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加紧侵华的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竟开了88天来讨论肃反是非，毛泽东说：“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朱、郭的错误上升到与李立三、张国焘并列的程度


　　毛泽东为何深度介入陕北肃反的争论

　　《伐林追问》第90期，2020年4月27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个周末，与一位在中国大陆的新朋友，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主要是他讲了两个多小时。他是位“红二代”，辗转听到我的一期关于陕北肃反的节目，唤起很多回忆。他父亲经历过陕北肃反的全过程，1935年时，担任陕甘晋苏维埃政府粮食部的副部长。这位朋友告诉我，当年粮食部相当于后来的总后勤部。他的一席电话长谈，订正了若干史实，介绍了很多细节，使那段惨痛历史，在我心中丰满鲜活、有血有肉起来。有好几个问题，听他解惑我才顿开茅塞。

　　1958年3月1日，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右一）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

　　陕北肃反到底整死了、错杀了多少人？他告诉我，有名有姓的是283人。这个数字是刘景范的女儿讲的——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1928年跟随哥哥闹革命，是红二十六军中一个团长。1935年，他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肃反时被戴季英逼供打得很惨。抗战胜利后，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兼任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员。中共打下天下之后，当过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没想到，他妻子李建彤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刘志丹》引起轩然大波，他受株连，被打成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他们夫妇有三个孩子，幼女刘索拉很有名，是作曲家、小说家、表演艺术家，《你别无选择》获中国中篇小说奖；出国后扎进黑人蓝调，我听过她出的专辑，像《中国拼贴》，尝试把东西方音乐糅合在一起，很有创意！

　　刘景范的长女刘米拉，是黄土地联谊会理事、延水情文化促进会名誉会长。

　　陕北肃反错杀者不是刘索拉统计的，是她的姐姐刘米拉统计的。据说，在《刘景范传》中有记载。北京这位朋友在电话中对我转述说，这些人都是在前方杀的。1935年9月，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围剿，从南、北、西三面对陕甘根据地合围。10月1日，正是后方开始第一批抓人之际，劳山战役打响，刚刚组建的红十五军团歼灭东北军3700人，击毙师长参谋长，缴获大量武器，火炮有12门，机枪180多挺。随后又接连作战。肃反杀人，是事先拟定了镇压的名单，但为不影响军心，用的是“不服从军令”“临阵脱逃”这一类名义。

　　红军反围剿的劳山战役与陕北肃反同时进行。这是劳山战役烈士陵园。

　　上次我们说陕北肃反之所以成了一团乱麻，是因为将肃反和路线之争搅到一起，秉承共产国际的思路，把意见不合、路线分歧当成敌我矛盾，朝死里整。拨乱反正延续半个世纪，要把握四个节点，分别是：1935年11月，1942年12月，1959到1960年，1983年6月。1935年11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来了之后，首先是认定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不属于肃反对象，不能关更不能杀，但是否有路线错误，来不及审查。做出的决议，只是追究了戴季英和聂洪钧的责任，给了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我体会，这就是“留党察看”。但是撤销了成立没多久的陕甘晋省委之后，成立两个省，以下寺湾为界，以南为陕甘省，以北为陕北省。中央任命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为副书记；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也就是说，并没有马上否定他们的领导和左倾路线。反而是给放出来的刘志丹等人安排的职务相当低，因为都还背着右倾机会路线的错误嘛。刘志丹当时被安排当瓦窑堡警备司令，后来成立红28军，让他当军长，但这支军队，是由陕北一些没被纳入红26军、27军的杂牌自卫队拼凑起来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在陕北工作时的高岗。

　　北京这位朋友告诉我，刘志丹在1936年4月阵亡，让高岗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一下重起来了。我想也是啊，毛泽东带领队伍到井冈山，就必须要与王佐、袁文才这对结拜兄弟率领的本地武装搞好关系，毛泽东这位已婚人士，接受袁文才做媒，再娶18岁的贺子珍，也有这层“强龙安抚地头蛇”的考虑。后来王佐、袁文才终究被干掉。中央红军这帮江西老表、湖南蛮子来到了陕北也遇到同样问题，他们的形象、习俗，尤其是口音，都与陕北老乡格格不入。万把人来到陕北穷乡僻壤，要吃要喝，毛泽东必须要笼络当地干部。他见到刘志丹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投奔你的”。刘志丹死后毛泽东看到了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悲痛，给他写挽联就很有谋略：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没写他是“英勇的布尔什维克”。同时他强化了重用本地干部，既然谢子长、刘志丹都死了，高岗就成了最重要的代表，从内蒙调回来，一再提拔，直至中共西北局一把手。

