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加紧侵华的1942年,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议竟开了88天来讨论肃反是非,毛泽东说:“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朱、郭的错误上升到与李立三、张国焘并列的程度
毛泽东为何深度介入陕北肃反的争论
《伐林追问》第90期,2020年4月27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个周末,与一位在中国大陆的新朋友,通了一个很长的电话,主要是他讲了两个多小时。他是位“红二代”,辗转听到我的一期关于陕北肃反的节目,唤起很多回忆。他父亲经历过陕北肃反的全过程,1935年时,担任陕甘晋苏维埃政府粮食部的副部长。这位朋友告诉我,当年粮食部相当于后来的总后勤部。他的一席电话长谈,订正了若干史实,介绍了很多细节,使那段惨痛历史,在我心中丰满鲜活、有血有肉起来。有好几个问题,听他解惑我才顿开茅塞。
1958年3月1日,时任地质部副部长刘景范(右一)陪同周恩来总理视察。
陕北肃反到底整死了、错杀了多少人?他告诉我,有名有姓的是283人。这个数字是刘景范的女儿讲的——刘景范是刘志丹的弟弟,1928年跟随哥哥闹革命,是红二十六军中一个团长。1935年,他是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肃反时被戴季英逼供打得很惨。抗战胜利后,他是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兼任彭德怀率领的第一野战军后勤部司令员。中共打下天下之后,当过政务院监察委员会党组书记、地质部副部长。没想到,他妻子李建彤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刘志丹》引起轩然大波,他受株连,被打成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他们夫妇有三个孩子,幼女刘索拉很有名,是作曲家、小说家、表演艺术家,《你别无选择》获中国中篇小说奖;出国后扎进黑人蓝调,我听过她出的专辑,像《中国拼贴》,尝试把东西方音乐糅合在一起,很有创意!
刘景范的长女刘米拉,是黄土地联谊会理事、延水情文化促进会名誉会长。
陕北肃反错杀者不是刘索拉统计的,是她的姐姐刘米拉统计的。据说,在《刘景范传》中有记载。北京这位朋友在电话中对我转述说,这些人都是在前方杀的。1935年9月,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围剿,从南、北、西三面对陕甘根据地合围。10月1日,正是后方开始第一批抓人之际,劳山战役打响,刚刚组建的红十五军团歼灭东北军3700人,击毙师长参谋长,缴获大量武器,火炮有12门,机枪180多挺。随后又接连作战。肃反杀人,是事先拟定了镇压的名单,但为不影响军心,用的是“不服从军令”“临阵脱逃”这一类名义。
红军反围剿的劳山战役与陕北肃反同时进行。这是劳山战役烈士陵园。
上次我们说陕北肃反之所以成了一团乱麻,是因为将肃反和路线之争搅到一起,秉承共产国际的思路,把意见不合、路线分歧当成敌我矛盾,朝死里整。拨乱反正延续半个世纪,要把握四个节点,分别是:1935年11月,1942年12月,1959到1960年,1983年6月。1935年11月,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来了之后,首先是认定刘志丹、高岗、张秀山、习仲勋等人不属于肃反对象,不能关更不能杀,但是否有路线错误,来不及审查。做出的决议,只是追究了戴季英和聂洪钧的责任,给了戴季英“最后警告”处分,我体会,这就是“留党察看”。但是撤销了成立没多久的陕甘晋省委之后,成立两个省,以下寺湾为界,以南为陕甘省,以北为陕北省。中央任命朱理治为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为副书记;郭洪涛为陕北省委书记。也就是说,并没有马上否定他们的领导和左倾路线。反而是给放出来的刘志丹等人安排的职务相当低,因为都还背着右倾机会路线的错误嘛。刘志丹当时被安排当瓦窑堡警备司令,后来成立红28军,让他当军长,但这支军队,是由陕北一些没被纳入红26军、27军的杂牌自卫队拼凑起来的,战斗力可想而知。
在陕北工作时的高岗。
北京这位朋友告诉我,刘志丹在1936年4月阵亡,让高岗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一下重起来了。我想也是啊,毛泽东带领队伍到井冈山,就必须要与王佐、袁文才这对结拜兄弟率领的本地武装搞好关系,毛泽东这位已婚人士,接受袁文才做媒,再娶18岁的贺子珍,也有这层“强龙安抚地头蛇”的考虑。后来王佐、袁文才终究被干掉。中央红军这帮江西老表、湖南蛮子来到了陕北也遇到同样问题,他们的形象、习俗,尤其是口音,都与陕北老乡格格不入。万把人来到陕北穷乡僻壤,要吃要喝,毛泽东必须要笼络当地干部。他见到刘志丹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来投奔你的”。刘志丹死后毛泽东看到了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悲痛,给他写挽联就很有谋略: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没写他是“英勇的布尔什维克”。同时他强化了重用本地干部,既然谢子长、刘志丹都死了,高岗就成了最重要的代表,从内蒙调回来,一再提拔,直至中共西北局一把手。
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旧址。
