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告诉我们，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现象，不是个别人的罪孽、疏忽和背叛，而是整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产物。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由来和发展，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单纯的“罢官革命”并不能彻底铲除修正主义的根源。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形成最伟大的历史潮流，才能在最大的广度和最大的深度上把资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以及几千年来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私有观念彻底根除。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伟大领袖毛主席准确地深刻地洞察了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全部颠覆阴谋，决心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亿万群众起来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夺回一切被他们篡夺了去的党权、政权和军权，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
毛主席作出了一系列伟大的战略部署。
从1965年9月开始批判吴晗，批判三家村，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通知的发表，毛主席说这叫做舆论准备。在这个时期里，毛主席首先调兵遣将，及时地准确地砍断了刘邓——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伸向军队、电台和公安系统等要害部门的黑手，防止了反革命政变，保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同时发动和领导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海瑞罢官》集结着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右倾机会主义和一九六二年前后修正主义的思潮，牵系着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前哨“三家村”的阵线。毛主席发动批判《海瑞罢官》触动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中枢神经。
在长达八个月的时间里，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围绕着《海瑞罢官》问题激烈地展开了。
斗争的焦点是：要不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用什么样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来指导这场大革命？
彭真在刘邓的指使下，提出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反对批判吴晗，千方百计地把无产阶级批判资产阶级这样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引到资产阶级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的圈套里去，妄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坚守反革命修正主义阵线。《二月提纲》就是他们的反革命纲领。
毛主席领导革命左派，排除万难，经过几次的反复斗争，从《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入手，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捣毁了这个反革命集团。打乱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阵线。《五一六通知》就是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胜利结晶，它提出了无产阶级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十七年来无产阶级专政经验的科学总结。
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一系列著作和指示，特别是他老人家亲自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革命实践，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如何进行革命、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阶段。

一九六五年九月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出“必须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的伟大号召。当面指示彭真要批判反动的资产阶级权威吴晗。
毛主席质问彭真：“吴晗可不可以批判？”
彭真故意回避问题的实质，只回答：“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事后封锁毛主席这个极为重要的指示。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彭真在旧文化部召集的文化厅、局长会议上讲话，多次指名攻击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恶毒地叫嚷：“在真理面前，是人人平等的，管你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举起“错误人人有份”的棒子来打击左派，包庇右派，说什么“错误人人皆有，大小性质不同。”他大肆兜售反动的“先立后破”论，胡说：“没有立，不能彻底破”。

十月
早在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就指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一九六五年初，在“二十三条”中，毛主席又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时候主席又意味深长地问一些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很可能的，也最危险。”
刘少奇却叫嚷：“真正出修正主义，就只好让修正主义搞几年看看。”
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主席军事路线的伟大红旗，提出了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他强调指出：“全军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把毛主席著作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大野心家罗瑞卿拼命反对“五项原则”，叫：“把毛主席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最高指示，不符合我们的体制，是瞎说一通。”私自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歪曲为五项原则中最重要一条，而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到次要地位。

十一月十日
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坚决支持下，江青同志冒着风险亲自组织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写的。文章写好后，毛主席又亲自看了三遍，然后由江青同志拿到上海公开发表。
姚的文章的发表，震动了中国思想界，揭开了向党内最大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攻的序幕，发出了一颗划破长空的红色信号弹。

十一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阎王”陆定一一伙死死控制北京各报刊，不许转载姚的文章。彭真在他家里召集周扬、许立群、吴冷西、邓拓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会，大骂江青等同志在上海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党性到那里去了”。会上，他包庇吴晗说“吴晗过去是民主教授，解放后一直靠拢党，反右派时，反章罗联盟比较积极。”阎王周扬等马上附和说：“姚文元的文章后一部分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
中南地区，在“南霸天”陶铸的控制下，也迟迟不转载姚的文章。
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骨干郑天翔（书记处书记）、邓拓（书记处书记）、李琪（宣传部长）、范瑾（副市长）等频繁接触，密谋如何对付姚的文章。旧《北京日报》社长范瑾曾两次向《文汇报》摸姚文元文章的“背景”。邓拓马上给吴晗通风报信，让他准备反扑。吴晗气焰嚣张地说什么：“不服姚文元的文章，已经看了很多材料，准备写文同姚文元辩论。”邓拓高兴地说：“好啊！可以嘛！”

十一月十五日
彭真宣扬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早看过了，毒害不是那么大。”

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
因北京等地报刊不转载姚的文章，毛主席英明指出：出小册子。二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数字。北京新华书店奉命不表态，直到二十九日，才被迫同意。最后，北京仍然不给发行。

