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执政后，相对懂管理的干部很自然走到前台，带来权力分配上的变化，抱有“打天下坐天下”意识的农民出身干部，对知识型干部占据要津感到失落和不满。高岗到处散布“苏区党”和“白区党”之论，很能令人共鸣，也正是党内这种情绪的反映


　　毛泽东说：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高岗搞死的

　　《伐林追问》第97期，2020年5月13日首播

　　◆高伐林


　　高岗1954年8月17日服用过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但是高岗事件留下了深远影响和深刻教训。他策动对刘少奇挑战没有得逞，刘少奇这一回合赢了，与毛泽东的合作又维持了12年，终于被毛泽东抛弃，又三年之后在河南开封惨死。文革中毛泽东见到重返中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问他，什么时候想把刘少奇拿下来，毛泽东说是1964年。高岗的秘书赵家梁说，这不属实。毛想把刘拿下来不是1964年，也不是1962年，而是1953年。这个历史将来会有人证明。

　　毛泽东与刘少奇。

　　赵家梁说：从高岗问题上我感觉到了。为什么让高岗查敌伪档案？——他指的是，毛泽东让高岗查1929年刘少奇在东北被捕的记录——为什么对高岗说刘对他“帮助不大”，说刘和他“不合拍”，不行则把他挪挪地方？毛还说刘可以搞些出出风头、迎来送往的事，我才不愿干这些事呢。赵家梁说，这些话要不是高岗讲出来，别人是不知道的。而这些话显然不会是高岗自己编造的。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到接班人五个条件时，讲到高岗，说是如果不自杀，准备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到陕北当地委书记。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高岗的死，我看是有人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赵家梁说：我听到这个传达后几天没睡好觉。我是管教组长，谁搞死他？谁要保存自己？我想这是影射刘少奇。

　　邓小平是高饶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高饶事件最大的获益者是邓小平，先是在1953年接替被批得灰头土脸的薄一波，担任财政部长；在批高岗饶漱石开始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替换饶漱石担任中组部长，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邓与林彪同时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1956年八大上，他被安排做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随后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仅仅三年，他崛起为中国第六号人物，而实权仅次于毛、刘、周，可以说是第四号人物。
　　谈到邓小平，我在《伐林追问》第94期中说到：高岗曾经去找邓小平游说，希望他支持自己，被邓小平拒绝了。赵家梁在2001年秋天两次接受杨继绳的专访，后来在《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上刊出，其中说：高岗进京后，从来没有去过邓家，邓小平也没到过高家。那么，高岗是在哪儿、怎么对邓小平游说的呢？赵家梁说，是1953年11月底、12月初，一次中央几个人的小会散会后，从会议室走出来去停车场的路上，高岗和邓小平边走边谈。那次会上，毛泽东说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他不在北京时，是由刘少奇代理主持日常工作，还是由几个同志轮流主持，请大家考虑。刘少奇表示，还是大家轮流好。周恩来说，还是照过去的惯例，由刘少奇代理，邓小平、陈云也赞成；高岗则表示由大家轮流，得到朱德等人赞成。毛见意见分歧，就说，以后再议。散会后去停车场上各人的车，路上高岗对邓小平说：少奇不怎么稳，还是轮流好；邓小平说：还是少奇代理好。实际情况高、邓就是在这一段路上的交谈。

　　　　曾任高岗秘书和管教组长的赵家梁和夫人。

　　赵家梁的说法是相当重要的，我不知道他当年是否汇报过，他这个高岗帮教小组组长的话，是否被高岗专案组采信。我们讲过，毛泽东决心批高岗，是1953年陈云、邓小平先后向他报告了高岗与他们的谈话，12月19日，毛泽东找陈、邓谈话，20日对罗瑞卿和谭政说：“你们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就是高岗。”
　　如果是高岗专程登门拜访邓小平，对邓长篇大论游说，让邓产生警觉，去对毛汇报，这比较合乎逻辑；但照赵家梁的说法，其实是这样短短地交谈，而邓小平就要去给毛泽东打小报告，让毛泽东下那么大一个决心，似乎不合情理。各位看呢？介绍一下这个情况，供大家进一步思考。
　　还有一个细节，高岗第一次自杀未遂的经过，我在《伐林追问》第96期中讲过，我反复思考也没弄懂，不知各位观众听众是否也觉察了，是否感觉匪夷所思：
　　【……高岗突然从右边裤兜掏出手枪，迅速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右太阳穴扣动扳机，赵家梁本能地侧转身，伸出右手去阻挡。高岗扣响扳机的瞬间，我用右手向上搪了一下他的臂肘……】
　　两个人是并排坐的，这段话里有四个“右”——高岗是从右边裤兜掏枪，对准右太阳穴；赵家梁是伸右手阻挡，用右手搪了高岗的臂肘。
　　我在脑海中怎么也无法复原现场情景——赵家梁怎么能用右手去往上推高岗拿枪的右臂？