第二个节点就是1942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次我讲过,但有观众批评我讲得太简单,说不讲清楚,后来的争论也就讲不清楚。我这里就再补充一下。
这个会规模挺大,正式代表好几百,北京这位通电话朋友的父亲也参加了,中央机关旁听的就有209人,中央高级干部学习组、中央党校大部分负责干部都到会旁听,开了88天。
毛泽东对这次高干会议很重视,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由任弼时代表中央指导,他本人出席了开幕和闭幕会,作了长篇报告,号召“全边区要团结在以高岗为首的西北局周围”。朱德、刘少奇、陈云、彭真、康生都在大会上讲话,支持西北局和书记高岗的工作。为解决一个地区的历史问题竟然牵动这么多高级干部汇聚一堂,在中共党史上是罕见的,而这次会议上交锋的激烈程度也是中共党史上罕见的。
程子华因为远在冀中,未参加,朱理治、戴季英、聂洪钧、郭洪涛这几位陕北肃反重要角色都参加了会议,成了众矢之的。一大批曾遭受迫害的干部七年多的积怨倾泻开来,会开得十分热闹。
高岗(右一)和毛泽东(右二)、博古(右三)在延安。
朱理治给自己准备三面“盾牌”,第一面是北方局执行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而他本人只是北方局派的代表;第二面是郭洪涛提供的材料是错误的,而他本人是轻信了材料;第三面是红25军到了陕北,带来肃反的办法。他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呢?朱理治自我总结:第一,从书本出发,执行上级指示,没有从实际出发;第二,轻信郭洪涛;第三,自我批评精神不够。朱理治还形容他自己就是“现代唐吉诃德”,不断“大战风车”,中央错了,所以他“大战风车”就成了笑话。朱理治、郭洪涛、戴季英各有一套“拳经”,核心就是甩锅,或甩给中央路线,或甩给他人。朱理治把责任甩给中央或戴季英,郭洪涛把责任甩给朱理治、戴季英,而戴季英又甩给朱理治、郭洪涛。
为了转移矛头,郭洪涛甩出重磅炸弹,说:“前方来信提出陕北红军接中央红军,可是朱理治不同意,他和我谈过,不赞成陕北红军去迎接中央红军。”这枚炸弹震惊了中央上层。毛泽东出席会议十几次质问朱理治,话锋锐利。其他领导干部也有备而来,彭真、高岗、康生、王首道、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等人都先后质询,焦点集中在“不欢迎中央红军”上。这一点一旦坐实,朱理治就不再是仅仅承担陕北“肃反”的责任了!朱理治招架不住,急不择言喊出:“现在讲话都不拿良心来讲话!”顿时会场秩序大乱,人们纷纷咒骂,质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高岗在大会上做了长达三万字的报告《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事前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分六个部分,其中三个部分与陕北肃反有关,提出陕北肃反“朱理治、郭洪涛都是主谋者,他们二人具有极端恶劣的个人品质,两个是毫无党性的极端的个人主义野心家。”就此“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帽子戴在朱理治、郭洪涛的头上。这份报告后来被列为中共中央“整顿三风”的重要文件之一。几天后毛泽东又做重要讲话,指出:“整个内战时期有向李立三路线的斗争,有向朱理治、郭洪涛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有向张国焘的斗争。”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肃反的错误,就上升到与李立三、张国焘并列的程度了。
瓦窑堡关押刘志丹、高岗等监狱旧址(今子长县盐务局)。
1942年12月12日,中央关于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公布,对朱理治和郭洪涛的处分措辞极重,我上期讲过,就不重复了。这次大会之后,高岗更受毛泽东青睐,也让他与朱理治、阎红彦、郭洪涛等人的梁子越结越深。
高岗垮台了,就到了第三个节点。1958年8月19日,朱理治对说他有意陷害刘志丹高岗等人和“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这两个问题,提出申诉。中央监委1959年11月23日发出《关于朱理治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接受了他的说法,否定这两条罪名。1984年2月24日,文革后的中组部发通报,再次重申朱理治在陕北肃反的错误“不是出于个人对刘志丹等同志的阴谋陷害”。“不存在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问题”。这就推翻了扣在朱理治头上的两顶帽子。
这两条罪状,第一条涉及动机,不太容易说清楚;第二条是否拒绝迎接中央红军,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澄清。北京这位朋友在电话上告诉我,他父亲的亲身经历能够间接证明。“他(父亲)从外地回来,听说习仲勋也被关押,就去探监,当时天气冷了,见他被押在四面透风的破屋内,光着身子,缺衣少盖,于心不忍,就偷偷给他送了一条毡绒毯子。戴季英得知后大发雷霆:‘你怎么给反革命送东西!’”认为他也是反革命组织的人,准备开大会斗他,这种大会开完后一般很可能枪决。但他任职的粮食部下面有三千弟兄,都是有武装的,横眉立目,本来就对鄂豫皖来的红25军戴季英怨气很大,真要开会就可能动武,戴季英也觉得棘手。这时朱理治出来解围,让这位朋友的父亲去接应即将到来的中央红军。他化装前往,见到了周恩来,以他苏区政府粮食部副部长的身份,整个苏区的情况自然烂熟于心,周恩来很满意,留下他工作了好几天。朱理治的这个安排,就间接证明了朱至少在行动上并未拒绝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