十一月二十六日
彭真包庇吴晗恶毒攻击张春桥、姚文元等同志，他说：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的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吴晗写了《海瑞罢官》，别的人还有《海瑞上疏》、《海瑞背纤》、《大红袍》、《小红袍》。”以后，彭真又攻击张春桥同志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上疏》，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
实际上，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已经批了《海瑞上疏》。《海瑞上疏》是周扬亲自到上海叫周信芳搞的。

十一月二十八日
在周总理的督促下，彭真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彭真一到，就问：“吴晗现在怎样？”大叛徒邓拓说：“吴晗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彭真大声说：“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要看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狂妄地露骨地反对毛主席。
会上，彭真一面不得不让北京各报转载姚的文章，一面又提出所谓“放”的方针，并且叫姚溱通知《光明日报》不得同一天转载姚的文章，“以免震动太大”，彭真还布置给旧北京市委一伙说：“明天要转载姚文元文章，要赶写一个按语，特别要在历史唯物主义上下功夫，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十一月二十九日
《解放军报》转载姚的文章。编者按语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北京日报》也转载姚文。编者按语别有用心地强调对《海瑞罢官》这出戏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煽动牛鬼蛇神攻击姚文元等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个按语是由彭真口授并亲自发稿的。

十一月三十日
①《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栏转载姚的文章。编者按语是吴冷西按照彭真意见起草的。按语只把《海瑞罢官》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强调所谓要“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煽动牛鬼蛇神起来反扑。
②邓拓向北京高等院校作紧急布置，“各校要以《北京日报》按语为方针”，搞“学术讨论”，鼓吹“要掌握具体材料，要有具体的东西。”要人们去查史料，钻故纸堆。
陆平黑帮立即胁迫北京大学法律系革命师生查《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等等“资料”。“研究”海瑞“平冤狱”问题，把批判引上了“纯学术”讨论的圈套。

十二月一日
彭真召集周扬、许立群、胡绳、姚溱、吴冷西等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开黑会，大肆攻击《解放军报》按语，说《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说的太早了”。并吹嘘《人民日报》的按语“比较稳重”。彭真大肆鼓吹所谓“放”的方针，抹煞“放”的阶级属性，大讲什么：“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的、赞成姚文元的各种意见都讲才好讨论”。他竭力把对吴晗的斗争从政治斗争拉回到“纯学术批判”，说什么：“这次讨论不但是一个戏的问题，牵涉到历史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清官与贪官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京剧改革问题、美学问题等，要真正地当成一个学术问题展开讨论。”
会上，彭真授意周扬等化名“方求”写文章。在同一天的旧市委会上，彭真又亲自布置邓拓写一篇关于道德继承论的文章。

十二月四日
在彭真指使下，旧北京市委宣传部办的《文艺战报》连出几期增刊，刊登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攻击姚文元同志的大毒草。甚至搜集来了北京京剧团反党分子提供的“材料”，胡说吴晗是被剧团拉上马不得已才写出这个剧本。李琪露骨地说：这几期增刊就是编给康生、江青同志看的。

十二月七日
阎王殿的黑刊物《宣教动态》配合彭真等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登出“上海知识界人士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的反映”，攻击姚文“后两段火气太大”，“批判提得太高”是“政治上的罗网，陷人于罪”等等，以后，这个刊物一次又一次地诬蔑姚文是“大棒子”、“文字狱”等等。

十二月八日
①《红旗》发表戚本禹同志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批判翦伯赞、吴晗等的反动历史观。
②吴晗写出了反扑的文章，但不敢马上拿出来，彭真闻讯后，叫邓拓、范瑾当面给吴晗写信说：“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是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当充分发表，不必顾虑重重。”“《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阅过的（按：即刘邓黑司令部），《北京日报》按语是市委审阅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两个按语去做。”还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弄清楚。”又是鼓励又是定调。

十二月九日
刘少奇指挥彭真、蒋南翔、陆平等大搞“一二·九”纪念活动，吹捧自己，反对毛主席。

十二月十二日
旧《北京日报》、《前线》抛出大叛徒邓拓的大毒草，学名向阳生，题为《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把对吴晗的批判，从政治问题拉到所谓“道德继承”的“学术”问题上去。这株大毒草是彭真亲自领导下写的，最后由彭真修改，经过北京市委书记传阅定稿。“阎王”许立群、姚溱也参加了“审阅”。
在修改此文时，彭真大放厥词，叫要把“题目扩大，战线拉长”，说：“题目多，参加讨论的人就多，像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现在就是一个字‘放’。”他指使范瑾，《北京日报》要登全国各地报刊各种学术讨论摘要。企图把水搅浑，混战一场，转移目标。