　　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旧址。

　　第二个节点就是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次我讲过，但有观众批评我讲得太简单，说不讲清楚，后来的争论也就讲不清楚。我这里就再补充一下。
　　这个会规模挺大，正式代表好几百，北京这位通电话朋友的父亲也参加了，中央机关旁听的就有209人，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大部分负责干部都到会旁听，开了88天。
　　毛泽东对这次高干会议很重视，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他本人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作了长篇报告，号召“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康生都在大会上讲话，支持西北局和书记高岗的工作。为解决一个地区的历史问题竟然牵动这么多高级干部汇聚一堂，在中共党史上是罕见的，而这次会议上交锋的激烈程度也是中共党史上罕见的。
　　程子华因为远在冀中，未参加，朱理治、戴季英、聂洪钧、郭洪涛这几位陕北肃反重要角色都参加了会议，成了众矢之的。一大批曾遭受迫害的干部七年多的积怨倾泻开来，会开得十分热闹。

　　高岗（右一）和毛泽东（右二）、博古（右三）在延安。

　　朱理治给自己准备三面“盾牌”，第一面是北方局执行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而他本人只是北方局派的代表；第二面是郭洪涛提供的材料是错误的，而他本人是轻信了材料；第三面是红25军到了陕北，带来肃反的办法。他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呢？朱理治自我总结：第一，从书本出发，执行上级指示，没有从实际出发；第二，轻信郭洪涛；第三，自我批评精神不够。朱理治还形容他自己就是“现代唐吉诃德”，不断“大战风车”，中央错了，所以他“大战风车”就成了笑话。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各有一套“拳经”，核心就是甩锅，或甩给中央路线，或甩给他人。朱理治把责任甩给中央或戴季英，郭洪涛把责任甩给朱理治、戴季英，而戴季英又甩给朱理治、郭洪涛。
　　为了转移矛头，郭洪涛甩出重磅炸弹，说：“前方来信提出陕北红军接中央红军，可是朱理治不同意，他和我谈过，不赞成陕北红军去迎接中央红军。”这枚炸弹震惊了中央上层。毛泽东出席会议十几次质问朱理治，话锋锐利。其他领导干部也有备而来，彭真、高岗、康生、王首道、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人都先后质询，焦点集中在“不欢迎中央红军”上。这一点一旦坐实，朱理治就不再是仅仅承担陕北“肃反”的责任了！朱理治招架不住，急不择言喊出：“现在讲话都不拿良心来讲话！”顿时会场秩序大乱，人们纷纷咒骂，质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高岗在大会上做了长达三万字的报告《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事前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分六个部分，其中三个部分与陕北肃反有关，提出陕北肃反“朱理治、郭洪涛都是主谋者，他们二人具有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两个是毫无党性的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就此“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帽子戴在朱理治、郭洪涛的头上。这份报告后来被列为中共中央“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几天后毛泽东又做重要讲话，指出：“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肃反的错误，就上升到与李立三、张国焘并列的程度了。

　　瓦窑堡关押刘志丹、高岗等监狱旧址（今子长县盐务局）。

　　1942年12月12日，中央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公布，对朱理治和郭洪涛的处分措辞极重，我上期讲过，就不重复了。这次大会之后，高岗更受毛泽东青睐，也让他与朱理治、阎红彦、郭洪涛等人的梁子越结越深。
　　高岗垮台了，就到了第三个节点。1958年8月19日，朱理治对说他有意陷害刘志丹高岗等人和“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这两个问题，提出申诉。中央监委1959年11月23日发出《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接受了他的说法，否定这两条罪名。1984年2月24日，文革后的中组部发通报，再次重申朱理治在陕北肃反的错误“不是出于个人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阴谋陷害”。“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这就推翻了扣在朱理治头上的两顶帽子。
　　这两条罪状，第一条涉及动机，不太容易说清楚；第二条是否拒绝迎接中央红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澄清。北京这位朋友在电话上告诉我，他父亲的亲身经历能够间接证明。“他（父亲）从外地回来，听说习仲勋也被关押，就去探监，当时天气冷了，见他被押在四面透风的破屋内，光着身子，缺衣少盖，于心不忍，就偷偷给他送了一条毡绒毯子。戴季英得知后大发雷霆：‘你怎么给反革命送东西！’”认为他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准备开大会斗他，这种大会开完后一般很可能枪决。但他任职的粮食部下面有三千弟兄，都是有武装的，横眉立目，本来就对鄂豫皖来的红25军戴季英怨气很大，真要开会就可能动武，戴季英也觉得棘手。这时朱理治出来解围，让这位朋友的父亲去接应即将到来的中央红军。他化装前往，见到了周恩来，以他苏区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的身份，整个苏区的情况自然烂熟于心，周恩来很满意，留下他工作了好几天。朱理治的这个安排，就间接证明了朱至少在行动上并未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
　　朱理治1978年去世、聂洪钧更早，于1966年去世，郭洪涛长寿，笑到了最后，他闹翻案少了许多顾忌，广为散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1959年对他有利的“审查意见”，1981年在全国政协的《革命史资料》杂志上发表文章自我辩解。但是，就像跷跷板一样，这头翘起来，就意味着那头落下去。另一方也还有许多人健在啊，他们大为愤慨。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等四人联名给中央写信，建议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把问题说清楚。这就到了第四个节点。
　　中共十二大上成立了中顾委。还健在的陕北肃反当事人，资格都算相当老的了，大多是中顾委委员，中央就索性就把解决这起历史悬案的任务交给中顾委。1983年4月，中央指定：由中顾委副主任李维汉、常委王首道、委员冯文彬、秘书长荣高棠和中组部秘书长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具体负责。李维汉、王首道是1935年中央五人小组成员，过了48年，他们又来处理这段历史。

