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分析：毛泽东定有一明一暗两套方案，明着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暗着指示刘少奇、周恩来对高岗要痛打落水狗。这种说法既缺史料作证，也不符合逻辑：毛对刘、周不满，才扶植高岗来抗衡，他若彻底整垮高岗，岂不让刘、周更得势？
毛泽东心虚不敢见高岗，刘少奇趁机整垮政敌
《伐林追问》第95期，2020年5月08日首播
◆高伐林
我们接着讲高岗。高岗事件的基本脉络大致清晰了：中共建国初期，毛泽东对刘少奇渐渐有了猜忌之心，也不满他坚持中共原来制定的新民主主义方略，产生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有意让高岗主持一线。高岗1953年进京后得到毛怂恿，串联各个山头想拱倒刘少奇。但在1953年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上，毛泽东看到了倒刘党内阻力很大，也看到了高岗打着毛的旗号、散布毛与他的私房话，造成党内有分裂危险，可能危及毛自身。在1953年底，毛泽东下决心与高岗切割，转而强调党内团结。
进入1954年，这是高岗的大凶之年。
官史记载：1954年2月6日至10日，刘少奇主持举行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公报说：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35人，候补中央委员26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9人。列席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负责人52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也就是说，列席人员（52人）占所有到会人员（113人）几乎一半，而有投票权的中央委员35人，仅占到会者三分之一。
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代表合影。前排左起：徐特立、高岗、董必武、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张闻天、彭德怀、吴玉章、彭真。
毛泽东自从掌握中共大权之后，对开全国代表大会、开中央委员全会，都是相当慎重的，“不打无准备之仗”，解决什么问题，有关格局如何，采取什么步骤……事先都周密筹划。唯独这次七届四中全会，似乎只是毛泽东心血来潮。
毛泽东过完60大寿，1953年12月底动身去杭州休假，并修改首部宪法。这之前根本没提开全会的事。1992年退休的前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是对高岗、饶漱石事件深入研究的学者之一。写过《共和国年轮——1953》《刘少奇之路——辅助建国（1949－1956）》；主编有《50年国事纪要》等书。林蕴晖指出，毛泽东最初只是要求中央作一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并未要求召开中央全会。所以，刘少奇主持起草了决定草案，经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送往杭州，等着毛泽东最后审定了，就可用中央文件名义正式下达。
林蕴晖教授对高饶事件有很深入的研究。
但1954年1月7日，毛泽东突然改了主意，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
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此报告有三五天工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1月25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
虽然毛泽东信中的话说得很婉转：“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云云；但实际上他是相当急迫的：“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1月下旬为宜。”毛泽东想起一出是一出，说得轻巧：从写信的1月7日起，到“定于1月25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他才不管同事、下属，多少人会为这么仓促的中央全会弄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后来果然，紧赶慢赶还是来不及，2月6日才开幕。
自打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决策圈以后，41年间，他只有两次全会缺席：1954年2月这次七届四中全会，和1975年1月的十届二中全会——那次他在长沙因病而缺席；而七届四中全会缺席的理由，全会公报只称：“毛泽东同志因在休假期间没有出席全会”。为何会议时间定得这样急？为何毛泽东不参加？既然领袖休假，中央全会为何不推后举行？他是趁开全会的机会休假，还是特地趁自己休假下令开全会？
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宪法》草案。
1954年1月7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上面说的这封信，并对加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作了修改，交给杨尚昆，杨当晚启程回京。几小时之后，1月8日晨3时，毛泽东又另写了一封信给刘少奇个人，要他也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
毛泽东指的是刘少奇关于农业合作化、怎样对待富农党员和工会工作等问题上的“错误”——这些问题恰恰都是高岗多次指责刘少奇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