十二月十四日
彭真在国际饭店开旧市委工作会议，把吴晗找去，对他说：“你错的就检讨，对的就坚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你有什么都可以讲”。给吴晗撑腰要他坚持反动立场。

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
党中央在上海开会，揭发批判了大军阀罗瑞卿的三反罪行，斩断了刘邓——彭真资产阶级司令部伸向军队的一只黑手。
在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刘少奇把罗瑞卿、陆定一塞进中央书记处。之后公然宣称罗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到军队加强活动。罗瑞卿伙同彭真、贺龙等人积极呼应，背着军委和毛主席，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建军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和各省市民兵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提倡突出军事，通知全军学习黑“修养”，提倡突出刘少奇。
在刘邓的纵容和指使下，罗瑞卿之流在军内秘密组织篡军班子，恶毒攻击、污蔑林彪同志，公然叫嚣要林彪同志“交权”、“让位”，由他来当国防部长，独揽军权。
罗瑞卿之流的政变阴谋逃不过毛主席敏锐的目光。他们的阴谋破产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杭州，同陈伯达等同志谈话中指出：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的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在杭州谈话中，毛主席又一次尖锐地指出：“《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底的卖国主义。”
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大大鼓舞了左派的斗志。

十二月二十二日
毛主席同康生、〔注：此处留有顿号和空格，应为杨成武。——编者注〕等同志以及彭真谈话，又讲了前一天同陈伯达等同志谈的那些意见，再次强调指出：要害是“罢官”，我们庐山会议罢了彭德怀的官。彭真立刻跳起来辩解说：“我们经过调查，没有发现吴晗同彭德怀有什么组织关系。”竭力掩盖吴晗的要害问题。

十二月二十三日
彭真要求单独同毛主席谈话。事后，这个野心家狗胆包天，造谣说，毛主席赞成他的所谓“放”的方针，吴晗问题要两个月以后做政治结论。又说，两个月以后再谈政治问题。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旧《北京日报》抛出吴晗假检查、真反扑的大毒草《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发表时，不加按语，支持吴晗的反扑。这是彭真从上海打电话催着要这样发的。见报前，范瑾奉彭真之命，先送给姚溱“审阅”。
这株大毒草一出笼，就被广大革命群众揪住了，彭真极为恼火，大叫“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范瑾也跳出来为吴晗辩护，说：“不要任何一个自我批评一出来，就都认为是假检讨，真进攻，这样人家就没法活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人民日报》发表中宣部周扬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大毒草，题为《〈海瑞罢官〉代表—种什么社会思潮？》此文是假批判、真包庇的典型，完全掩盖了《海瑞罢官》反动的政治实质。

十二月三十日
①《人民日报》转载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编者按语是彭真授意，吴冷西写的，根本没有揭露吴晗的所谓《自我批评》的反动实质。按语草稿上有这样一句：“吴晗的自我批评有进步，值得欢迎。”因太露骨，定稿时才“忍痛”删去。
吴晗的假检查一出笼，阎王殿马上在《宣教动态》上借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之口为之助威，说：“吴晗的认错不是假的”，“吴晗说写《海瑞罢官》是糊里糊涂写出来的，这可以说得通。”等等。
②彭真在旧市委开黑会，指示范瑾利用记者收集情报。并叫郑天翔派人常驻沪、穗、汉、渝、沈等地搞反革命情报，说“太闭塞，怎么能作战呢？”一语道破了他的反革命阴谋。

十二月三十一日
彭真叫范瑾“找一批与吴晗观点相同的文章，放手‘放’”。于是，旧《北京日报》马上抛出一批为吴晗辩护的毒草。

一九六六年一月二日
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开会，让三反分子胡绳传达毛主席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有意隐瞒了毛主席指出的《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会上，彭真大谈所谓“放”，别有用心的说：“扯得越宽越好。”并又一次指责《解放军报》按语“妨碍了放”。胡说什么“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大阎王陆定一召开阎王殿会议，极力反对毛主席批判《海瑞罢官》的指示，同彭真一唱一和。说什么“要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搞。”接着提出一串“学术研究”题目，说“解决这些问题要一二百年。”并再一次攻击上海发表姚的文章没有同他打招呼。
在这次会上，康生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同彭真、陆定一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康生同志说，毛主席讲了要害问题是罢官。庐山会议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吴晗六月写了《海瑞骂皇帝》，九月写了《论海瑞》。年底，也就是在彭德怀罢官以后，即着手写《海瑞罢官》。