　　老资格的李维汉（左）与邓小平握手。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出席了五人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决定由原来陕北、陕甘边各推举四位代表。五人小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分清路线是非，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争论。经协商，原陕甘边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当上了代表。这些人中除李铁轮外都是中顾委委员。
　　五人小组先组织两次座谈会，一方一次，听取意见，摸清情况，核实史实。尔后召开第三次座谈会，双方代表都参加，统一认识，做出结论。
　　近两个月座谈、查阅档案，焦点之一是在郭洪涛身上。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分析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结论，不可避免地要谈到高岗。李维汉和王首道态度很明确，高岗在陕北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他是后来个人主义极端发展，走上反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五人小组起草了《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呈报中央书记处。这个报告认为，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郭洪涛确实是“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西北“肃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报告指出，郭洪涛曾说过：“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后来又表态说“不是有意陷害他们”，都是可信的。这一认定实际上纠正了1942年中央《决定》中关于郭洪涛个人动机的说法。
　　报告说，有关同志应把一切有碍于党的团结的争论，特别是在党外进行的争论终止下来。至于杀错的人，一律由中组部和民政部平反，不要再算细账。对西北问题的认识，都应以这次座谈会的一致认识为准。凡不符合这一精神的文件、文章，不能再扩散。凡是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党史、军史著作，都应交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中央书记处听取李维汉的汇报，原则同意五人小组的报告。中顾委秘书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6月20日，五人小组和双方代表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王首道主持。与会各方代表对五人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决定一致表示赞成。郭洪涛当场作了自我批评，并向被伤害的同志当面道歉。他的态度得到大家的欢迎和谅解。最后，双方代表遵照中央要求，签署了同意报告的意见书。1983年7月，中共中央以（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五人小组的报告和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一桩党内斗争悬案，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最终得以端正和澄清，相关纷争也平息下来。
　　但我从另外的途径得知，并不是这么风平浪静。郭洪涛不愿认可28号文件，当时陕甘边一方的四人都签了字，陕北一方的四人中三人签了字，只有郭洪涛拒绝签字，抵赖说他没有给孔原送过诬陷红26军的信。当时李维汉已经住院，郭洪涛经常跑到医院里面纠缠，荣高棠都看不过眼，问郭洪涛你讲不讲一点人道？最后五人小组对郭洪涛摊牌：“你如果不承认向北方代表打过诬陷报告，我们只有公布档案，如果档案铁证证明你打过不符合事实的报告，就要按照1942年整风中党中央确定的原则行事。”所谓“党中央确定的原则”，也就是“开除党籍”，郭洪涛这才无话可说，签字了事。

　　温相著《高层恩怨与习仲勋》（明镜出版社）

　　这个党史悬案就结束了吗？真能一劳永逸吗？未必如此。当事人都已谢世，但他们留下了文字，例如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郭洪涛回忆录》，继续为自己辩解。当事人的子女、秘书、部下，也会继续争辩。温相先生2008年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习仲勋与高层恩怨》，就披露说，几个主要当事人的后代都先后整理出了一些回忆资料，为自己的前辈说话。
　　我看各说各话挺好！不可能也不应该舆论一律，但我判断，不太可能掀起大的波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