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英因出身、因哥哥在中共肃反中被杀，不安全感驱使他要表现对内奸和错误路线不共戴天，杀了无数红军官兵，整了郭述申这样的人；郭也同样，自己差点被杀，要表现自己革命忠诚坚决，拿火钳去烙高岗屁股；高岗也同样，整人毫不手软……


　　鞭抽火钳烙：陕北肃反是中共百年内斗的缩影

　　《伐林追问》第88期，2020年4月22日首播

　　◆高伐林


　　上一期《伐林追问》我说到陕北肃反的急先锋戴季英。毛泽东1951年针对戴季英要官，说“共产党不需要戴季英这样的高级干部。这样的人，应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河南省委随即做出双开的决定。我有疑问，不知道为什么八十年代又对他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待遇？

　　戴季英（1906－1997）

　　节目播出后我查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红安县编《红安县革命史》，主编郭家齐采访了很多老红军包括戴季英，戴季英说被抓那天，正在家中吃饭，听见外面有人喊他，就出门察看，一出门就被蒙上双眼，带上车押到了郑州。1960年判刑15年，本应该是1975年出狱，正赶上文革，仍被监视居住。郭家齐披露，文革过后，是一批原红25军老革命为他活动，希望他安享晚年。

　　郭述申，1940年到延安参加中共七大途中留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纪委副主任。

　　有哪些人呢？有郭述申，1934年9月28日，鄂豫皖省委作出《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认定郭“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的机会主义动摇”，差点被处决，是徐海东救下他。1935年9月，郭述申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1935年9月17日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他虽然挨过整，但整别人也不含糊，李锐曾经回忆四十年代后期给高岗当秘书时，高岗咬牙切齿地跟他讲述过：郭述申把火钳烧红了，烙他的屁股。郭述申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当选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1982年9月，列席了党的十二大，当选为中顾委委员。
　　帮戴季英说话的还有韩先楚，当年他在徐海东率领红25军到达陕北后，半年从营长快速提升到师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先后担任福州、兰州部队司令员。1980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后来当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还有一个周世忠，长征时任红25军224团团部司号长。1982年，任武汉军区司令员。
　　有这些人帮忙，1982年戴季英处境改善，1984年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
　　（上期节目的文字稿在“老高的博客”刊出后，有位署名“老字号”的博友查找资料，判断是李先念对戴季英伸以援手。这是有可能的，我在三年前做节目查找资料时，也曾想过李：李、戴二人都是红安人，都是1927年11月中共黄麻起义的骨干。都在张国焘领导的鄂豫皖红军队伍任职，他们应该很早就彼此认识；四十年代中期又都在中原军区共事。但是“有可能”不等于“必定会”，同乡也罢、战友经历也罢，都不能保证李先念一定会为戴翻案。“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没有找到确切的依据，我不敢断言是李先念为戴平反。非常感谢“老字号”和其他网友的积极参与和热心指教！——老高 2023年3月27日）
　　书归正传，接着说陕北肃反，1935年9月底，思想上、组织上、舆论上乃至武力上都准备妥当，所有主角都到场了，肃反各就各位。在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共北方代表眼里，西北根据地，军事方针“右倾机会主义”，土改是“富农路线”，部队是“土匪色彩”……甚至怀疑张三是内奸，李四是特务，必须清洗，路线斗争与肃反交织在一起。陕北特委组织部长郭洪涛是这么对钦差大臣朱理治介绍当时干部的：刘志丹家是地主，父亲是民团团总，他一贯右倾，是白军军官，带来了不少白军的影响；高岗政治上弱，没有能力，文化程度低，最调皮捣蛋，开过小差；刘志丹、高岗恢复红26军以后的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是逃跑主义；陕北特委宣传部长马明方执行富农路线；张秀山、习仲勋是老好人，没有什么能力；马文瑞被派到三边去，一年多没有回来，没有写过信或写过报告……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要求朱理治到西北后要信赖郭洪涛，朱理治就偏听偏信他，先入为主，在仓促成立陕甘晋省委时，自己担任书记，提拔郭洪涛当了副书记，肃反就拉开帷幕。
　　1935年10月1日，他们逮捕了原陕甘边特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子伟，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张文华等五人。通宵秘密刑讯，陕甘晋省委政治保卫局代理局长戴季英，向省委书记朱理治汇报说：“未经用刑，他们即供出了刘、高等13人。”“刘”是刘志丹，“高”是高岗。戴季英是撒谎，鄂豫皖苏区肃反素来以残酷著称，他在陕北也照样，不但动酷刑，而且亲自动手。陕甘边东部地区革委会主席马文瑞晚年回忆，戴季英亲自抡起鞭子抽他，狠极了！
　　10月2日，戴季英派人又逮捕了曾担任陕甘边特委书记和红26军政委的张秀山。
　　酷刑之下，有些被捕人员只好胡乱招供。内容有：刘志丹、高岗、张秀山搞了右派反革命组织，名称叫“前线委员会”，前任书记是张秀山，现任代理书记是刘志丹，曾经在一个庙里开过秘密会议；张庆孚煽动暴动，有秘密电台；刘、高勾结张庆孚要配合国民党搞兵变，等等。在得到所谓的口供后，朱理治与程子华立即定计，找借口调刘志丹回后方秘密扣留审讯。10月4日，朱理治又要戴季英写信给前方，要求把高岗也调回后方来。戴季英写好了信，没给朱理治过目就直接派通讯兵送往前方了。
　　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26军党政军干部的大逮捕就此开始，先后在前线和后方机关逮捕了刘志丹、高岗、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马文瑞、杨森等一大批干部，红26军营级以上、陕甘边苏区县级以上干部全部予以关押。
　　肃反过程中，对被捕人员的迫害相当残酷，刘志丹被逮捕后，被戴上了沉重的手铐和脚镣，出狱的时候，手铐和沉重的脚镣磨坏了他的手脚，写字握不住笔，走路蹒跚，他的家属也遭到株连，妻子被编入劳改队。营长于震西被抓后，被肃反的人用匕首一刀刀地扎、一刀刀地剐，逼他承认是“反革命”，他至死也没有松口。
　　前方正与国民党军队打仗的红15军团政委程子华在收到信之后，与军团长徐海东商量让高岗回后方受审，徐海东不信戴季英审问得出的口供，但程子华坚信不疑。高岗被捕后也被严刑拷打，他竭力抗辩：“上一次红军打垮了，我化装木匠逃回陕北又组织红军，怎么说我是反革命？”程子华立刻严厉训斥高岗。程子华、高岗就此翻脸，终生都没有原谅对方。
　　10月的西北夜晚寒冷，可是戴季英命令被捕人员一律不准盖被子，手脚捆着睡觉。刘志丹的弟弟刘景范是戴季英等人重点逼供的对象，审讯逼供者昼夜不停地殴打他，刘当时已经患有重病，被打以后接连吐血。
　　今上一尊的老爹习仲勋，被以“党棍”罪名，开除出党，撤销职务，随后被诱捕。聂洪钧给他罗织罪名说：第一骂群众是土匪；第二不搞土地革命，只分田地，不分山地；第三给富农通风报信。最初关在王家坪，后来押往陕甘晋省委驻地瓦窑堡。押解途中，给他头上套了一个只露两只眼睛的黑帽子，肩上还让扛了两杆长枪。习仲勋在后来谈及这段历史时说：“晚上睡觉时仍将人捆着，脚上、脖子上也加了绳子。他们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我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缚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
　　10月5日，刘志丹受命从前线回瓦窑堡，途中巧遇通信兵，他是奉保卫局负责人之命送信到前方的。出于对刘志丹的尊重与同情，通信兵不顾规定，将这封命令逮捕刘志丹的信给他看了。刘志丹面对诬陷，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看到党和红军自相残杀，连夜策马飞奔，10月6日凌晨，抵达瓦窑堡，对戴季英说，“要捉我的信，我在半路上看到了，自己回来”。戴季英倒没有隐瞒，向朱理治报告了这个情节，让朱理治大觉惊诧：“反革命还会自己回来？”促使他感到事情不对头。10月7日，朱理治带郭洪涛同审张秀山，逼问他：“蔡子伟已经供认你是右派，是他介绍你加入的，而且还让你担任了右派的前委书记，你后来又发展了刘志丹、高岗，你们最近又有秘密活动，你承认不承认？”张秀山当然不承认，戴季英指使审讯者对张秀山鼻子里灌辣子面，吊起来拷打，还用枪决威胁张秀山。张秀山宁死不招供，说：“我死没问题！26军创造不易，它是许多同志用头颅换来的呀！”他放声痛哭并厉声呼喊：“你们可怜可怜26军罢！这里边的干部，全都是好的呀！”