一月八日
旧《北京日报》登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琪的大毒草《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署名李东石。把吴晗的三反罪行说成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问题。这株毒草是在彭真的指示下起草，并经彭真，旧市委书记处和周扬、许立群等“讨论”“审阅”、修改定稿的。

一月九日
彭真批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竟砍去了关于《海瑞罢官》要害问题部分。

一月十一日
旧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宋硕对陆平搞的反革命经验大加赞赏，说“北大法律系研究海瑞七十—个条例，就是个好办法。”鼓吹要“扎扎实实地研究资料”“不能空对空”。陆平受宠若惊，回校更起劲地压迫北大革命师生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效劳，甚至动用修正主义党纪法规，命令“党团员应当无条件完成这个任务”。

一月十七日
彭真为了进一步控制局面，让许立群召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哲学研究》六个编辑部人员开会，并叫许在会上宣布：三报三刊的学术批刊由他们来管，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许立群又强调一通所谓“放”，说要“有领导地造成‘一场混战’”，妄图转移对吴晗问题的批判。

一月十八日
×××〔注：戚本禹。——编者注〕今天打电话问许立群，批判吴晗政治问题的文章可否发表，许立群答复：“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现在都不能发表。”

一月二十日
彭真在驻外使节会议上猖狂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胡说：“毛泽东思想不完整”，“并不是每句都正确”等等。

一月二十三日
刘少奇、邓小平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望东炮制的《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批转全国，顽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一月三十一日
许立群按彭真的指示，先后搞了七个包庇右派、攻击左派的黑材料，送交彭真，附上一封亲笔，提出了他对“学术批刊”的“意见”。为炮制反革命“二月提纲”做准备的。

一九六五年七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
在前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直接主持下，召开了北大社教运动史上的第二次国际饭店会议。彭真跑去作了报告，挥舞“左派要整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大棒，并胆大包天，造谣说什么：“毛主席说，陆是个好同志。”利用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至高无上的威信来打击左派，包庇陆平黑帮。这会，由邓拓、许立群出面挂帅，彭真亲自导演，刘少奇、邓小平背后撑腰，残酷斗争北京大学一百多名革命左派达七个月之久，对北大运动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北京大学以哲学系为核心的革命左派以“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的革命气质，顶风斗浪坚强不屈。一月份，全国文化大革命形势越来越好，旧市委反党集团开始暴露了。邓拓说：“形势发展很快，再拖就要犯政治错误了。”迫不得以只好草草收场。

二月二日至二月二十日
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次会议请来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向长期把持文化领导权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道路当权派和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攻击。
会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从根本上粉碎了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基础，会后，写出了《座谈纪要》。

二月三日
与江青同志的座谈会完全对立，彭真在北京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会上有两种根本对立意见的斗争。
彭其代表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发下了许立群的七个黑材料，大肆攻击左派，彭真说：“左派也要整风，不要当‘学阀’。”同时竭力包庇右派，说：“已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不要提庐山会议。”他美化反共老手邓拓说：“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长期以来是坚定的。”彭真大谈所谓“放”，说：“为了‘放’，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并叫许立群宣布什么“老教授和学者很紧张”“许多人不敢讲话了”等等。陆定一与彭真紧紧配合，又大反斯大林一通，胡说什么“学术批判不能过火，一过火就有反复。”
康生等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彭真一直作着坚决的斗争。康老指出，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同吴晗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要分清阶级界限，要保护左派，要集中火力针对吴晗，揭露吴晗的政治问题、要害问题，要同庐山会议的政治背景联系起来，康生同志严厉斥责许立群之流，不收集吴晗的材料，专门整左派的黑材料。
会后彭真利用权势，成立了所谓学术批判办公室，封许立群为办公室主任，叫许立群和姚溱给他起草“汇报提纲”，并说要简明，要快。
晚上彭真又给许立群打电话，问提纲明天能否搞出来。许说：“行！”并问彭：“会上意见不集中，怎么写法好？”彭真说：“可以照我最后讲的话写嘛！旁人的话也吸收些就行了。”电话中决定以“五人小组”的名义写，说这样做比以彭真个人名义发表好，这个黑电话为《提纲》定好了调子。