　　赵家梁、张晓霁合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

　　节目讲完后我继续查找资料，终于读到赵家梁一段话，才弄明白了：
　　高岗用左手在裤袋里掏出手枪，对着太阳穴扣扳机；我（赵）立即发现，用我的右手使劲向上推他的左手肘部。
　　1954年9月1日，在高岗死后两星期，毛泽东签署了一份给苏共中央的报告。报告说：“现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高岗最近自杀身死的事，正式报告你们。关于高岗进行反党反中央及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事实，今年三月间我们曾经告诉过你们。”“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毫无悔悟表现，反于8月17日实行第二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的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毛泽东与斯大林。虽然斯大林前一年去世了，但中苏关系仍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

　　中共还通知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的共产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主要是要消除苏联对高岗死因的疑虑。苏共中央从列宁、斯大林年代开始，就多是搞暗杀和阴谋的老手，中共从共产国际支部时代开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特科，也学会了这些招式。现在要打消苏联的疑虑，并不容易。不过，中苏关系已经不同于斯大林时期，苏共信不信，中共也不太在乎了。
　　对高饶问题最后划句号，是高岗死后半年，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举行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都发了言，邓小平做《关于高饶反党联盟的报告》。毛泽东讲话指出：“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活动。”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将高岗、饶漱石永远开除出党。

　　高岗墓碑在文革中被砸去半截。

　　周恩来交代过，对高岗要“善殓厚葬”，交代得很细：墓碑上只写“高岗之墓”，生卒年月、谁立的一概不写。但是后来并没有做到。做的碑是混凝土的，看上去像花岗岩，但碑上没有刻写任何字，墓主姓名，生卒年月都没有，更别说碑文了，是真正的无字碑。但这样一块墓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没躲过劫难，被砸成半截。
　　高饶事件本身，我此前说过，路线之争的色彩并不浓，色彩明显的是权力之争、宗派之争。尽管如此，今天看来，当时毛泽东、刘少奇在建国方略上的政见分歧，已隐隐可见，构成了大背景。中共中央党校退休教授、华东师大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海光，写过一篇长文《评〈国史札记〉兼论高饶事件》，其中有一段谈到这一点。

　　王海光教授。摄于2016年5月。（高伐林摄）

　　从事后看，与毛泽东观点一致的，多是在长期农村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一批干部；与刘少奇、周恩来观点一致的，多是知识层次较高，熟悉城市，懂得经济工作和社会管理的一批干部，也就是国外研究者所说的“技术官僚阶层”。在中共成为执政党后，有知识懂管理的干部很自然地要走到国家管理的前台。这就带来了一个权力分配上的成分变化。那些抱有 “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意识浓厚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对这些知识型干部占据国家部门要津是有失落感和不满情绪的。高岗到处散布的“根据地和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之论，响应者甚众，也正是党内这种情绪的反映。
　　执政党党内有不同的主张，有各种人事矛盾，这是很正常的。但是，如何处理这些党内分歧矛盾，并没有在中共的共和国政治体制考虑之内，根本没有一个民主法治的框架结构来解决。中共建国前夜，本来是主持制定了一个《共同纲领》，规定了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1949年9月29日——再有两天就是开国大典，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当时没有宪法，这个《共同纲领》就是“临时宪法”；当时没有全国人大，这个政协会议就担负人大的功能。《共同纲领》由序言和七章组成，共60条。第—章 总纲；第二章 政权机关；第三章 军事制度；第四章 经济政策；第五章 文化教育政策；第六章 民族政策；第七章 外交政策。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通过建国《共同纲领》。