毛交待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与刘少奇。
刘少奇接到决议修改稿和信后，立即召集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开会，落实毛泽东的圣旨，1月12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15日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签发七届四中全会定于1954年1月30日召开的通知。刘少奇对自己要作的自我批评也做了准备。
高岗也得知毛泽东要求举行中央全会，便在1月19日写信给中央转毛泽东，要求到杭州面见毛。他在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
1月21日，杨尚昆又充当邮递员，由北京再到杭州，带去刘少奇向四中全会的报告草稿和高岗这封信。
明镜出版社出版的《落井下石──重查高崗案》。
这给毛泽东出了个难题。高岗这时还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计委主席，要当面向毛做自我批评，于公于私，这个要求过分吗？一点不过分。但毛泽东不想见。他当即于1月22日打电报给刘少奇，告知收到了高岗来信。他的意见是：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毛泽东还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给刘的电报中说：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覆信了。
毛泽东的态度，给高岗泼了一瓢凉水。
2001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杨尚昆日记》书中，记录了1954年1月28日毛泽东同杨尚昆谈话，商量如何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处理高岗问题。
杨尚昆日记上下册，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日记写得很详细：会议宗旨，会期几天，可能遇到什么情况，如何应对，极力避免什么情况……有一千来字，但日记用了很多简略语，例如：“自我批评，交？登？”“19日，信送来，交刘，刘约周、陈、小、彭、李谈话。”念起来不好懂，我这里就不念了。
林蕴晖教授分析，毛与杨的谈话，主要涉及以下几层意思：
一，对高岗要来杭州与毛面商一事如何回应？谈话提出了“四种方案”——推断是杨尚昆提出四种供毛选择的方案，而毛逐一裁决，即：
1、让高岗来杭州——不好处理；
2、毛泽东回北京——也不好处理；
3、由毛泽东指定书记处与高岗谈话——太重，不妥；
4、具体指定刘少奇、周恩来与高岗谈，邓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
毛泽东同意了最后这个方案。
杨尚昆深谙毛泽东的内心与策略。在杭州向毛泽东提出供选择的处理高岗问题的多个方案。
二是与高岗谈话的方针：听高岗自己说，避免“对质”；按决议精神，只作“自我检讨”；对具体事实不深究，讲到别人，暂不深问；检讨一次不好，可作二次，这次不好，以后还可说。
三是对高岗等人是否会在四中全会上攻击其他人作了预测：1、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不冲，可保证；2、到会人，事先招呼好，可以不冲；3、高岗攻击彭真，不要紧，可解决；4、高岗攻击刘少奇，他自己把问题扯开，牵涉很多人（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准备着），这样会期就得拉长，或开小会，甚至需要毛泽东亲自回京处理。应极力避免此种可能，“是可以避免的”。
四是四中全会的方针：只作正面说明，会上说话的人不要太多，至于会期，日记中先说了“开两天”，后说“开三天为好，必要四天”。会上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先给大家打招呼，是可以达到“和平会议”的目的。方针是：坚持正面批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争取高岗逐步改变，决议通过后造成不利其阴谋活动的环境；给一条路让他走，有好路可走，就不走绝路了，当作一种可能性来争取。
毛泽东所有这些想法，都围绕一个中心：开一个“和平会议”。“极力避免”闹得必须自己从杭州返回北京解决。
看来毛泽东真有难言之隐？
1954年毛泽东与工作人员打扑克。他是否也能从中领悟到权斗驭人之术？
我的推测是，毛泽东之所以不让高岗来，也不想回京参加全会，极力回避和高岗面对面，是因为见面了就很可能对质。毛泽东明白，高岗问题与自己有直接关系，不仅同自己的思想、路线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说自己是引发风波的源头，让高岗来杭州见面把话说穿，实在难堪，在会上若高岗当着众人掀开自己老底，就更是不可收拾，回避才是上策。先对高岗忍痛割爱，舍车保帅。高岗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使自己十分被动，处境尴尬，只好把他放出去挨一顿痛批了。但毛泽东还是要保高过关的，所以对会议再三要求只作正面说明，会上发言人不要太多，开两三天为好，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批评云云。
刘少奇某些方面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了。约了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于1月25日和2月5日，两次找高岗谈话；也找饶漱石谈了话。向高、饶二人传达毛泽东确定的四中全会的方针，希望他们向全会作彻底交代和深刻检讨。
刘少奇抓住了整垮政敌的机会。
不过，刘少奇、周恩来有自己的想法，导致后来的事态发展偏离了毛泽东原来的设想。据官方记载，刘少奇主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