二月四日
许立群和姚溱在钓鱼台关起门来炮制所谓《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谁也不许进去，谁也不让知道，连对同住一个楼里的所谓五人小组一员的康生同志也严密封锁。
《二月提纲》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看待文化革命的形势和性质，根本颠倒了敌我关系，违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的马列主义基本论点，扯起“自由、平等、博爱”的破旗。祭出“放”、“先立后破”、“左派学阀”、“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纯学术讨论”之类的法宝，妄图挑起一场混战，把文化领域的政治斗争纳入修正主义轨道。

二月五日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在家里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二月提纲》，彭真在提纲上面写着：“此件因时间仓促，来不及在五人小组传阅和商酌。”会上，许立群、胡绳口头“汇报”，彭真插了一些话。“汇报”完后，彭真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刘少奇欣然同意说：“没有什么意见了。”邓小平也表示同意，彭真问刘：“是不是就照这个提纲向毛主席汇报？”刘说：“可以这样！”可见，这个“提纲”的幕后老板就是刘少奇，实际上就是刘少奇的“提纲”。

二月七日
彭真、许立群、姚溱等密谋，如何向毛主席“汇报”。姚说“先务虚，后务实”，“要概括些”，要把左派、右派混在一起讲。企图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欺骗伟大领袖毛主席。

二月八日
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吴冷西等人，到武昌向主席作所谓“汇报”。彭真采用欺骗手法，让许立群先讲一通，他作一些补充和插话。在“汇报”过程中，毛主席和彭真的意见是完全对立的，毛主席两次质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彭真事后却造谣，说毛主席认为吴晗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彭真否定解放以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各次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诬蔑这些批判是“虎头蛇尾，没有结论”，说这次要做政治结论。毛主席明确反对和批驳了这种意见，指出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绝不是匆促做一个政治结论就可以解决的。当彭真说到要用“整风”的方法整左派时，毛主席立刻严厉驳斥，说：“这样的问题，三年以后再说。”
“汇报”以后，这个反党野心家彭真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滥用职权，叫许立群和胡绳搞了一个所谓的中央批语，他的《二月提纲》变成中央的正式文件。这个批语没有送给毛主席审阅。而彭真又用罪恶的欺骗手法，说文件已经由毛主席同意，火速发给全党。

二月十二日
现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支持下，革命“二月提纲”正式发到全党。这个提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宣言书。
《二月提纲》的出笼，是刘邓——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蓄谋已久的篡党、篡政、篡军阴谋的大暴露。

二月十八日
许立群和胡绳在北京召集学术界和各报刊负责人传达二月黑“提纲”他们露骨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叫嚷什么思想斗争、学术争论时应当“暂时忘掉无产阶级专政”。传达后分组讨论，邓拓、陆平等混蛋居然被指定为小组召集人。

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
北京听传达的同志在讨论时，彭真带着许立群、胡绳到三线“参观”，和李井泉密谋，走时说：问题已经解决了，讨论讨论就行了。

三月
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了长期写匿名信恶毒攻击林彪同志的陆定一老婆严慰冰。陆定一的反党阴谋败露了。

三月一日
彭真一伙以为阴谋得逞，得意洋洋。许立群指定专人整理并以他自己名义发出《学术批判问题座谈会讨论简况》，吹嘘所谓“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学术界兴无灭资的纲领性文件”，是什么“思想斗争的二十三条”，“总结了过去学术批判和讨论的经验”，等等。短时期内，《二月提纲》流毒全党。全国的批判运动被引入邪道。什么“论清官”、“论封建道德”、“评价历史人物”之类的所谓“纯学术”讨论的文章充斥了各种报刊。思想界弥漫着沉闷的气氛。

三月二日
旧北京市委为保护吴晗，叫他到昌平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化名“老李”（李明光）。

三月十七日至二十日
毛主席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专门就学术批判问题作了指示。毛主席说：我们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吴晗和翦伯赞不是共产党员，又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现在许多地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很差，学术批判还是没有开展起来。各地都要注意学校、报纸刊物、出版社在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对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进行切实的批判。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年青的学术权威。不要怕青年人犯“王法”，不要扣压他们的稿件。中宣部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注：农村工作部一九六二年被解散）