　　但是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也就是开始批高岗的那次会，通过了一个“过渡时期总路线”，等于就宣告了《共同纲领》死刑。总路线的实质，就是宣告，国家要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中共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逐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中国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通过《共同纲领》，好歹表面上还有民主党派和独立人士一起讨论；但是五年之后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就是中共中央委员坐到一起开全会，就制定了。这么重大的国体变动，不仅没有任何全民公决等现代政治程序，而且在执政党内也没有经过充分酝酿。宣布的时候有一句话：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完成改造。“相当长时期”是个什么概念？谁也不知道，就看毛泽东的时间感觉了。在人们头脑中，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但是在毛泽东心中，可能两三年甚至一年也是“相当长时期”了。所以他不断催促，还讥讽邓子恢是“小脚女人”。

　　右起：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

　　对于由此产生的党内矛盾和冲突，不是摆到桌面上进行公开讨论，辨明是非，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全党共识，而是由最有权力的领导人暗箱操作，把正常的政见分歧变成了一场权力斗争。这是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政治操作不可避免的结局，高岗就是个牺牲品。
　　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组织充满生命活力的标志，关键是要有一个解决意见分歧的机制，把非组织活动变成有组织活动。王海光认为，这个机制应包括三个部分：能够让人们充分表达意见的机制，能够让人们保留自己意见的机制，允许不同意见合法存在的机制。特别是要有保护不同意见合法存在的机制，这是民主政治的精髓。权威者认为对的，未必是对的；多数人认为是对的，也未必就是对的；当时都认为是错误的，以后的历史未必证明为就是错误的。如果扼杀了不同意见合法存在的权利，也就堵塞了通往正确的道路。
　　2012年，胡锦涛“裸退”，交卸全部权力，习近平联手王岐山刮起反腐风暴，当时有一个名目叫搞“团团伙伙”——2014年11月6日，习近平告诫：“广大党员干部应当铭记，党内决不允许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利益输送”，“团团伙伙”这个“团”字，是精心推敲出来的，暗示“共青团派”。垮台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办主任令计划，最受疑忌的就是搞所谓非组织活动。他与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长李源潮，因为住得近，又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都在团中央工作时的渊源和交情，有机会经常讨论。我在一次节目中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胡锦涛当总书记时，“共青团派”算是胡总书记的主流派系，令计划与李源潮在一起商量，谁也没话说；换成习近平当总书记，他俩这样商量，就算议题与过去没有区别，也就被认为是背着党中央的“团团伙伙”，违反政治纪律，不能被容忍了！因为你们已经不是主流派系了！这其实早有先例，就是高饶事件。
　　按说党内民主，有“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但谁具有“个别酝酿”的权力呢？毛泽东当然是有这个权力的，想找谁就找谁；高岗的个别酝酿，那就是非组织行为、是私下串联、是反党性质！在这里，组织活动与非组织活动的划分界限，就是权力。王海光说，把书记与委员的关系看成班长与一班人的关系，这是对委员会制的误读。这个“班长”可以游走在各位成员之间，一个一个地“个别酝酿”，制造出能够贯彻自己意图的会议多数，其他人则没有这个权力，这实质上是由集体负责的个人专权。我很同意王海光的这种分析。但是，这毕竟只是一位党校退休教授的看法。
　　高饶事件及其处理方式，形成了中共党内斗争中“有罪推定”、“一棍子打死”的模式，助长和发展了党内“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的恶劣风气，一个人一旦被打倒，马上就是大家伙一拥而上“痛打落水狗”，深挖“反党集团”，株连亲朋上司下属。每一个事件都可能延伸几年十几年。高饶事件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
　　1959年彭德怀说大跃进“有失有得”，批评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左”的错误，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彭德怀马上就成了高岗饶漱石一伙，“高饶反党联盟”马上成了“彭高饶反党联盟”；
　　1971年林彪乘飞机出走，机毁人亡，林彪马上从中国第二号神变成第一号鬼，也成了高岗饶漱石一伙，“彭高饶反党集团”又变成了“林高彭反党集团”……
　　更严重、更诡异的是，斗争者在给别人套上绞索的同时，实际上也给自己的将来套上了绞索。今天的斗人者，也就是明天的被斗者。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刘少奇就是最悲惨的一例，周恩来、邓小平、乃至薄一波、安子文……有谁不是这样？

　　毛泽东与康生。

　　高岗事件之后，“陕北帮”出的最大的事，就是1962年的“反党小说《刘志丹》”事件了，一下又挖出一个“习、贾、刘反党集团”，即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官方说起这事，往往会把帽子扣在康生头上，说是康生阴谋发动的。其实，这桩公案内情远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