中央政治局认为应当严肃地指出：对于党最危险的，乃是敌人在我们党内制造分裂，利用某种派别作为他们的代理人的危险；因为敌人和我们同样明了这个真理：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
中央政治局在这个时候向全党提出增强党的团结的问题，绝不是无的放矢……党内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因为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就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夸大个人的作用，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听别人奉承赞扬，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报复，甚至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
在会议上，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2月10日，四中全会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作了自我批评。官方记载说，在全会上，邓小平驳斥了高岗攻击刘少奇所散布的流言蜚语，对刘少奇为顾全大局在全会上作的自我批评，说了一席“公道话”。
邓小平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要点手迹第一页。全文共七页。
尽管会议确实没有直接批评高饶，但会议开了五天，而不是毛泽东所希望的三、四天甚至两天；发言者众多，并未遵守毛“说话人不要太多”的要求；虽未点名，但会上高岗饶漱石分别检讨，不点名的压力同样沉重。
更可以说与毛原来指示相比翻了个儿的是：四中全会结束后，中央书记处认为高、饶的检查是避重就轻，决定召开两个座谈会来“对质”，一个是高岗问题座谈会，由周恩来主持；一个是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参加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这些人大都是东北和华东两个大区的在京干部，同高岗、饶漱石有关的干部。周恩来受刘少奇的委托，传达了刘少奇对高岗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朱德、陈云等44人作了批判高饶发言。这就改变了毛泽东原来不让搞对质的指示。如此重大的改变，若不是毛泽东本人发话，说不过去。马畏安《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一书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中共中央召开四中全会，目的是就高、饶事件，向全党敲起警钟，对高、饶本人，则是希望他们沉痛反省，悬崖勒马，采取的方针是治病救人，等待觉悟。如果高、饶能作深刻自我批评，切切实实痛改前非，结局会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然而，高岗、饶漱石在四中全会上的“检查”，一个虚晃一枪，一个不痛不痒。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便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如实报告。刘少奇、周恩来很快得到毛泽东的答复：“公开揭露！”
作者的意思是说：高饶做了检查，但“刘少奇、周恩来当然很不满意”，他们向毛泽东汇报——汇报等于是给毛施加压力，毛无法驳回他们，只好下令“公开揭露”。但，我没有看到能证实这种说法的权威根据。
开座谈会批高岗，导致矛盾更激化，2月15日座谈会开始，17日高岗就开枪自杀，被秘书、妻子、警卫夺下了手枪。
邓小平是高饶垮台的最大受益者之一。
毛泽东通过多种方式表露的处理高岗问题的意图，与后来实际操作达到的效果，反差也太大了。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看，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除掉高岗，而是给高岗狠敲一记警钟，要他收敛，然后降温灭火。毛仓促提出召开全会，又要求全会“只作正面说明”点到为止，显然是想趁自己不在京的时候，在都不撕破脸皮的情况下，赶快翻过这一页，保高岗过关，准备日后起用。但刘少奇烧火升温，激化矛盾，唯恐事情闹得不大，他是唯恐养虎遗患，留下高岗，未来构成大威胁。
高岗的夫人李力群透露：“四中全会根本不准他高岗说话。他说，他妈的，我们共产党实事求是，现在没有真实性了，怎么能够这样对我？他个性很强的，他受不了这个，回来情绪很坏，说怎么一直对着我，都是莫须有的事。……哪里是实事求是？”
高岗遗孀李力群
陈云发言披露高岗向他游说要当党中央副主席，高岗更为震惊。李力群辩解说：“陈云讲的，‘你一个，我一个’，是毛主席说将来他到二线，是不是中央可以轮流值班。高岗回来就跟陈云商量，陈云表示支持这个轮流，支持‘你一个，我一个’。结果，座谈会上不准高岗讲话，四中全会以后，只准他们揭发。陈云就起来说，‘你一个，我一个’是你说的。高岗说，你没有脸面，是你说的，怎么能说是我说的？”
有人分析：权谋大师毛泽东必定有一明一暗两套方案，明着，要“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暗着，指示刘少奇、周恩来不能心慈手软，对高岗一定要痛打落水狗。我认为这种说法，既缺史实作证，也不符合逻辑：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相当不满，才扶植高岗来抗衡，他为什么要彻底整垮高岗，岂不让刘周更得势，更壮大挑战自己的势力？
根据目前获得的史料来看，最合乎逻辑的推断是：刘少奇等趁毛泽东不敢、不愿与高岗对质，于是趁热打铁，为根除后患而逼宫成功，让毛泽东吃了个闷亏。而高岗后来连续多次试图自杀，更使情况急转直下，让毛泽东没有了回旋的余地。后来毛多次在高岗问题上高调表态，一来是被高岗自杀弄得恼羞成怒，二来也是企图在全党面前化被动为主动，以挽回面子和威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