三月二十五日
彭真找了邓拓、范瑾、蒋南翔、宋硕及部分高校负责人开会，研究旧市委简报上刊登的北大法律系考证“海瑞狱”的“经验”。这个“经验”介绍说：“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查检了可能找到的有关海瑞的文献一千五百卷，一千四百多万字的资料，写出一篇批判吴晗关于‘平冤狱’问题的文章。”彭真对这个反革命经验非常重视，倍加褒奖说：“批判吴晗的文章中有一篇写得很好，这篇是几个大学生查了许多古籍，论证了海瑞平冤狱是假，这种批判最有份量，最有说服力。”他还在上面批示说：“方向正确、方法对头、值得推广。”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繁琐考证中去。
这个会上，彭真反革命集团又抛出了调虎离山计，用假“半工半读”来破坏文化大革命。在这方面，陆平又创造了一个“典型”。还在二月一日，旧市委就在北京大学搞假“半工半读”的反革命试点。彭佩云亲自带队，把北大历史系搬到十三陵。“开学典礼”上，邓拓，宋硕、蒋南翔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都亲临会场，以示重视。会上，他们大肆放毒，叫革命师生不问文化大革命，在农村“狠抓教学”，蒋南翔还肉麻地吹捧大叛徒邓拓。文化大革命运动日益发展，彭佩云就愈加着慌，她上窜下跳，拉线搭桥，频繁地来往于前市委（彭真）——燕园（陆平）——十三陵（历史系）之间，死死保住这个反革命的试点。他们强迫革命师生要“三个月内解决世界观问题”、“编出三本书”，就是不让搞文化革命。三月底，旧市委把这个“试点”推向全市。在三月二十五日这个会上，彭真说，“所有学生都下乡去搞半工半读，要批判旧的教科书，改革教学方法。要整系下去。……帐篷已安排去做，你们去筹备，邓拓可以挂帅。”于是，北京市刮起一股下乡搞假“半工半读”的歪风，严重破坏了文化大革命运动。

三月中下旬
①中央和中央军委开会批判大野心家阴谋家罗瑞卿的反党罪行。罗瑞卿畏罪跳楼自杀未遂。彭真在一系列问题上对罗瑞卿的罪行采取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妄图为罗翻案。
②刘少奇、邓小平与一些国家的共产党进行了会谈，差不多从此时起，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有的就明显向右转了。

三月二十一日
林彪副主席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就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写了一封信。林副主席说：“我国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有七亿人口，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革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信中指出，毛主席天才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灌输到工农中去能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三十日
毛主席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谈话，发出了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作出了进行阶级斗争的决议，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都不要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难道中央的决议不算数吗？毛主席指出，扣压左派稿件、包庇反共知识分子的人是“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毛主席又说：“我向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去年九月会议，我问各地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毛主席这个意味深长的发问实在令人深思、猛醒。毛主席还指出：要支持左派，建立队伍，进行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严厉地批评彭真、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指出：如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主席的讲话是彻底捣毁反革命“三家村”“四家店”“阎王殿”的动员令。

三月三十日
中央军委批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并报中央和毛主席审批。
毛主席亲手三次修改《座谈纪要》。

三月三十一日
①康生同志向彭真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否认他包庇吴晗的罪行，说他只主张“放”，“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可以修改一下。”与此同时，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另一个头目刘仁急忙把正在参加四清的李琪，张文松（彭真的小舅子）调回，准备负隅顽抗。
②刘仁散布毛主席要彭真管军事的谣言，彭真向北京卫戍区要来一个团的军队。

四月一日
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和中宣部的阎王殿们顽固坚持反动立场，对抗毛主席的批评。是日，许立群要邓拓送去一份替吴晗喊冤叫屈的材料《吴晗近况》，看后立即批登简报。同时，邓还送了《焦菊隐反动文艺理论的资料》给许，作为制造混战之用。同一天，在彭真的指示下，刘仁、万里召集张文松、李琪、范瑾等在市人委交际处开紧急会议。万里传达彭真的话说：“‘三家村’的事情要解决，……否则更被动。”又说：“对邓拓的本质应有一个认识，他是个好人。”会上决定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市委三人领导小组”，由张文松、李琪、范瑾、宋硕组成“四人办公室”，企图进行垂死挣扎。

四月二日
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指示。彭真向毛主席作假检查，企图蒙混过关，只是空洞地说：“在这一方面确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言外之意，就是说：他在“这一方面”以外的各方面都是正确的。
《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了×××〔注：戚本禹。——编者注〕的文章，《〈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这篇文章被彭真、许立群压了两个半月。

四月三日
彭真偷偷地把未经中央正式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送给许立群和林默涵。林歪曲和剽窃《纪要》的内容，四月七日，抢先在全国创作会议上作“报告”，捞取政治资本，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所谓三十年代的错误路线辩护。
是日，彭真在家中召开北京市常委会，掩饰自己的错误，布置对抗中央。还说什么：“坏人不包括邓拓。”

