
奶奶居然还有“第二小金库”，藏了一些私房银元。文革后期，带着我一起一点点提到银行兑换，好沉好沉。一个银元仅换一块人民币，奶奶拿到钱一高兴，把爷爷那一缸银元的遗憾漏了出来。

有一次换完钱，我们坐船到汉口吃老通城豆皮，买了五芳斋汤圆，离我父母家已经很近了，我问奶奶为什么不到我家去？奶奶回答：不想见到你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