　　张秀山（1911—1996），曾任陕甘边特委书记，西北工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哭诉引起看守他们的红25军战士的疑问：哪有这样的“反革命”，自己死到临头，还要救26军同志？朱理治受到震撼，对郭洪涛说：“肯定是弄错了！”第二天，朱理治要求前方停止捕人，并决定：“第一，后方不再捕人；第二，后方不再审讯被捕同志。”还告诉程子华：“后方没有刘、高、张的反革命证据，如果前方也无证据，后方准备释放他们。”朱理治赶到保卫局去会见习仲勋，对习说：“现在有六七个右派供出了刘、高和你们，我们一时搞不清楚，只好暂时委屈你们一下。”并送了棉被给他们。可见，在陕北肃反中，朱理治多少保持了一点务实和理性的态度。
　　郭洪涛后来也回忆说，抓了张秀山后，他也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和作为。他对旁边的人说过：“杀了我的头，我也不相信他们是反革命！”
　　陕北肃反，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说法不一，有的说“三个月”，肯定不对。有的回忆或专著中说，从10月1日开始，是八天；有的说是到十月底结束；我看，朱理治和郭洪涛这些肃反策划者，是在八天之后感觉到不太对头，开始收缩，停止捕人、停止审讯、停止杀人；但是在下面远远不止八天，就在中央红军来了，中央代表明确要求停止之后，下面还持续了一段时间。