四月五日
彭真感到灭亡的预兆，在家中召集旧市委一伙反革命分子开会。会上，讲了一通江湖黑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拉一把比踢一脚好。”并表白自己说：“在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农村工厂四清、国际反修等方面，都不是落后分子。唯独在学术方面是落后分子。这是因为上学迟，知道的情况少。”还为自己开脱说：“我的严重错误在于‘放’，想再放几个吴晗出来，结果是幻想。”他继续包庇邓拓说：“邓拓拥护三面红旗，心好的，但写的东西是乌烟瘴气，他在《前线》编辑部一月份已作了检查。”还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取消清规戒律，不要受任何束缚，烧着谁就是谁。”叫嚷：“左派整风清理思想。”又说：“吴晗问题已经差不多了，到定案的时候了。”
晚，旧市委书记处开会。刘仁、郑天翔、万里在会上假惺惺地“批评”邓拓。邓拓说他犯了错误由他自己负责，其他人没有责任。以保护旧市委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会上，通过了旧市委关于邓拓所犯错误向中央、华北局的假报告。彭真指示说：“责任要写含糊一点。”后来定稿时：彭真将报告中邓拓“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一句删去，把根据邓拓的请示，解除他书记处书记的职务一句，改为“最近邓拓同志要求免去他在市委担任的职务，到下面去锻炼，我们准备在党内批评以后，再作组织处理。”

四月九日至十二日
中央书记处开会，周总理参加。会上，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彭真作了几句形式主义的表态，胡说他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反对毛主席，实际上继续顽固抗拒毛主席的批评。康生同志当场戳穿了彭真的鬼花招，系统地批判了彭真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罪行。陈伯达同志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从政治路线方面揭发，批判了彭真的一系列罪行。最后，周总理指出，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
（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
（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四月十日
中央批发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注：中央的第一次批语已撤销，换了一个新的批语）。《纪要》经过毛主席三次审阅修改，它和反革命的《二月提纲》是针锋相对的。它是讨伐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檄文，是捍卫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宣言书。“《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这个《纪要》用毛泽东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林副主席语）

四月十日至十五日
彭真连续召集旧市委常委会，匆匆忙忙地要所属各级党组纪进行所谓对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批判，企图用假批判来掩护他们包庇坏人的罪行，玩弄舍车保帅的手法，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抵抗。
彭真背着中央，把中央的《通知》草稿交给旧市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传阅，严重违背党的纪律。
《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反革命的编者按于十日开始炮制。

四月十五日
旧市委开会讨论“四人办公室”起草的四月十六日编者按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郑天翔说：“邓拓的主要错误是好古”。又说：“对邓拓如何提法要慎重考虑”。草稿讨论后送到彭真家中，他亲自修改，边改边说：“邓拓对三面红旗还是拥护的。”他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名字排列作了煞费苦心的安排，并下令在第二天见报。事后，彭真亲自打电话安慰邓拓，要他做好“思想准备”，并打气说：“改了还可以当文化革命战士”。当天，李琪把假批判、真包庇的材料和编者按语稿送给许立群、林默涵看，三人关门一起密谋，与此同时，“四人办公室”召开全市党委书记会，提前贯彻四月十六日按语反革命精神。

四月十六日
①毛主席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反党罪行。决定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建立文化革命小组。
②旧《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抛出吴晗、邓拓、廖沫沙的材料和精心炮制的“编者按”。这个“编者按”把“三家村”的村长邓拓描写成一个小卒，而把早已揭露的三反分子吴晗说成是主帅，廖沫沙是主将。
当天，旧《北京日报》和《前线》编辑部要邮局与八大城市联系增加发行数量。并大搞特务活动，向中央“摸底”’。搜集中央的动态。下午郑天翔叫各口汇报对“按语”的反映。还派人去看望吴晗和廖沫沙，并亲自去探望邓拓。晚上，刘仁召集市委会作了阴谋布置，由张文松、范瑾、李琪组织力量，收集左派材料，把矛头指向康生等同志。
③北京各高校按黑市委的部署，当天从报社拉回大批《北京日报》，强迫革命师生接受。北大陆平黑帮当天下午就开了假批判、真包庇的全校大会，宋硕亲自导演。陆平在大会上大叫大嚷：“我们主要矛盾指向吴晗，同时又要针对邓拓同志、廖沫沙同志、翦伯赞同志。”

四月十七日
蒋南翔以高教部名义召集京津地区十七所大专院校座谈，会上，让陆平推销“研究海瑞《平冤狱》的反革命经验。”

四月十六日至二十日
彭真在中央开会，仍同旧市委保持频繁的电话联系，遥控旧市委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党活动，向他们泄露会议重要机密。并要旧《北京日报》向他汇报版面安排情况，重要文章送他审阅。