朱理治1978年去世、聂洪钧更早,于1966年去世,郭洪涛长寿,笑到了最后,他闹翻案少了许多顾忌,广为散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1959年对他有利的“审查意见”,1981年在全国政协的《革命史资料》杂志上发表文章自我辩解。但是,就像跷跷板一样,这头翘起来,就意味着那头落下去。另一方也还有许多人健在啊,他们大为愤慨。1983年2月,张秀山、刘景范等四人联名给中央写信,建议召开西北党史座谈会把问题说清楚。这就到了第四个节点。
中共十二大上成立了中顾委。还健在的陕北肃反当事人,资格都算相当老的了,大多是中顾委委员,中央就索性就把解决这起历史悬案的任务交给中顾委。1983年4月,中央指定:由中顾委副主任李维汉、常委王首道、委员冯文彬、秘书长荣高棠和中组部秘书长何载,组成五人小组,具体负责。李维汉、王首道是1935年中央五人小组成员,过了48年,他们又来处理这段历史。
老资格的李维汉(左)与邓小平握手。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宋任穷出席了五人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决定由原来陕北、陕甘边各推举四位代表。五人小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是:分清路线是非,不再追究个人责任,不再纠缠枝节问题,最终结束争论。经协商,原陕甘边的刘景范、张秀山、张策、张邦英,原陕北方面的郭洪涛、贺晋年、崔田民、李铁轮,当上了代表。这些人中除李铁轮外都是中顾委委员。
五人小组先组织两次座谈会,一方一次,听取意见,摸清情况,核实史实。尔后召开第三次座谈会,双方代表都参加,统一认识,做出结论。
近两个月座谈、查阅档案,焦点之一是在郭洪涛身上。不可避免地要再次分析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的结论,不可避免地要谈到高岗。李维汉和王首道态度很明确,高岗在陕北和刘志丹等人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是有功的,“他是后来个人主义极端发展,走上反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五人小组起草了《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呈报中央书记处。这个报告认为,1942年中央的结论是正确的。郭洪涛确实是“左倾”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对于西北“肃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报告指出,郭洪涛曾说过:“杀了我的头也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后来又表态说“不是有意陷害他们”,都是可信的。这一认定实际上纠正了1942年中央《决定》中关于郭洪涛个人动机的说法。
报告说,有关同志应把一切有碍于党的团结的争论,特别是在党外进行的争论终止下来。至于杀错的人,一律由中组部和民政部平反,不要再算细账。对西北问题的认识,都应以这次座谈会的一致认识为准。凡不符合这一精神的文件、文章,不能再扩散。凡是有关这一段历史的党史、军史著作,都应交中央党史研究室审定。
中央书记处听取李维汉的汇报,原则同意五人小组的报告。中顾委秘书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6月20日,五人小组和双方代表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举行会议,由王首道主持。与会各方代表对五人小组的报告和中央的决定一致表示赞成。郭洪涛当场作了自我批评,并向被伤害的同志当面道歉。他的态度得到大家的欢迎和谅解。最后,双方代表遵照中央要求,签署了同意报告的意见书。1983年7月,中共中央以(1983)28号文件向全党转发五人小组的报告和双方代表签署的意见书。历时近半个世纪的一桩党内斗争悬案,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最终得以端正和澄清,相关纷争也平息下来。
但我从另外的途径得知,并不是这么风平浪静。郭洪涛不愿认可28号文件,当时陕甘边一方的四人都签了字,陕北一方的四人中三人签了字,只有郭洪涛拒绝签字,抵赖说他没有给孔原送过诬陷红26军的信。当时李维汉已经住院,郭洪涛经常跑到医院里面纠缠,荣高棠都看不过眼,问郭洪涛你讲不讲一点人道?最后五人小组对郭洪涛摊牌:“你如果不承认向北方代表打过诬陷报告,我们只有公布档案,如果档案铁证证明你打过不符合事实的报告,就要按照1942年整风中党中央确定的原则行事。”所谓“党中央确定的原则”,也就是“开除党籍”,郭洪涛这才无话可说,签字了事。
温相著《高层恩怨与习仲勋》(明镜出版社)
这个党史悬案就结束了吗?真能一劳永逸吗?未必如此。当事人都已谢世,但他们留下了文字,例如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出版了《郭洪涛回忆录》,继续为自己辩解。当事人的子女、秘书、部下,也会继续争辩。温相先生2008年在明镜出版社出版《习仲勋与高层恩怨》,就披露说,几个主要当事人的后代都先后整理出了一些回忆资料,为自己的前辈说话。
我看各说各话挺好!不可能也不应该舆论一律,但我判断,不太可能掀起大的波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