　　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

　　陕北肃反究竟错杀了多少人？我看到的说法不一：200人，230人，260人等，几十年之后有人质问：说杀了200人，杀了谁？但200人这个数字，是1942年延安整风期间，开了88天的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上形成的决议中说的。本世纪出版的《朱理治传》中明确指出：“已有定论的是：陕北肃反全过程中，后方没有杀过一个人，错杀发生在前方。”但前方错杀多少，书中没有介绍。另外有材料说，错杀了陕甘边特委第一任书记金理科、陕甘边的妇委会主任张景文、陕甘边的南区委组织部长杜宛和陕甘边军委副秘书长杨浩等二百多干部，张秀山、王兆相等人的父亲也被株连杀害。

　　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向父亲的母校清华大学捐赠了不少关于朱理治的书。

　　《朱理治传》对朱理治颇有些开脱之词。将陕北肃反与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等地的肃反进行比较，列出了一些特点，如：持续时间最短；损失最小；整个肃反后方没杀一个人，这几条可能争议不太大；但是第三条，由领导者自己发现错误并自行停止。这就与中共党史书上公认的中央红军来才制止了肃反，下令刀下留人不相符合，与高岗习仲勋等人后来多次说过的“中央救高岗”也是矛盾的。我不知道这与朱理治的儿子朱佳木有没有关系？他先后担任过胡乔木和陈云的秘书，当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是有相当大的话语权的。
　　习仲勋后来说：“毛主席晚到4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他们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其它史料也记载，朱理治下令在瓦窑堡挖了一个两丈深、三丈长、八尺宽的大坑，打算活埋刘志丹、高岗等人。在逮捕他们时，已经不准备给他们留生路了，准备一杀了之。

　　在肃反中九死一生的习仲勋，去世后备极哀荣，陵墓建得庄严巍峨。

　　肃反还造成其它恶果：导致了红军内部的分裂，根据地陷入危机，老百姓投向军阀和国民党。原鄂豫皖前来的红25军，与原西北根据地的红26、27军关系恶化，几乎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后来，杨尚昆遇到原81师师长贺晋年，贺晋年告诉杨，如果中央不来，我们就要同鄂豫皖来的红25军他们打起来了。81师也是陕北的红军，但还不是“肃反”的重点，矛盾竟激化到这样一触即发的程度，肃反的重灾区是红26军，不言而喻就更为严重了。西北根据地内部的矛盾，令郭洪涛也感到忧虑，他后来回忆“26军、27军中发生了问题，前方军心完全动摇，一连、一排、一班地逃跑，干部一点精神都没有”。老百姓甚至传说红25军是“白军化装成红军来消灭红26军”的，恐怖、怀疑的气氛弥漫，随时有可能转过枪口对付这些搞肃反的领导人和他们指挥的红25军。
　　我们节目开头讲了戴季英，最后也想回到戴季英。

　　1985年5月，红安县党史办人员在郑州采访戴季英（右）。

　　辛向阳、黄文治在《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发表一篇文章，探讨戴季英的命运，其中披露说：戴季英的父亲叫戴寿云，大革命时期与董必武有过交往，是个支持革命的开明知识分子。1933年冬，父亲被国民党烧死，母亲被当地土豪打死。戴季英有弟兄五人，四个兄弟全部为革命牺牲。二哥戴季伦就是在红25军肃反中被错杀。戴季英为什么搞起肃反来那么穷凶极恶呢？好几个老红军都提到的一番话说：张国焘等主持鄂豫皖苏区反富农及肃反时，“戴季英也不被相信，特委省委都不要他，以后调到保卫局工作，名义上是工作，实际上是监视”。我看，这点出了要害！张国焘自己就是知识分子出身，却大力整肃富农、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地方领导群体，明确提出“工农同志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党可以原谅三分，倘是知识分子犯了错误就要加重三分”。戴季英的内心深处，渗透了随时可能被清洗甚至被杀头的不安全感，为了表明自己对革命忠诚、坚定，就比别人更激烈地大搞“逼供信”——这种心态，我们这一辈人在文革中见得很多。有些黑五类急于表现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做得比红五类激进得多，也就是因为有不安全感。
　　戴季英因为出身、因为哥哥在肃反中被错杀，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要表现对内奸和错误路线不共戴天，他杀了无数问不出口供的红军官兵，整了郭述申这样的人；郭述申也同样，自己差点被杀，于是要表现自己的忠诚坚决，拿火钳去烙高岗的屁股；高岗也同样，整起人来毫不手软……不是说所有人都这样，像习仲勋就没有；但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这样的人相当多，整人的邪恶，就是这样构成长得无穷无尽的传递链，常识和人性，就是这样成为一张张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陕北肃反，就是中共百年来内斗的缩影。

　　高岗挨过整，也整过人，是中共内斗整人的传递链中的一环。

　　陕北肃反虽然时间不长，但对陕北肃反的评价、对各种角色的认定，却持续了半个世纪，经历过多次翻烧饼那样的回合。这与高岗地位的剧升和猛跌，有很大关系。我们下期节目再来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