四月十八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是根据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精神写的。社论尖锐地严重地指出：对毛主席的指示，文艺界在建国以来，却基本上没有进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社论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第二天，全国各报转载这篇社论。
社论的发表震动了文艺界，打破了沉闷的局面，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惊恐万分。

四月十九日
中央负责同志批评旧市委，指出四月十六日按语避重就轻，舍车保帅，包庇右派。中央通知首都各单位：
（一）《北京日报》十六日的编者按语和材料，首都各报都不要转载。
（二）各高等院校、各机关、各基层单位，停止执行北京市委布置的那种制造混乱的措施。
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见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叫张文松起草第二个假批判、真包庇的“编者按语”，但未来得及出笼。

四月二十一日
毛主席批发了揭发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的七个文件给旧北京市委全体常委，明确指出要旧北京市委揭发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四家店大掌柜的罪行。刘仁慌了手脚，同郑天翔、万里等密谋后，决定开市委会。（即四月黑会）

四月二十二日到四月二十六日
“四月黑会”开场。由刘仁、郑天翔、万里主持。会议极为诡密，不设记录，不出简报，内容不得外传，要严格遵守“纪律”。
会上，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批发七个文件是要“整人”。他们暗地查了五八至六五年的中央文件及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同志的讲话，整了大批黑材料，铅印十份。后来，中央又批发了第二批揭发彭真罪行的材料，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见势不妙，立刻销毁了材料，砸掉铅版。刘仁在会上拍案大骂：“邓拓五八年来市委，不是市委要来的，是中央分配来的，他的材料我没看过，叛变情况我不知道。”
他们极力对抗主席指示，为彭真大唱赞歌，说什么：“彭真在阶级斗争方面不落后，反修战线不落后，社会主义建设不落后，京剧改革不落后，文化革命跟不上主席。”肉麻地吹捧彭真“一贯正确”，表示要跟彭真反革命到底。疯狂叫嚣“二月提纲”“写得精炼，提得很高。”“说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提纲，提得这样尖锐，这样高，我接受不了。”

四月二十五日
刘仁派郑天翔、万里、陈克寒去欺骗中央，说什么“市委会上大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识提高了”，“认识到提纲是修正主义的”。可恶至极。

四月二十七日
彭真从外地回到北京，刘仁一伙急忙赶去看望。彭真胡说：“我的错误是提纲问题，是骄傲自满问题。”同时又搞了新的阴谋：让刘仁去“休养”、郑天翔去“蹲点”，退居幕后，继续指挥。

四月二十八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陈克寒、赵凡等见大势已去，便假装揭发，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企图蒙混过关，东山再起。

五月一日
周总理在欢迎谢胡同志的大会上讲话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全局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头等的大事。

五月四日
①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彭、罗、陆、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杨尚昆是刘邓安插在中央机要部门的特务，先后盗窃国家机密档案15万件，里通外国。林彪同志在会上指出：“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的。……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
“彭、罗、陆、杨是文武相结合，抓舆论、抓枪杆子，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搞的起来。”林副主席告诉大家：“毛主席最近两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很多措施，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要害部门、电台。”
这次会议彻底捣毁了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打破了刘邓黑司令部的阵线。
②《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

五月七日
毛主席看了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号召工、农、兵、学、商和党的机关都要成为革命化的大学校，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

五月九日〔注：原文如此，应为五月八日。——编者注〕
《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同志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光明日报》发表何明同志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向“三家村”黑店及其后台老板发起了猛烈攻击，举国震动，旧北京市委开始全线崩溃。

五月十日
①上海《解放日报》引《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评“三家村”》。第二天，全国各报刊转载。
②我国第三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五月十一日
①《红旗》发表×××〔注：戚本禹。——编者注〕写的文《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旧北京市委陷入四面楚歌。
②华北局派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工作组长黄志刚（华北局宣传部长）说：“工作组是来帮助市委抓文化革命的。”给黑帮分子吃定心丸。

五月十四日
宋硕召开紧急会议，布置“加强领导”“坚守岗位”。北大、清华等高校党委用同一腔调布置运动。“三家村”的伙计玩弄“能保存多少车马就保存多少车马”的阴谋。

五月中旬
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委派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

五月十六日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通知》。《通知》批判了《二月提纲》的反动实质，宣布撤销所谓“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设新的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这个小组由陈伯达同志任组长，康生同志任顾问，江青同志任第一副组长。
《通知》告诫全党：“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五一六通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粉碎了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的阴谋。这个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是伟大的历史文件。